忻州长城历史悠久,资源丰富,个中著名的关隘有雁门关、偏头关、宁武关等。长城脚下出身了崔颢、李贺等诗坛年夜师,也留下了元好问、苏辙等人彪炳史册的名句,浩如烟海的诗歌,写出了中国人的千古情愁。本日,就让我们一起在古诗词中领略忻州长城吧。
关怀民生,闪耀生命至上的人性光辉
“长城”之称始于春秋战国期间,《史记·楚世家》中记载:“齐宣王乘山岭之上,筑长城,东至海,西至济州,千余里,以备楚。”战国古长城连绵不绝、巍峨雄伟,联结农耕和游牧两种文明,这也成为此后长城承载的主要义务。
早在东汉期间,就有对忻州长城的干系描写。“我所思兮在雁门。欲往从之雪雰雰。侧身北望涕沾巾。美人赠我锦绣段,何以报之青玉案。路远莫致倚增叹,作甚怀忧心烦惋。”张衡的这首《雁门关》共分四章,文辞婉丽,感情真切,利用回环重迭、反复咏叹的艺术手腕,表达墨客探求美人而不可得的惆怅忧伤心情。
张衡,字平子,南阳西鄂县人,东汉期间精彩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发明家、地理学家、文学家。他从前曾游学三辅,历任郎中、太史令、侍中、河间国相等职,晚年因病入朝任尚书,于永和四年(139年)逝世,享年六十二岁。中国当代作家、历史学家郭沫若曾评价他:“如此全面发展之人物,在世界史中亦所罕见。”
偏关豪杰山长城 杨峻峰 摄
魏晋南北朝是古代民族领悟的主要期间,“长城”这一边塞诗中的主要意象,与“大漠”“汗马”“疾风”“秋草”“旌旗”“明月”“胡乐”等意象相结合,呈现出边塞辽阔凄美的景象,也表示出民族间的互换领悟。彼时文人们将悲天悯人的博大肚量胸襟和心系苍生的朴拙情绪,寄寓于长城主题诗歌之中,显现出中华民族的仁爱精神与和合思想,使长城主题诗歌从一开始就闪耀着人性关怀。
南朝精彩墨客鲍照的《拟古诗·幽并重骑射》云:“幽并重骑射,少年好驰逐。毡带佩双鞬,象弧插雕服。兽肥春草短,飞鞚越平陆。朝游雁门上,暮还楼烦宿。石梁有余劲,惊雀无全目。汉虏方未和,边城屡翻覆。留我一白羽,将以分虎竹。”此诗是作者戎行诗的代表作之一,通过对幽并少年高强身手、豪迈气概的夸赞以及对其报国壮志的歌颂,寄托作者希望收复失落地、立功边陲的爱国情怀,可谓一曲时期的年夜方之歌。
鲍照,字明远,南朝宋文学家,曾任临川王国侍郎、前军参军,后因宫廷斗争去世于乱兵之中。鲍照在文学创作方面取得瞩目造诣,与谢灵运、颜延之合称“元嘉三大家”,著有《鲍参军集》,其诗雅丽,不避危仄,又创七言隔句用韵与中间换韵之法,对后世诗歌颇有影响。
“长安少年无远图,生平惟羡执金吾。麒麟前殿拜天子,走马西击长城胡。胡沙猎猎吹人面,汉虏相逢不相见。遥闻鼙煽惑地来,传道单于夜犹战。此时顾恩宁顾身,为君一行摧万人。壮士挥戈回白日,单于溅血染朱轮。归来饮马长城窟,长城道傍多白骨。问之耆老何代人,云是秦王筑城卒。薄暮塞北无人烟,鬼哭啾啾声沸天。无罪见诛功不赏,孤魂流落此城边。当昔秦王按剑起,诸侯蒲伏不敢视。富国强兵二十年,筑怨兴徭九千里。秦王筑城何太愚,天实亡秦非北胡。一朝祸起萧墙内,渭水咸阳不复都。”在一些墨客笔下,长城亦成为戍卒所处苦寒之地的象征,墨客对防守边塞的将士予以怜悯和同情,侧面流露出对战役的训斥和对和平统一的渴望。王翰的这首《饮马长城窟行》为歌行体,作品用直白的措辞表达对战役的训斥和控诉,从中不丢脸出墨客驾驭措辞的才华和看问题的独特角度。此诗由一人而及天下,气势贯通,结尾的历史思考陡然升华主题,拓宽了境界。
王翰,字子羽,并州晋阳人,唐代边塞墨客。唐睿宗景云元年(710年)中进士,举直言极谏,调昌乐尉,复举超拔群类,召为秘书正字,后擢通事舍人、驾部员外郎,出为汝州长史,改仙州别驾。王翰少时就聪颖过人,才智轶群,举止豪放,不拘礼节,常与文人志士结交,杜甫诗中以“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之句惊叹其性恋人品。
代价确立,授予长城人文的精神气韵
到了唐代,随着边塞诗的繁盛,忻州长城主题诗歌不断丰富。文人强烈的反战感情与舍身报国的家国情怀交织在一起,使得忠义精神与爱国情怀充斥作品间,一些墨客更是将大胆贤德的人格精神与长城的军事功能比较拟,授予长城内在的精神气韵。他们一方面站在民本思想的角度,训斥大力修建长城带来民生苦痛,另一方面又对长城本身具备的军事防御代价与内在精神代价予以肯定,认为长城不仅是保卫家园的坚实樊篱,更是将士倔强不屈精神的象征。
唐代墨客崔颢创作的一首七言律诗《雁门胡人歌》曰:“高山代郡东接燕,雁门胡人家近边。解放胡鹰逐塞鸟,能骑代马猎秋田。山头野火寒多烧,雨里孤峰湿作烟。闻道辽西无斗战,时时醉向酒家眠。”这首诗独具匠心,别开生面,通过反响雁门关外胡人的生活风尚,描写和平给少数民族公民带来的安乐生活,有条有理地展现出边地少数民族好勇尚武、粗犷豪迈的精神面貌,表达了凝重的反战主题。全诗格律严整,诗境雄浑壮阔,笔力跌宕生姿,表示了清峻的风格。
崔颢,河南开封人,出身于唐代顶级门阀士族“博陵崔氏”,唐开元十一年(723年)进士及第,官至太仆寺丞。他秉性耿直,才思敏捷,作品冲动大方豪放,气势宏伟,早期多写闺情和妇女生活,反响上层统治阶级的生活,后期则以边塞诗为主,诗风雄浑旷达,反响边塞的年夜方豪迈、戎旅之苦。崔颢最著名的诗是《黄鹤楼》,传说李白登黄鹤楼时听闻此诗,大为折服并发出感叹:“面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
唐代墨客李贺利用乐府古题创作的诗歌《雁门太守行》写道:“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燕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去世。”此诗用冶艳斑驳的色彩描述悲壮惨烈的战斗场面,表现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的边塞风光和变化多端的战役风云。首句写景又写事,渲染兵临城下的紧张气氛和危急形势,并借日光显示守军威武雄壮;第二句从听觉、视觉两方面渲染沙场的悲壮和战斗的残酷;第三句描述部队夜袭和浴血奋战的场面;末了一句引用典故写出将士誓去世报效国家的决心。全诗意境苍凉,格调悲壮,具有强烈的震荡力和艺术魅力。
李贺,字长吉,河南宜阳人,唐朝中期浪漫主义墨客,后世称“李昌谷”。他出身唐朝宗室大郑王(李亮)房,门荫入仕,授奉礼郎,但因仕途不顺,热心于诗歌创作,后不幸英年早逝。李贺是中唐到晚唐诗风转变期的代表者,与李白、李商隐并称为“唐代三李”。 他的诗作想象极为丰富,常常运用神话传说来托古寓今,感叹生不逢时,倾诉内心苦闷,抒发对空想、抱负的追求,故后人常称其为“鬼才”“诗鬼”,称其创作的诗文为“鬼仙之辞”。
“高关闲独望,望久转愁人。紫塞唯多雪,胡山不尽春。河遥分断野,树乱起飞尘。时见东来骑,心知近别秦。”这是唐代墨客许棠创作的五言律诗《雁门关野望》。该诗风格沉郁,景情互见,墨客独自登临雁门关,首句直抒自己的感想熏染,接下来描述雁门关内外积雪经冬、断野飞尘的景象,边塞杳无人烟,仅偶尔有巡骑途经,一片苍凉。
许棠,字文化,宣州泾县人,“咸通十哲”之一。他科举应试二十余次,直到唐咸通十二年(871年)始登进士第,授泾县尉,后任虞州从事,乾符六年(879年)前后任江宁丞,不久归居。
刘应雄 万里长城偏头关
历史演进、民族领悟与人文精神的交织契合,使得忻州长城在军事与政治意义之外,被授予丰硕的文化与情绪意蕴,其作为自然景不雅观与人文景不雅观的双重内涵得以丰富和彰显,文化代价、情绪代价与审美代价在历史的积淀中逐步确立。这种不断延续的情绪与审美生理,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和合思想的外显,是墨客对中华民族安宁社会秩序的渴望与祈盼,其背后则是沉淀在精神深处的“大一统”思想。由此看来,古代忻州长城主题诗歌可谓集反战感情、思乡情绪与渴望和平于一体,而这种深层的文化内涵正是源于中华民族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核心精神。
交往交融,彰显亲如一家的历史图景
长城戍防体系在北朝至宋、辽、西夏、金这一期间得到进一步发展,此时的长城不仅具有防御的功能,同时也关涉宋与辽、西夏、金的往来,在促进文化互换、经济繁荣和政治和解等领域,其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纽带浸染更为明显。恰是以,不论从社会功用、文化传承角度,还是在抒怀、审美意象的承续方面,这一期间文人都对长城予以关注,并通过诗词表达情绪心声。在他们的笔下,长城不仅仅是历史遗迹,更是一种精神力量的象征。
北宋司马光《五哀诗·李牧》:“椎牛飨壮士,拔距养奇才。虏帐方惊避,秦金已闇来。旌旗移幕府,荆刺蔓丛台。部曲依稀在,犹能话郭开。”此诗是司马光谒李牧祠的感慨之作,颂扬赵国大将李牧是能骑善射的忠勇将领。李牧作为“战国四大名将”之一,是赵国精彩的军事家,官至相国。他的平生业绩大致可划分为两个阶段,先是在赵国北部边疆,抗击匈奴;后以抵御秦国为主,因在宜安之战重创秦军,得到“武安君”的封号。战国末期,李牧是赵国赖以支撑危局的唯一良将,素有“李牧去世,赵国亡”之称。公元前229年,赵王迁中了秦国的离间计,听信谗言攫取李牧的兵权,不久后将李牧杀害。后人为纪念这位忠勇的爱国将领,在雁门关建筑李牧祠。
司马光,字君实,晚年自号“迂叟”,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卒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他主持编纂的《资治通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通史著作,笔墨朴实简洁,叙事清晰,有文学色彩,历来为人们所推崇。司马光为人忠直严谨,低调淡泊,有破瓮救友、诚信卖马等逸事,为众人乐道。朱熹曾评价“其人严而正”,盛赞司马光的诚正之心、德化之功与治国救世的肚量胸襟。
刘应雄 万里长城雁门关
宋代苏辙的《奉使契丹二十八首其六过杨无敌庙》诗云:“行祠寂寞寄关门,野草犹知避血痕。一败可怜非战罪,太删嗟独畏人言。驰驱本为中原用,尝享能令他乡尊。我欲比君周子隐,诛彤聊足慰忠魂。”
“杨无敌”是过去百姓对杨业将军的誉称。杨业为人倜傥任侠,忠烈武勇,北汉建立后,追随北汉世祖刘崇,任保卫指挥使,屡立战功,迁升建雄军节度使,号为“无敌”。宋太宗灭亡北汉后,他归顺宋朝,拜郑州刺史,授右领军卫大将军,累迁云州不雅观察使、代州刺史兼三交驻泊兵马支配。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在雁门关之战中大破辽军,威震契丹。雍熙三年(986年)杨业随军北伐,在陈家谷口力战而去世,追赠太尉、中书令、大同军节度使。
苏辙,字子由,眉州眉隐士,“唐宋八大家”之一。嘉佑二年(1057年)与其兄苏轼同登进士科,初授试秘书省校书郎、商州军事推官,宋神宗时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出为河南留守推官,宋哲宗登基后,入朝历官右司谏、御史中丞、尚书右丞、门下侍郎等职。政和二年(1112年)去世,年七十四,追复端明殿学士、宣奉大夫,宋高宗时累赠太师、魏国公,宋孝宗时追谥“定亲”。苏辙与父亲苏洵、兄长苏轼齐名,合称“三苏”,平生学问受父兄影响,以散文著称,善于政论和史论,苏轼称其散文“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
元好问《满江红·雁门关》诗曰:“楼断苍云,似故帅、叱威点阅。分明见、秋高敛籁,峰群肃列。箍地龙蜒犹揣火,锁关虎隘能坚铁?只回雁、叹堞草摇风,声声咽。烟灰散,凭热血;萤光熠,伤明月。纵潘杨不语,众人还说。可恨忠奸多惹瀣,直疑清浊都含谲。抬望眼、问大好河山,真无辙?”
词的上阕讲述外族入侵,将帅战去世雁门关后一片苍凉的景象。下阕痛斥奸臣作歹、帝王昏庸,导致北宋灭亡的情状。墨客站在雁门关上,面对肃列群峰、揣火龙蜒、锁关虎隘、忠坟青冢非常感慨,并发出疑问:难道北宋真的没有办法挽救,注定要灭亡吗?
长城戍防体系在明清进入成熟期间,比起以往历代,忻州境内的明长城在数量上也最多,坚固的长城作为主要的军事防御工程,不仅是预防战役、掩护和平的樊篱,同时还调度了农耕与游牧两种不同的经济秩序与生产生活办法,对促进经济发展、文化融通、民族领悟起到主要浸染。
明代高叔嗣创作了一首五言律诗《宿八角》:“严更金柝起,杪岁玉关寒。行侣时相问,边城进更难。归心惟昼夜,客鬓已星残。仰悟中林羽,投枝亦未安。”“八角”即今神池县八角镇,是一座明代堡城,现在城墙四方合围,基本无缺,南门尚存。据《宁武府志》载,明弘治年间兵使王璇筑八角堡,嘉靖四年(1525年)建八角仓,后扩建,万历十五年(1587年)砌砖堡圈周长四里,高三丈五尺,有东、西、南三门。八角堡地处宁武关与偏头关防务联线,东南接神池堡保卫宁武,西连西峪口驰援偏头,东北走利民堡与朔州呼应。如此,八角和利民、神池两堡就形成了三角形布防格局,同为三关边防要塞。
高叔嗣,字子业,号苏门隐士,今河南开封人。明嘉靖二年(1523年)进士,官至湖广按察使,善断疑狱,人以为神。其诗清新婉约,被明朝文学家蔡汝南推崇为“明朝第一墨客”,著有《苏门集》八卷。
“半壁孤城水一湾,万家烟火壮雄关。黄河曲曲涛西下,紫塞隆隆障北环。铁笛数声催戍急,玉沙千里叹储艰。荒陬斗绝今如此,未许将军即解颜。”偏关地处晋陕峡谷之中,长城建筑因时制宜,通道豁口处又筑石边、土墙,连绵不断,构成严密的军事防御体系。明代崔镛的这首《偏头关》,形象道出其在古代防务上的主要地位。
崔镛,字汝洪,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中进士,授潞安府推官,迁户部主事;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升山西按察司佥事,进左参议,再进按察司副使;万历中任岢岚道,进都察院右佥都御使,巡抚山西、提督雁门诸关。
“边城无日不风沙,白草黄云万里赊。夜夜城头听觱篥,吹残陇水又梅花。”明臣李濂的这首《宁武关》阐述了其任山西按察使司佥事时,在宁武关的所见所闻。全诗边塞风情浓郁,颇得唐人流韵,特殊是后两句,使读者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平添征人情怀,令人愀然。
李濂,字川甫、川父,号嵩渚,河南开封人。他自幼聪颖,好读书,九岁时工古文,作《理情赋》,明正德八年(1513年)举乡试第一,次年殿试二甲,赐进士出身,先后任沔阳知州、宁波府同知、山西按察使司佥事,嘉靖五年(1526年)免归,在乡闲居,杜门谢客,以著述自娱。
长城内外是故乡。长城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见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式发展的历史进程。作为传承长城文化的主要载体,古代长城主题诗歌记录了长城内外各民族交往互换交融的历史步伐,书写了中华民族发奋图强的奋斗精神和众志成城、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同时也承载着守望和平的时期精神。
挖掘并梳理古代忻州长城主题诗歌,不仅对丰富北方地域文学研究有着重要的代价,同时在弘扬长城精神、增强文化认同、武断文化自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方面,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与当代代价。可以说,长城主题诗歌与长城一样,是中华各民族儿女共同的文化影象,是历史留给中华儿女的宝贵精神财富。(俊 闻 王 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