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古诗词是当下传统文化中的热门话题。政要名人在演讲或活动中脱口而出古诗词名句，或博得满堂叫好，或振聋发聩，或引人寻思;小学教材对古诗词学习篇目的增减，引发社会大谈论;日常生活中，我们碰着各种事情，古人的诗句每每从影象里冒出，适可而止地点破此刻心情。
为什么几百年乃至千年前的古诗，时至今日仍旧散发魅力，让人常读常新？由于，它承载的东西，从来不止吟风弄月伤春悲秋这么大略。
《诗经》登场：不学《诗》，无以言
诗有什么用？
《论语》中讲了著名的“过庭训”故事，孔子教诲儿子孔鲤：“不学诗，无以言。”不好好学诗，连话都说不好。这里的“诗”，特指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被视为现实主义诗歌源头的经典著作——《诗经》。关于《诗经》的主要浸染，《左传》《庄子》等有“《诗》以言志”“《诗》以道志”之类的论断。春秋期间诸侯士大夫常在各种社交场合引用《诗经》，借以表达自己的态度、不雅观点和感情。如《左传》中记载的秦穆公与晋文公之间的一次对话。
当时晋文公尚未成为国君，仍是惶惶然寄秦人篱下的公子重耳。秦穆公设宴接待重耳，重耳为秦穆公吟了一首《河水》，原句目前尚不可知，姑且推测为戴德诗;秦穆公随即回以《诗经》中的《六月》，这是一首称扬周宣王臣子战功的诗歌。陪同赴宴的重耳谋臣赵衰一听，赶紧提醒重耳拜谢秦穆公。秦穆公表示不敢接管大礼，赵衰阐明：“您用贤臣辅佐天子的诗篇教导重耳，重耳岂敢不拜？”言下之意，既然对重耳寄予厚望，则扶助他成为一方诸侯的重任，请君一肩担起。宏远志向隐蔽在典雅文句背后。
还有一次，将领孟明视打了败仗回来，秦国公卿纷纭劝秦穆公杀掉他。秦穆公果断引用《诗经》中讽刺治国者贪迷心窍的《桑柔》，把问题揽到自己身上，没有杀孟明视。此时的《诗经》，变成了他的一壁自省镜子，也是他说服众人的工具。
以上事宜，都在借《诗经》之句，表今人之志，即所谓“赋《诗》言志”。随着诗歌的发展，“诗言志”的说法更为普遍，诗不再特指《诗经》，历代墨客通过创作来表达自己的情绪、志向和欲望。
诗章之美：走心的句子最动人屈原是先驱者，同时也为中国传统诗词艺术定下了意象相生、情理相和的调子。比如我们熟知的“喷鼻香草美人”，喻指美政嘉德。单方面吟咏芳草或陈说道德，不免流于空洞;唯有将物性与人情相似之处加以沟通，用诗性措辞适当表达，才能引发长久不衰的心灵共鸣。试读“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草木凋零，美人迟暮，遭谗见妒，使我们产生探究的意愿：墨客当时经历了什么？为什么会这样？而当自己也有类似遭遇时，则会自觉不自觉地想起那些迢遥的吟咏。
自屈原起，真正的墨客将诗格与人格浑融一体，从此，读诗，也是读人;时期有异，民气却可以共鸣。我们从诗句中理解墨客对一时一事的不雅观感，也可领悟墨客经半世浮沉后的哲思。诗的片断潜入国人的集体影象，犹如“文化密码”，编织成内心深处共有的梦。现实机关触发，则密码自动弹出，说者听者，会心一笑。于是古诗十九首的无名墨客说“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后人附议：是的是的，粉丝那么多，却难得一个懂你的人。
于是曹操说“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少年人想表白而不敢，大可以借此自我开解。
于是陶渊明说“山气早晚佳，飞鸟相与还”，低头读，平平无奇;举头见窗外青山，豁然开朗。
中国古代诗歌，有《诗经》的现世担当为骨，屈骚的灵思飞动为翼，一起吸纳各种思想的精华，艺术形式上日臻成熟，终于，行至唐代。
“唐诗”在民族文化宝库中的地位毋庸多言。唐朝的诗，也造诣了诗的唐朝。唐诗之美（确切地说，盛唐诗歌之美），在于“大”：大手笔，大气候，大肚量胸襟。
李白是集“大”成者。与山川比较，人何其微小，然而他敢以俯瞰或远视的角度，来一个全景展示，“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涯来”;与宇宙相较，人恍若微尘，然而他满不在乎，银河日月统统可以揽作友邻，“日出东方隅，似从地底来”;至于权贵显宦大人师长西席，则更放不到他眼里，“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
李白为后世留下的是浊世高蹈的无拘灵魂，每当前景未知、山水阻隔，何妨一拍大腿，从他那里借力：“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只管去做。
杜甫是仁之“大”者。石友李白振翅冲天，直达诗艺顶峰;他明明也天赋过人，偏要高挽裤腿，于砂石藤蔓间困难登攀。他的“大”，能够大到“吴楚东南坼，乾坤昼夜浮”，然而他的“大”，更表示在无数的“小”：邻居老妇打不到枣子要饿肚子，他操心;房上茅草被风卷跑了，他操心;恶竹长得快过小松树了，他操心……自己愁苦多病，不忘关怀他人乃至全天下，以是，他被称作“圣”——既指人格也指诗格。路途艰危时，自能体会“潦倒新停浊羽觞”。
外向与内敛，浪漫与现实，犹豫与武断…… 人生的永恒话题，被以“李杜”为代表的盛唐墨客们反复咏唱。他们把情怀感悟哲思胸襟凝集在新鲜感性的形象中，用凝练幽美的字句来表现，后人念来，极易上口入心，频频征引并赋以新意;无意说教，落地自生花。
诗中哲思：诗歌不但是风花雪月与唐人比较，宋人的气质发生了变革;就如鲜衣怒马的青年时期过去，人到中年，要坐下来想些事情。从大环境看，宋代经济文化发达，但内忧外祸的阴云，始终挥之不去。有识之士对此忧心不已，出于强烈的社会任务感，他们以栋梁自居，揭橥政见，激烈争辩。加之，宋代理学的勃兴，使得墨客们自觉地以理性的眼力看待天下，读史不雅观事品物，总希望找到“道理透彻处”。唐诗重脾气、宋诗重理趣的整体形象，就这样建立了。
北宋期间的一对政敌兼文友——王安石与苏轼，将“理”“趣”二者平衡得很好。
王安石实在无愧朱熹对江西士人“好为奇论，耻于人同”的评价，登飞来峰，则说“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和李白的“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唱反调;读王昭君，评曰“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落意无南北”，与杜甫的“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意见迥异……状似奇谈怪论，实则出自性子中的执拗与识见上的锐利，他的人同他的诗一样平常，喜也罢，憎也罢，都令人一见难忘。
苏轼给人的印象则和蔼得多，他特殊善于从平凡事物出发来讲道理。比如他的名作《琴诗》，先设问，后反诘，让读者共同为“琴声来自何处”纠结，进而破除偏执，悟到主客不雅观统一的哲理;再比如《泗州僧伽塔》，诙谐地磋商了一下“神仙很忙”的问题：“种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顺风来者怨。若使大家祷辄遂，造物应须日千变。”大家欲望都知足，那造物主得忙成啥样？这是在劝告大家：世事难两全，不要太自私。
有不少理论家批评宋诗的哲理化方向，以为它违背了“一唱三叹”的诗歌要旨，实在，宋诗的哲理化，既与时期脉搏吻合，也适应诗歌自身出新求变的须要，更有大量成功作品，今人仍在各种场合提起。
讲学习的时候，朱熹见告我们：“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讲实践的时候，陆游见告我们：“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讲坚持的时候，张孝祥见告我们：“立志欲坚不欲锐，成功在久不在速。
读诗也是读人。经典古诗，从江湖登上庙堂，又从神坛返归人间;从朴实趋于富丽，又从瑰丽走向洗练……形式与内容的变革，带来不雅观感与体会的刷新;不变的，则是对每一颗求真向善寻美心灵的历久滋养——民族共有的文化认同感，借以扎根，生发，壮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