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父老之道也！
有一善，从而赏之，又从而咏歌太息之，以是乐其始而勉其终；有一不善，从而罚之，又从而哀矜惩创之，以是弃其旧而开其新。故其吁俞之声，欢休惨戚，见于虞、夏、商、周之书。成、康既没，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犹命其臣吕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忧而不伤，威而不怒，慈爱而能断，恻然有哀怜无辜之心，故孔子犹有取焉。
传曰：“赏疑从与，以是广恩也。罚疑从去，以是慎刑也。”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司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四岳曰：“鲧可用。”尧曰：“不可。鲧方命圮族。”既而曰：“试之。”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而从四岳之用鲧也？但是贤人之意，盖亦可见矣。《书》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落不经。”呜呼！
尽之矣。
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落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
古者赏不以爵禄，刑不以刀锯。赏之以爵禄，是赏之道行于爵禄之所加，而弗成于爵禄之所不加也；刑以刀锯，是刑之威施于刀锯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锯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胜赏，而爵禄不敷以劝也；知天下之恶不胜刑，而刀锯不敷以裁也。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以君子父老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父老之道，故曰虔诚之至也。
《诗》曰：“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乱，岂有异术哉？制其喜怒，而无失落乎仁而已矣。《春秋》之义，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因其褒贬之义以制赏罚，亦虔诚之至也。
词句注释：
1．刑赏虔诚之至：出自《尚书·大禹谟》伪孔安国的注文：“刑疑付轻，赏疑从众，虔诚之至。”
2．哀矜（jīn）惩创：怜惜惩戒。
3．吁俞（yùyú）：惊叹应答。俞，表示应允。
4．欢休：和蔼也。惨戚：悲哀也。
5．虞、夏、商、周之书：指《尚书》，分《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
6．吕侯：人名，一作甫侯，周穆王之臣，为司寇。周穆王用其辞吐作刑法。
7．祥刑：刑而谓之祥者，即刑期无刑之意，故其祥莫大焉。
8．赏疑从与：言与赏而疑，则宁肯与之。
9．罚疑从去：言当罚而疑，则宁肯去之。
10．皋陶（gāoyáo）：古代传说中的人物。传说他是中国上古黄帝的宗子少昊的后裔。士：狱官也。
11．宥（yòu）：宽恕，宽恕。
12．四岳：唐尧之臣，羲和之四子也，分掌四方之诸侯。一说为一人名。鲧：传说大禹之父，四凶之一。
13．方命圮（pǐ）族：违反命令，毁害族类。方命：逆名也。圯族：犹言败类也。
14．《书》：指《尚书》。以下引文出自《尚书·大诰》。
15．宁失落不经：宁肯犯不守成法办事的缺点。经：成法。
16．忍人：谓脾气狠戾之人也。
17．是赏之道行于爵禄之所加：这样，奖赏的浸染只落到能得到爵位和俸禄的人身上。
18．疑：指赏罚不能确定。
19．《诗》：指《诗经》。以下引文出自《诗经·小雅·巧语》。
20．祉（zhǐ）：福，引申为喜好。
21．遄（chuán）：快，迅速。
22．沮（jǔ）：停滞。
23．已乱：制止祸乱。
24．怒：指听到谗言发怒。
25．因其褒贬义：指根据《春秋》褒善贬恶的原则。
口语译文：
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的时候，他们是多么地深爱着百姓、深切地替百姓担忧，而且用君子父老的态度来对待天下人。有人做了一件好事，奖赏他之余，又用歌曲赞颂他，为他有一个好开始而高兴，并勉励他坚持到底；有人做了一件不好的事，惩罚他之余，又哀怜同情他，希望他抛弃缺点而开始新生。欢畅和忧伤的感情，赞许和不同意的声音，见于虞、夏、商、周的历史书本里。成王、康王去世后，穆王继续王位，周朝的王道便开始衰落。然而穆王还是嘱咐大臣吕侯，告诫他利用“祥刑”。他说的话忧闷却不悲哀，威严却不愤怒，慈爱而能决议确定，有哀怜无罪者的好心肠。因此，孔子把这篇《吕刑》选进《尚书》里。古书上说，“奖赏时如有可疑者该当还是留在应赏之列，为的是推广恩典膏泽；惩罚时遇有可疑者则从应罚之列撤除，”为的是谨慎地利用刑法。
尧当政时，皋陶是掌管刑法的官。要处去世一个人，皋陶三次说当杀，尧帝却持续三次说应该宽恕。以是天下人都害怕皋陶司法武断，而赞颂帝尧用刑宽大。四岳建议：“鲧可以任用。”尧说“不可！
鲧违反命令，诬蔑同族。”过后，他还是说“试用一下吧。”为什么尧不屈服皋陶处去世犯人的主见，却屈服四岳任用鲧的建议呢？那么贤人的心意，从这里可以看出来了。《尚书》说：“罪过轻重有可疑时，宁肯从轻处置；功劳大小有疑处，宁肯从重奖赏。与其错杀无辜的人，宁肯犯罪律失落误的过失落。”唉！
这句话完备表现出虔诚之意。
可以赏也可以不赏时，赏就过于仁慈了；可以罚也可以不罚时，罚就超出义法了。过于仁慈，还不失落为一个君子；超出义法，就流为残酷了。以是，仁慈可以超过，义法是不可超过的。古人奖赏不用爵位和俸禄，刑罚不用刀锯。用爵位、俸禄行赏，只对能得到爵位、俸禄的人起浸染，不能影响不能得到爵位和俸禄的人。用刀锯作刑具，只对受这种刑的人起浸染，对不受这种刑的人不起浸染。古代君主知道天下的善行是赏不完的，不能都用爵位俸禄来奖赏；也知道天下的恶行是罚不完的，不能都用刀锯来制裁。以是当赏罚有疑问时，就以仁爱之心对待。用君子父老的宽厚仁慈对待天下人，使天下人都相继回到君子父老的虔诚仁爱之道上来，以是说这便是赏罚虔诚到了极点啊！
《诗经》说：“君子如果高兴纳谏，祸乱就会快速止息；君子如果怒斥谗言，祸乱也会快速止息。”君子止息祸乱，难道有异术吗？他不过是应时地掌握自己的喜怒，不偏离仁慈宽大的原则罢了。《春秋》的大义是，立法贵严，责人贵宽。根据它的褒贬原则来制订赏罚制度，这也是虔诚之至啊！
创作背景：
这是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参加礼部进士考试时创作的文章。宋代王安石执政后，立即对取士制度进行改革，破除了考诗赋，而改用经义，以揭橥政治见地的时务策作为考试的紧张内容，以便选拔一些通经致用的人才，为变法做事。这种政论性文体称为策论。策论大多哀求考生就一些问题展开论述，即论证某项国家政策或对策的可行性与合理性，侧重于稽核考生办理问题的能力。“刑赏虔诚之至论”便是宋嘉祐二年礼部进士考试策论的题目。
文学赏析：
策论是国家向知识分子寻求关于某某问题之对策的一种形式。这篇文章虽然是考卷，却并非搪塞考试，也没有刻意推测考官喜好什么，思考的问题也相称深刻。一个看起来彷佛很呆板的题目，作者却说得有条有理，彷佛早就成竹在胸，完备没有一样平常试卷的当心翼翼揣摩谄媚谄媚之相，便是在平常时候，风清月白，灵思忽至所得之文，也不过如此。如果不说是策论，读者是想不到它只是一纸试卷的。区区六百言，读起来有青铜之音。
苏轼的这篇策论，至今令人激动的依然是它自由思想的魅力。此文曾经引发一个著名的典故，在文中，东坡写道：“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主考官欧阳修曾就此事出处问苏轼，苏轼答云：“何须出处。”这种回答很令人想到当年陈寅恪师长西席“不尊奉”。尤其，欧阳修时期“载道”“言必有出处”乃是风气，苏东坡公然杜撰了一个典故来为他的论点辩解，这是后世中国那些言必某某说的当心翼翼的知识分子根本无法比较的。
“刑赏虔诚之至论”这篇策论的题目只是规定文章的内容，并不强求附和或者否定，仅仅是哀求对此问题揭橥高见。而且这个问题不是一样平常的问题，是关于国家制度的问题。孟德斯鸠曾经著有《论法的精神》，高下两大册。《刑赏虔诚之至论》也是论法的精神，把“法”的两个方面，宽容与界线，“仁可过，义不可过”说得那么清楚，不过是区区六百字。
实在此文立论不过是儒家的施仁政，行王道，推崇尧舜周孔，属于当时的谰言。但是作者在扣紧题目布局谋篇，引用圣经贤传与论据紧密结合等方面的技巧是很高的。文笔畅快，说理透辟，概括力很强，构造紧密而完全。用这些手段来引起考官的把稳，则是很成功的。因此此文受到主考官欧阳修的高度讴歌，不敷为怪。
名家点评：
欧阳修认为此文脱尽五代宋初以来的浮靡艰涩之风，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
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
轶事典故：
《刑赏虔诚之至论》是苏轼二十一岁考进士的试卷笔墨。宋人曾作为逸话流传，说欧阳修主持嘉祐二年的礼部考试，请墨客梅圣俞阅卷，梅阅此文后以为有“孟轲之风”，荐于欧阳修。此时欧阳修门下士曾巩也在同试，他俩认为此文精良，可能是曾巩作的，欧阳修为了避嫌不敢定为第一，遂降为第二。但是文中所举尧与皋陶的对刑法的相互制约的例证，不知其出处，待苏轼拜见问他，苏轼笑道：想当然耳。竟是他捏造出来哄骗试官的，欧，梅因其才高，也不介意。实际所引事例出于《礼记·文王世子》，是周公的事例。苏轼临考时误记为尧的事了。好事者因不知出处，遂加以增饰，造作出这段佳话来。但从这佳话中也反响出古代应试笔墨的情形。对付这类笔墨不应过于执着，认为真的表达了作者的见地，实在不过是为了被取中而故作姿态。苏轼在其《答李之仪书》中曾说自己年轻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又因应举制策课，就写了些“妄论厉害，搀说得失落”的文章，“此正制科人习气”。这局客气话，虽含有遁词身分，但也道出个中几分真情。
点评：
策论是国家向知识分子寻求关于某某问题之对策的一种形式。宋嘉祐二年（1057），苏轼参加礼部进士考试，其策论的题目是：“刑赏虔诚之至论”，这篇文章虽然是考卷，却并非搪塞考试，也没有刻意推测考官喜好什么，思考的问题也相称深刻。一个看起来彷佛很呆板的题目，作者却说得有条有理，彷佛早就成竹在胸，完备没有一样平常试卷的当心翼翼揣摩谄媚谄媚之相，便是在平常时候，风清月白，灵思忽至所得之文，也不过如此。如果不说是策论，读者是想不到它只是一纸试卷的。区区六百言，读起来有青铜之音。
苏轼的这篇策论，至今令人激动的依然是它自由思想的魅力。此文曾经引发一个著名的典故，在文中，东坡写道：“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主考官欧阳修曾就此事出处问苏轼，苏轼答云：“何须出处。”这种回答很令人想到当年陈寅恪师长西席“不尊奉”。尤其，欧阳修时期“载道”“言必有出处”乃是风气，苏东坡公然杜撰了一个典故来为他的论点辩解，这是后世中国那些言必某某说的当心翼翼的知识分子根本无法比较的。
“刑赏虔诚之至论”这篇策论的题目只是规定文章的内容，并不强求附和或者否定，仅仅是哀求对此问题揭橥高见。而且这个问题不是一样平常的问题，是关于国家制度的问题。孟德斯鸠曾经著有《论法的精神》，高下两大册。《刑赏虔诚之至论》也是论法的精神，把“法”的两个方面，宽容与界线，“仁可过，义不可过”说得那么清楚，不过是区区六百字。
年轻时就有“仁可过，义不可过”这种态度的苏轼，成为古代中国最伟大的知识分子之一，成为知识分子的典范，对中国文明产生巨大的影响，显然与科举制度有关。同时，无数人才被科举制度中良知消耗的考官的个人专制所扼杀，也令科举制度终极被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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