陈寅恪在助手黄萱帮忙下正在著书(摄于一九五七年)

没有博士头衔的陈寅恪,却被称为清华园中的“活字典”、“教授的教授”。

1947年陈寅恪与王力教授

晚年的陈寅恪双目失落明,但他永久睁大着眼睛,目光如炬。

恪字究竟怎么读

中山大学陈寅恪故居,屋前的小路即著名的“陈寅恪小道”

陈寅恪与家人1951年在广州

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关于陈寅恪的传奇故事,就一贯在清华园里流传着。
乃至他的名字,也被人们几次再三谈论——当年,清华高下都叫他陈寅恪(què)师长西席
然而在不少字典里并没有“恪(què)”这样的读音,有人请教他:“为什么大家都叫你寅恪(què),你却不予纠正呢?”陈师长西席笑着反问道:“有这个必要吗?”他彷佛更希望人们理解他的学问及其代价,他的全体生命是和学术连在一起的。
他在国难、家恨和个人的坎坷中,为学问付出了生平。

——编者

中国网

王继如,男,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
出生于1943年,广东揭阳人。
1966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学院(今改师大);后师从训诂学大家徐复师长西席和文献学大家张舜徽师长西席,获文学硕士和历史学博士学位。
长期从事文献措辞的研究事情。
曾任台湾东吴大学客座教授。
紧张著作有《训诂问学丛稿》、《敦煌问学丛稿》等。

史学大师陈寅恪师长西席名讳中的“恪”字究竟该当读什么音,是kè还是què,已经在报刊上和网络上谈论了好几年了。
从去年年底到今年春天,著名学者周汝昌和吴小如师长西席也都参加了。
我以为吴、周两师长西席的论证有些可以谈论,我也通过这个问题引起了理论上的一些思考。

首先,我以为这个谈论是很故意思的。
它关系到:一、一些有异读的音,该当如何规范;二、语音的演化,该当如何研究;三、语音演化中的特例,该当如何对待;四、从这些问题中,来看语音研究中的根本理论问题。

陈师长西席的名讳“寅恪”何所取义?“寅”是其生年,陈师长西席生于1890年,时为光绪十六年庚寅;“恪”是其辈分,他在义宁陈氏中是“恪”字辈。
听说,陈师长西席的祖父陈宝箴的同科举人陈文凤制订了谱派——“三恪封虞后,良家重海邦。
凤飞占远耀,振采复西江”,陈师长西席的父亲是“三”字辈,名“三立”,陈师长西席的孩子都是女性,名字中就不用谱派,其侄子陈封可等,是“封”字辈。
“三恪封虞后”是有出典的,史籍上说:武王克殷,未及下车,就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封帝舜之后于陈。
用这三封,来表示恭敬。
“恪”便是恭敬义。
据此说来,陈氏的远祖,便是虞舜了。
“恪”字本来写作“愙”,宋代的笔墨学家徐铉说“恪”是其俗体字。
“恪”读什么音好?京津地区,大都读què。
著名的音韵学家王力师长西席也是随着念què的。
吴小如师长西席的文章说:京津一带,《愙斋集古录》便读作“què斋”,以是“恪”读què是有根据的。
陈师长西席本人又是如何读的呢?他自己1940年亲笔书写的致牛津大学的英文信,题名是“TschenYinkoh”(《陈寅恪集·书信集》223页,三联书店2001年版),显然,这是据“恪”为苦各切的音拼写的(“恪”只有这一个反切,在历史上它不是多音字),以是还保存了入声尾h。
据此是难以断定陈师长西席是如何将此字折合成国语的(国语中没有入声,也没有ko这个音节)。
陈师长西席对这个字的国语读法,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是读kè,听说,清华图书馆元老毕树棠师长西席曾经问过陈师长西席,陈师长西席见告他“恪”应读ke音,他又问“为什么大家都叫你寅què,你不予以纠正呢?”陈师长西席笑着反问“有这个必要吗?”另一个版本是读què,听说,陈师长西席本人就说过此字读què(传说而已,羌无实证),以是他的夫人、女儿、助手、学生都如是读。
这些都是口耳相传的说法,叫人莫衷一是了。

“恪”究竟该当读什么音。
这关系到g/k/h受后面的高元音的影响而读成j/q/x的问题,也便是颚化问题。
这个颚化,明朝时已经显示出来了。
迄今为止,其基本规律已经非常明白了,便是:四等(除蟹摄合口外,如“桂”字)必颚化;三等开口必颚化(如“九”字),合口则存在两种状况(如“去”颚化,“鬼”不颚化);二等开口大都(不是全部)颚化,而方言中却常常不颚化,两种状况的存在相称普遍,二等合口不颚化;一等则不颚化。

“恪”是一等字,不颚化,据其反切折合成本日的音是kè,而北京话在“恪守”这个词里也都读kè。
汉字读音的规范,因此北京音为标准的,同时也考虑到反切折合成今音的规律。
两者如果不一致,自然以北京音为准,是日然限于北京话中常见的字。
按照这个办法,将“恪”的读音规范为kè是恰当的。

认为该当读què的大都据二等字来证明,这样的论据是不能证明其论点的。
很多人都喜好用“确”字来证明“恪”可以读què,这是有问题的。
“确”字是胡觉切,二等字,常组成“硗确”一词表示地皮多石而贫瘠,现在用作“確”的简体字,而“確”本身是苦觉切,同样是二等字。
以是“確”在方言中会读为“ko”或“ka”(均为入声),而普通话中读为“què”,这是二等开口字的颚化,不可以用来证明一等字一定颚化。
周汝昌师长西席文章中所举的例子中,“客”、“嵌”都是二等开口字,按语音演化规律,多数是颚化的,但是也不是全部都颚化。
如“客”字,周师长西席文中说其家中的保姆读qiè,我所知道的,还有山东德州、内蒙古的呼和浩特、乌兰察布市都念qiè,这不能说违背规律。
但北京话仍念kè,以是规范的读音是kè。
“嵌”虽然也有不少方言读kàn,但也只能根据北京音读qiàn。
周师长西席的文章较别人不同的是还举了三四等的字,这就更不能解释问题了。
如“去”是三等合口,北京话中是颚化了的。
清代八旗人念作kè,今延安人也如此念,京剧《法门寺》的道白也如此念,这样的读法还有很多地方,如南京、江淮等地。
这只能解释该地保留一种老的读音。
而京剧本来就哀求分尖团,用这样的读音是正常不过的了。
但这些都不能改变qù为标准音的读法。
“契丹”之“契”,是四等字。
俄语中“契丹”对音为kitai并用来称中国,只能解释当时俄国人听到的这个字的音是未曾颚化的,其声母是k,不见得当时它也可以以q为声母。
它后来颚化了才读为qì的。
不同地域、不同时期,同一个字有不同的读音,这些不同是源于同一反切的分解呢,还是本来就有不同的反切?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宝贵的措辞材料。
但是,不宜作为同一个平面来看待。

同一个字,同样的反切,在本日的不同方言区会有不同的读音。
这种状况,音韵学上一样平常是不叫做“一音之转”的。
我们说的一音之转,指的是两个不同的字,它们之间声韵有转变的关系,而意义上也有附近相通之处。
周师长西席文章中所说的“可正是”如果确实可以将“可”读为“恰”的话,那便是一音之转。
而且,“可”是一等字,这样说来一等字也就可以颚化了。

可惜的是,周文所举的这个例子,是成问题的。
“可,犹恰也。
”张相的《诗词曲语辞汇释》卷一已经说过。
所举最早的例子有李白的《古风》“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西厢记》“可正是人值残春蒲郡东”是其第三例。
周文所说实承张相。
不过,张相可要谨严得多了,他只是说“可”可以训为“恰”,并没有说“可”可以读成“恰”。
想想吧,在唐代,“恰”有收音“p”,是咸摄二等字,“可”是个开音节,是果摄一等字。
你要说“可”能读成“恰”,要花多少力气拐弯抹角去寻路径呀!
用这个无法得到实证的例子,怎么能证明一等字也可以颚化呢?说一音之转,那必须有相称多的证据。
不可不谨慎。

据上说述,“恪”在京津地区,既读kè,又读què,实在是一种特例。
为什么可以读què呢?我根据吴师长西席文章供应的线索,做了点猜想。
吴师长西席说“愙”字京津读为què。
此字同样是苦各切,本来也是一等字;但字从“客”得声,而“客”是个二等字,京津地区大概就依此作为二等字来读吧?而“恪”既是其俗体字,自然也就可以读作què了。
《集韵》中从“愙”字孳乳出一个“愘”字,有丘驾切的音,也是个二等字。
据丘驾切折合成本日的读音,便是qià了。
吴师长西席说听讲吴语的人将“恪”读成qia,其缘故原由可能就在此。

至此,我认为,“恪”在现在这个历史阶段,规范的读音该当仍为kè,读què则是其变音,不可以为典要。
但是,如果颚化还在连续进行,连续扩大,也不排斥将来某一天,会将què作为其规范音。

只有一个反切的“恪”字,在京津一带却歧为两读,实在是非常故意思的措辞事实。
这个事实,对原来的从西方引进的新语法学派的音韵理论提出了寻衅。
这种理论认为,语音规律是无例外的,符合音变条件的词,会同时发生同一变革,涌现“聚族而居”的状态。
鉴于这种理论和措辞实际的龃龉,旅美华人学者王士元师长西席经由多年的研究,提出“词汇扩散理论”来纠正它的毛病。
“词汇扩散理论”认为:读音的变革,并不是所有符合音变条件的字同时发生同一变革,而是在韶光推移中逐个变革的。
只要这个过程还没有完成,就可以不雅观察到不规整的征象,即所有该当变革的字中,有已变的,有未变的。
而率先变革的,是那些利用频率较低的字,其缘故原由是它的音韵位置没有利用频率高的字来得明确。

用这个理论来看我们所谈论的问题,就会看得更加清楚些。
汉语的颚化过程,大概迄今并未完成,其迹象如:上面所说的二等开口颚化的不规整状态,其范例的如”客”在有些地方读qiè;二等合口本不颚化,而河南灵宝虢镇将“虢”念作jué,颚化了(朋侪马汉鹏说,他曾在该地事情多年);三等合口变革的不规整状况,吴语中也如是,“龟”、“鬼”、“跪”、“柜”、“贵”颚化了,而“归”、“轨”、“亏”等不颚化。
四等蟹摄合口是不颚化的,如“桂”字,但在温州话中却颚化了,念jù(温州大学马贝加教授说)。

这个颚化过程,迄今基本上没有涉及一等字。
一等字有颚化的又音的,本日我所知只有“恪(愙)”字,其以是颚化,究其缘故原由,便是在口语中利用频率不高,其音韵位置又不太明确,虽然反切音是一等,而“愙”的从“客”得声,“客”却是二等,而从“愙”字孳乳出来的“愘”又是二等,清代惠栋的《春秋左传补注》卷四就说“三恪”在魏封孔羡碑又作“愘”,有这两个缘故原由,就让它率先产生颚化的又读què了。
“恪”的正读和又读在京津地区同时并存,很是有趣。

转头再看陈师长西席对他的名字中的“恪”的读音处理,以为正读是kè,而又不去纠正què音,这正显示了智者的眼力呀。
(王继如 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