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公历三月十二日是我国的植树节，各地群众都自发地组织起来进行植树活动。实在早在西周期间，国家就设有“林衡”、“山虞”等官，司理各地城廓沟池的植树造林事务，规定“不树者无椁（椁，棺外大棺）”；“凡宅不毛者有里布”（里布，赋税）。
春秋战国期间，诸侯混战，但各诸侯国倡导植树者仍不乏人。齐国管仲说：“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不可以为天下王。”为了鼓励植树造林，规定中“能树百棵使繁衮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对忽略者，相应制订惩罚条款。
进入秦汉，历朝皆实行促进植树的政策。据传，秦始皇东巡登泰山。见草木一片冷落，即下诏“勿伐树木”，令城廓宅旁“每三丈而树……树以青松。”汉初文帝、景帝时，九次颁布劝民植树之诏：“多农桑，益种树，可得衣食品。”
北魏孝文帝时。实行植树与田法相结合的经济制度，“男夫一人给田二十亩，课莳余，种五十树，枣三株，榆三根……限三年种毕。”把种树提高到和粮食生产同等主要的地位。
隋朝历时短暂，但炀帝初年即为绿化大运河堤岸敕令植树，且亲率群臣种柳以示范。唐代京城长安，通道两旁遍植树木，形成“街垂千杪柳，霞映两重城”的绿化环境。
洪武元年，明太诅朱元璋于登基之初，下诏各地：“令天下广植。凡民户有田者，须种桑麻，栗枣各二百株。”在此诏令下，仅帝都金陵钟山一带，就植树五十余万株。清代为鼓励广植堤岸防护林，曾制订“立捐栽议叙之法”的褒奖制度。凡“文武官员自通羊、守备以上，各出己资栽柳干株方为称职”，超出规定者，议院记功晋级。
以上是古代当权者对植树造林的重视。而历代名人、文士、官员爱树植树的亦颇不乏人。三国时东吴丹阳太守李衡晚年退居乡间，在荒山种千株柑桔，临终时并留下遗言：“家有‘木奴’千头，子孙继以操劳，衣食足可享用。”一时成为民间茶余饭后的发言资料。
自古以来，有识之士都十分重视植树，把“树木”与“树人”相提并论。大凡墨客，都爱好植树，每到一处，都要带头植树，美化环境，造福子孙后代，被人们誉为佳话。多数还写下许多随处颂扬的诗篇千古流传。
唐代著名墨客杜甫，公元759年安史之乱后，来到四川成都，在西郊浣花溪营造草唐时，四处探求树苗，亲自栽种。正如诗云：“独绕虚斋径，常待小爷柯。幽荫成颇杂，杂木剪还多。”在他的苦心经营下，终于使草唐前院换新颜，确实像他在诗中写到的“万里桥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沧浪。风含翠筱涓涓净，雨裹红渠冉冉喷鼻香。”真是一副幽美的田园山水画啊！
被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著名墨客柳宗元，也对植树情有独钟，当年在柳州贬任刺史时，一上任就“手植黄柑二百株”，为了改变柳州面貌，他一边号召百姓种庄稼，边动员群众植树造林，结果第二年初见成效，使柳州“春来新叶遍城隅”。当他离任时，城里城外，河边路旁已是柳成荫，树成行，处处呈现一派绿色景象，他触景生情，写下这样一首诗：“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谈笑为故事，推移成昔年，垂荫当覆地，耸干会参天。好作思人树，惭无惠化传。”既真实生动，又诙谐风趣，被传为千古嘉话。他不仅倡导植树，而且身体力行，总结出植树经：“凡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确是履历之谈。
另一位唐代墨客白居易作过多处地方官，他从小就与树结下不解之缘，以种树为乐，习以为常。每到一处，都要栽花种树，在谪居忠州（今四川忠县）任刺史时，把栽种树木花果视为造福百姓的大事，带动百姓在城内种了很多花木果树，为了担保成活率，他每天带着书童修渠、培土、引泉灌溉。并以诗咏事：“持钱买花树，城东坡上栽。但购有花者，不限桃李梅。”被传为佳话，广为流传。他诗中有“手栽两松树，聊以当高朋”“白头种松桂，早晚见成林”等句。白居易的《春葺新居》诗云：“江州司马日，忠州刺史时。栽松遍后院，种柳荫前墀。”显示了爱树植树的情怀。
北宋大文学家苏轼任杭州刺史，修浚西湖，在湖堤上种树，至今留下“苏堤春晓”景不雅观。实在苏轼少年时曾种松树数万株，并在《戏作种》一诗中写道：“我昔少年日，种树满东岗。初移一寸土，琐细如稻种。”可见其种树之热心，负责和细致。后谪居黄州，在南门外筑东坡雪堂时。在周围种满了柳、桑、竹、栗等树种，并留下了“去年东坡捡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的佳句，随处颂扬，盛久不衰。清末，左宗棠率部新疆戍边，沿途大种柳树，被称为左公柳。他题诗云：“大将西征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东风普度玉门关。”
人栽树，要比给自己刻石树碑明达得多，黄帝陵地面建筑几度兴废，唯“黄帝手植柏”依然郁郁葱葱，黄帝子孙在树下瞻仰，“古人栽树，后人乘凉”之崇敬心情油然而生，曲阜有“先师（孔子）手植桧”岱庙有汉武帝手植柏，都是重点保护文物，使人永久纪念。现在中外元首政要互访，也常以手植一树为友好纪念。
天下名山僧占多，实在山本无名，只因僧人把稳保护生态环境，才有鹤舞鹿鸣之幽，松风云涛之胜。众人少干些砍树煮鹤的蠢事，就会给子孙多留些福荫，世上就会多一桃源胜境。传说西湖净慈寺有一株古松，某新任太守为修造衙门敕令征伐，方丈急得无计可施。幸亏济颠和尚写了一首诗派人送给太守，诗云：“庭松百尺接天高，久与山僧作故交。本谓枝柯千载茂，谁知刀斧一齐抛。庭前不见龙蛇影，宅畔无闻风雨号。最苦早间飞去鹤，晚回不见旧时巢。”太守见诗，权衡短长，终于收回成命。不足为奇，《随园诗话》中也有记载说，江西某太守要砍伐一株古树，有人事前在树上题诗一首：“遥知此去栋梁材，无复清荫覆绿苔。只恐月明秋夜冷，误他千岁鹤归来。”太守读之，痛惜有感，遂不伐。当然，这些僧人只能以情动人，以理劝人，他们手中无权，所起的浸染是有限的。冯玉祥带兵，无论行军操练，都哀求官木爱护树木，军队驻防要植树造林。他屯兵徐州时，为申明纪律，写了一首护林诗示众：“老冯驻徐州，大树绿油油。谁砍我的树，我砍谁的头。”冯将军手握兵权，保护树木竟比本日保护大熊猫还抓得紧，当然，会收显效。而今，我们对滥砍乱伐者不一定非得砍头，但加强爱树护林、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制培植却是刻不容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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