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立
刘文立
人生如诗，又像歌。享有诗与歌，文立在西席生涯之外又多了一处精神家园精神家园。因而，我充足而清闲地在定命的旅途上前行，从不感到寂寞。
1943 年隆冬, 父母刘山鳌和彭瑞琴把我带到人间。当时，日本匪贼肆虐神州大地，将千万同胞逼上了生离去世别的迁徙之路。父母带着襁褓中的我，随着成堆的难民逃命。此刻，我还能忆起慈母给弟妹们唱的“摇篮曲”：“日本鬼子的大炮，轰坏了咱们的家，炸去世了亲爱的爸爸，亲爱的妈妈，破庙里挤满了一群无家可归的难民……”。的确，念及双亲时，这首带着悲怆却平缓旋律的哀歌总在耳畔萦回。
稍大些，我在肄业小学和幼幼小学唱会了“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我们新中国的儿童，我们新少年的先锋,联络起来继续我们的父兄”，“伏尔加河边听长江水声，两大民族友情联络紧”。上长沙市十一中后，走出小巷市井的顽童进入了广阔得多的知识空间。譬如，在家时从窗外传来的收购破铜烂铁或挑河水叫卖的吆喝声，而今已被校园里大喇叭播放的《歌唱祖国》《敖包相会》《嘎达梅林》和《拉兹之歌》所取代。此前，出于好奇和求知，我常钻进灵官渡那座幽暗的大庙中，站在几排长凳之外，听说书人用半文半白的湘方言讲《水浒传》《杨家将》和《白蛇传》。而今，在中学的新教室里，老师在以普通话给我们剖析李白、杜甫、白居易、艾青、闻一多、臧克家、普希金和莎士比亚的诗歌了。
50 年代中期,语文分成了“汉语”和“文学”两门课。这样，文立混沌初开就从“文学”课中读到了唐诗和宋词。发下“文学”新教材，就从头看到尾，总想把那些诗词都记下来。春游时，我与同学爱去河西的岳麓山嬉戏。在山下清溪流淌、古木参天的爱晚亭，会念起“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上苍”；拾级而上，又默诵“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登至山顶的云麓宫，都不谋而合地高呼“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了。小玩伴还展开比赛，看谁背的诗词多。直到湘江中已有渔火闪烁，近乎“月黑夜风高”的时分，“单于”们才赶紧“遁逃”出茂密的林间。
1957 年，长沙市十一中举办纪念十月革命 40 周年诗歌演唱会。一位高中生朗诵了这首诗：“还是在母亲怀抱里的时候，一个童稚的梦想就铭刻心头，说是谁若能沿着那七色的彩虹走去，就能走进欢快的天国；有多少个雨后的傍晚，我沿着泥泞的田埂走向天边……十月的道路，便是人间的七色长虹……”。我深受传染，从此开始学习朗诵。
那时，同窗好友段精求揭橥了一首讴歌苏联女英雄卓娅的长诗，得到全市中学生诗歌比赛的精良奖。我常向精求请问，听他评述马雅可夫斯基、莎士比亚和拜伦，也试着写“分行的散文”。59 年 3 月末，我写了一首赞赏为护厂救火而献身的女工向奇丽的诗，去参加全校的新诗朗诵会，没料到得到了创作和朗诵两个第一名。从此，文立愈发热爱诗歌了。
市价东西方“冷战”，欧美的措辞文学被边缘化，文学青少年大多景仰苏俄作家及墨客。当年，位于五一起的“中苏友好馆”常常举办诗歌朗诵会，我怎么都要挤进去听。而且，我迫切地期待上高中，由于那时才开俄文课。59 年秋，文立考入长沙市一中。啊，终于能学俄文了!我很快就节制了它的根本知识，还与高尔基城一个中学生通信。自己无知得可怜，却对“三湘四水”之外的天下特殊是苏联产生了美好憧憬。为了让躁动的心静下来，高二时我写过一首小诗自励：“热爱故乡吧，游子的心，你千万别激荡！
未来奇迹的航程，要在港湾里决定方向。”
拉板车时的刘文立
可是，由于交不起炊事费，60 年冬我只得辍学谋生。从 10 岁起，文立便开始推板车,从搬运工手里接过浸了汗水的几分钱交给母亲，寒暑假未曾间断；我还带大妹去明日亲造纸厂做小工，乘机在废纸堆中找书看。而本年夜多了，自己拖得动板车。在街道搬运队的大半年中，我有幸同青年墨客易允武一起卖苦力。就读武汉大学中文系时，这个大二学生揭橥了名为《宇宙诗页》的抒怀诗，与流沙河的咏物诗相酬唱。结果，他头上也被罩了一顶“帽子”，不得已从长江畔返回了湘水边。当时，墨客身穿破旧衣裤，腰间塞着一条毛巾，频繁地出入货栈和码头。还记得，瘦长的允武兄拖着载有一捆捆钢条的板车，我用套在右臂上的一条粗绳牵引，两人肩并肩地往前挪动。途中，他给我讲解朱自清在《背影》中白描的写作手腕；古诗词中的“诗眼”的揣摩，意境的遐想；中国当代文学中口语诗的起源和演化……。在新时期，易允武以有名和散文大家而蜚声于报界文坛。令人痛惜的是，饱经人寰冷暖的允武兄几年前已乘风归去，遨游于他在《宇宙诗页》里曾倾情地予以礼赞的残酷天庭。现在，我常追怀这位指引过自己走上文史之路的启蒙导师,尤其在仰望浩渺星空的时候。
1961 年 9 月，我靠拖板车积攒的钱复学于明德中学。文立只有薄被而无床单，用衣裤当枕头就睡在铁床的稻草上，冬夜冻得蜷缩成一团。这一期间，我险些阅读过每期的《诗刊》和《公民文学》，并写了长篇诗评《浅谈郭老新诗的毛病》以及《清溪剪影》《谣谚零谈》等诗歌和杂文。此外，还曾考试测验为新诗谱曲。不过，我一贯主攻俄文，坚持在教室后面的黑板上编写俄文辅导栏。1962 年，我参加了高二年级的俄文比赛和高中部的诗歌朗诵比赛（朗诵高尔基的散文诗《海燕》），都取得了第一名，更武断了来年报考“北外”的志愿。文立想以戈宝权为榜样，从事苏俄文学的翻译研究。60 年代初，高中生的月口粮定量虽比普通市民多 3 斤，仍很不足。放学后教室里无人时，我常饿着肚子高唱俄文歌：“我们的祖国多么辽阔广大，她有无数的野外和森林，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亲爱的朋友，我们都爱列宁山...从高高山上，我们瞭望四方……”。
那时，一部苏联电影的主题歌在高中毕业班传唱，沁入了我的心扉：“当年我的母亲，通夜没合上眼睛，伴我走遍家乡，为我一起送行；在那拂晓的时分，她送我踏上迢遥的路程……”。我爱唱歌，爱读诗。田间在《给战斗者》中的名句“在诗篇上，战士的坟场，比奴隶的国家，要温暖，要通亮”给自己以奋进的勇气。我常背诵贺敬之的《放声歌唱》：“东风，秋雨，晨雾，夕阳...桃花，南方，雪花，北方……我走向黄河，我走向长江”。而险些每一天，我都会“放声歌唱”《黄河颂》：“我站在高山之巅，望黄河滚滚，奔向东南，金涛澎湃，掀起万丈狂澜”。实在，少年歌者是在抒发追求空想的情怀。顺应时期主旋律，我阅读了许多歌颂革命奇迹的诗文。而主题相似的大量习作，也涌如今文立的纸质粗糙的日记本上。
1962 年暑假,我向省公民医院供应烧煤用的黄泥，还是为了上学交饭钱。我与好友谢慰民互助，有时也单干。我俩在城郊一处小山丘挖出黄土后装进两个大竹筐，一拖一推地牵引板车经由一条便道向城中走去。烈日下攀爬浏城桥的高坡时，年青人划出了一个个“之”字形，深弯着的身躯险些紧贴发烫的路面，一步一叩头，一叩头便掉下一滴汗。从浏正街下坡时，我会哼起《三套车》里的“有人在唱着忧郁的歌，唱歌的是那赶车的人”；还有《拉兹之歌》里的“命运唤我奔向远方...命运虽如此悲惨，但我并没有一点儿悲哀”。50 天里，我的上身因暴晒而换了两次“表皮”。1963 年 1 月，为了拼凑高中末了一学期的饭钱, 我要求学校让自己来运走食堂的垃圾。寒风嗖嗖，冷雨潇潇，热汗透过背心渗入了旧棉袄，我又牵引着板车沿湘江边朝城北的废物场迈开脚步。拖车人不再哼歌，由于俄文句型、历史人事及古文段落，正伴随胶皮木车轮的滚动在脑海里不断地重现和交织。
1963 年 5 月末，我领了考生志愿摸底表，急速将北京外国语学院俄文系列为第一志愿。随后，接到老友张白影寄自武汉大学的信，劝我将中山大学外国措辞文学系改作首选。当日下午，文立在湘春街路口的湘水畔流连。我凝望着穿梭于江面的帆船，北上还是南下，仿佛想得到这条母亲河的启迪。末了，在碧波浸漫的一片沙滩上，我用赤脚工致地书写了“中山大学”的字样。高考前一天，餐票告罄。幸好，傍晚爹妈送来了及时雨。严厉的父亲少有地在柔声中将两元钱塞到儿子手上，作为高考的饭钱。二老没说什么，转过身便消逝在阴暗的路灯下。首日上午考作文，题目为《唱国际歌时所想起的》。我不假思虑地挥就了一篇两千字的抒怀散文，取材于英烈传记及诗词，还塞进了本人习作里的某些排比句。午饭时，我给自己褒奖了 1 毛钱的“喷鼻香干子炒肉”，以为余下的各科都不难了。高考过后，只得离校。当年，我们家有 8 口人挤在一个放了3 张大床的房间里，没有自己的铺位。夜里，我就卸下一块门板睡在屋檐下，望着星空做大学梦。清晨，则跟随大弟到一个砖场做工。8月 14 日下午，文立接到中山大学的录取关照书。闻讯后，母校明德中学免掉了我欠缴的 5 元饭钱；大姐邮寄了路费，二姐赠予了蚊帐,三姐面交了衣物和粮票；“右派”舅舅彭瑞泉也给了我毛巾、肥皂和牙膏。这时，我结识了考入化学系的程不吾，约他同赴中山大学，从此引为石友。
1963 年 8 月 28 日，妈妈送我往广州求学。我已买好半价的慢车学生票，花去 5.6 元，口袋里剩下 7 元。午夜时分，母子来到车站广场。文立左手提着一口朱漆木箱，装了旧衣裤和日用品；右手夹住一口木质“肥皂箱”，里面是俄文书及辞典，还有诗文习作和日记；霸占了全体后背的，则是一张有裂痕的草席裹着的破被褥。在一盏路灯下，娘俩与程不吾及其母亲相逢。程伯母见状问道：“刘同学怎么就这点行李？”我没吭声，妈妈却随口答道：“我崽的大件行李早就托运了。”分别时，我在母亲闪动的眼神中看到了真切的祈盼，还有明显的焦虑——她知道儿子身上的钱仅够半个月用饭。她抓着我的手说了几遍：“到了学校，快去申请助学金”；“立伢子，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我拜别老人家后，平生首次登上了南行的列车。途中，我将脸紧贴在半开的车窗上，回顾慈母的话，她的那种眼神。与生养了自己的这片故土告别，我望着向退却撤退隐的山水和农田，右手伸到窗外，听凭那夹带了煤烟的凉风久久地吹拂。文立一遍各处唱着：“当年我的母亲，通夜没合上眼睛……在那拂晓的时分，她送我踏上迢遥的路程……”。在后来的人生旅途上，自己又有过几次主要的机缘。无论拖家带口地奔忙于京广线，还是孤身一人羁旅在他乡——莱蒙湖旁、塞纳河边、地中海西岸或圣劳伦斯河口，当火车离站或是飞机腾空，我都会唱起这首出于自己肺腑的歌。每到此刻，热泪如多年前那样又湿润了双眼。
1998年5月4日参加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活动
慢车走了 26 个小时，才把文立带到陌生的羊城。8 月 30 日上午，我愉快而好奇地踏入了郁郁葱葱的康乐园；在高班同学李逢森的激情亲切引领下，前往外语系报到。哪晓得俄文专业停办，自己被分配到法文专业。开学两周后就没餐票了，向同班的丘一剑借了两元钱才熬过了几天。9 月 19 日旁边，我得到了炊事费全免的乙等助学金；金额为每月 12 元，整年总计相称于 300 个农人所交的公粮数。我感激至极，由于在大学阶段都有饭吃了。此时，不由得想起自己从小学三年级起所经历的困顿和艰辛；在霜冻中和烈日下推拖板车的场景，又在脑际浮现。于是，文立暗暗赌咒：“我要对得起国家，绝不能辜负公民的造就之恩”。我封存了俄文文籍，全身心地扑到法国的措辞和文学上。随着课程的推进，我很快就已移情别恋：阅读的兴趣从普希金、托尔斯泰、高尔基转到了雨果、巴尔扎克和罗曼•罗兰；爱唱的歌从俄文的《伏尔加舟子曲》和《列宁山》变成了法文的《马赛曲》和《月光下》。在我的心里，戈宝权已隐退，傅雷则成了新的学术偶像。
60 年代中期，文立把最宝贵的青春岁月留在了中山大学。我牢记母亲的叮嘱：“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我有自知之明，只能以勤补拙下苦功。天刚亮，我就在宿舍旁的树林里和翠竹旁开始了晨读。周六傍晚，昔时夜家背起凳子三五成群地前往校园的电影广场，自己却常夹着教材词典溜进一片漆黑的传授教化楼，拧亮了一盏孤灯。星期天于我，则多为“星期七”。大学期间我从没有寒暑假的不雅观念,仅回过一次故乡，也是由于无钱买车票。由于父亲曾在叔外祖父兴办的企业里当过部门经理，以是文立“根不正苗不红”。而今，自己又如此发奋攻读，在那个鼓吹“政治挂帅”的年代，给人留下了“只专不红”的印象。为此，我受到了批评和教诲。背着这样的“精神十字架”，我在外语系苦学过 5 年——即便文革中也未间断，由于在公开场合早已改学法文版《毛泽东选集》和“语录”了。1966 年夏至1968 年夏，法籍西席 Henri Rognon（罗勇）看大字报要人陪同。我成为他的固定译员，练就了纯熟的口语。那时，外语系弥漫着“文攻”的硝烟和“武卫”的杀气，我干脆躲进就读于物理系的至交黄珂的宿舍长住，潜心读书。在日记里，我将李煜词《浪淘沙》中的“金剑已沉埋，壮气蒿莱”改作“金剑岂沉埋，气壮蒿莱”，借以励志。我迫在眉睫地偷读了诸如《悲惨天下》《九三年》《茶花女》和《曼侬•雷斯科》等法文名著。同时，文立还向英文专业的同学李瓈和汪念郴乞助，给我上课或供应书本，自学二外。就读中山大学的年代，通过各种书刊的阅读和不同讲座的旁听，我将专业的范围从措辞文学扩展到了文史哲大领域。我常哼着一首法文歌： “Il était un petit navire qui n’a ja,ja,jamais navigué ,qui n’a ja, ja ,jamais navigué .”（他是一艘小船，从来没有远航过，从来没有远航过。）当年，我虽无断餐之虞，却苦于无钱购书。广州外文书店来我系设点发卖时，有些词典让自己爱不释手。我当即退掉饭票或向老师借钱先买下，然后向三个姐姐求援。1965 年暑假，我为学校的一个基建工程挑了 3 个星期的土，用挣来的 10 多元去买影印版法文工具书。63 级的同窗真好：黄庆升帮我缝补带补丁的被单；蔡济美给我理发；“一对红”杜桐华鼓励我在政治上求进步；李佐淇见文立实在衣冠不整，连无领笠衫上还有小窟窿，便主动借给我两件像样的衬衣——记得这是在 1966 年 4 月，我被派到广州国际旅行社当演习翻译前夕。
1966 年 11 月，我参加一支“步辇儿串联队”前往闽赣苏区。路子赣州，我在一堆待销毁的“封资修”书本旁转悠，偷了一本《唐诗三百首》。那时，清晨出发前全队先集中学习“红宝书”中的几条语录，然后可各自登程，晚上再会合。如此安排对心有旁骛的人非常得当。我便独自行军，把“红宝书”塞进挎包里，边走边读“不红的宝书”《唐诗三百首》。几十天里，文立神游于千年前的贤哲仙圣之间，真是愉悦极了。
1968 年 8 月，我和大批毕业生被遣送至汕头牛田洋军垦农场。在潮阳县河溪乡海边，大家从早到晚劳作，春夏秋种水稻，冬季挑土固大堤。文立从小就饱受重体力活的洗礼，倒也无所谓。可是，挚爱的专业学习中断于有为之年，令我黯然神伤。有一天，“女生连”与“男生连”隔着大片的稻田干活。霎光阴，我陷入了柳永词中 “是处红衰翠减，苒苒物华休”的惆怅情境。那天晚上，在大堤上用竹条和稻草扎盖起来的营房里，有位日后成为公民日报的姚同学，与我凑在一起，禁不住都轻声背诵了这首《八声甘州》。念到“……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叹年来踪迹，何事苦淹留”时，两个学子在阴暗的灯光下四目对视，会心地苦笑了。工余，文立常躲在蚊帐里打动手电读法、英文书。唉，大堤上草棚里旁边两长排蚊帐之中的一顶——自己仅有的“私人空间”——实在是太透风了。终于，我遭到了举报。
那时，在一同接管“再教诲”的学生之间，常常展开相互的揭破和批驳。虽然我白天一贯出满勤，仍得为此在班会上做检讨。不久，在全排晨训列队时，我又受到一位学生干部的公开训斥。他将文立先前的“只专不红”与目前的表现相联系，再度予以厉声的批驳。我低下头，做洗耳恭听状。可是，心里却想，我们曾在同一个班从字母开始学法语，在同一幢红砖宿舍里朝夕相处达 5 年之久。而今，同一个班的学友又在南海之滨劳改。每天清晨，我们都举着“红宝书”齐声敬祝“万寿无疆”，然后耕耘在同一片海田里，挑土在同一条大堤上；收工后背着农具归来，都居住于同一个草棚中。既然如此，为何要这般……。我不得其解，便默念起“煮豆燃豆箕...”那首诗来。当天晚上，我溜出草棚，来到一段断堤上，想独处一下子。是夜，生于海上的那轮明月，全然消逝了。此刻，面对无边黑幕笼罩之下的农田，文立呆望着连几颗疏星都被阴云掩蔽的夜空，已不知自己究竟何所思，何所欲，何所为。我只感到莫可名状的心痛袭来，凌晨列队时强行噙着的冷泪，再也抑制不住了。末了，我想出了一剂药方以“自救”。过了几天，我托人在汕头买了一个曼多林琴。收工后一回到草棚，文立便“却坐匆匆弦弦转急”，不断高奏“语录歌”，让乐音传遍了全排的营房。从此，再没有人来批驳自己了。可是，我感到难以终日。
1970 年 12 月，在农场的“磨炼”总算结束了。根据“从哪里来回哪里去”的原则，我由南向北再过金鸡岭，复归久违的长沙。在湖南省“四个面向办”报到时，一位女干部对我说：“组织上决定派你去教书。”我当即回答：“好，我乐意当老师。”实在，从在中山大学上二年级起，这便是自己不变的职业追求；不过我想留校，由于课余能从事翻译研究。71 年初，我开始在周南中学教英文。那时，英文教材里充斥着“语录”和“敬祝...万寿无疆；打倒帝修反...；举起手来，缴枪不杀……”等用语，常用词汇和基本语法却很欠缺。我和同事都清楚，此种教材根本无用，但“臭老九”们谁敢说破“天子的新衣”。作为班主任，我还带学生“学农”即到公民公社插秧，“学工”即在印刷厂上班，并为在建的湘江大桥运土。领着 40 多个少儿，我边干活边思忖：“啊，又重操旧业了。可惜有强项用不上。”幸好，长沙铁道学院为在非洲援建铁路而新设了外语系，73 年春调我去教法文。文立自傲地投入到法文精读和口语的传授教化中，受到了学生的欢迎。
当时，高校未评职称，我于 74 年被确定为“主讲西席”。看到苦学来的法文能传授给“工农兵学员”，真高兴。然而，心底的“康乐园之梦”仍是黄粱一枕。1975 年，我冒昧地投书商务印书馆，表达了翻译社科书本的意愿。我得到并填写过一份译者简历表，但此后再无下文。步入中年，时不我待，遂在教余攻读一门“封资修”色彩较为淡薄的专业——法国史。除了阅读通史和传记，我还靠《参考》整理出关于法国历史和政治的大量剪报，并试译《印度支那的征服》一书。
看来，苍天真不负有心人：1978 年规复研究生制度，我得以报考北京大学历史系天下史专业。那年秋，我踏入仰慕已久的燕园, 在一代宗师张芝联的辅导下攻读法国史。毕业后，我于19 8I 年冬被分配到武汉大学法语系，既教书也编辑《法国研究》。多亏在北京大学的深造及熏陶，自己拓宽了学科领域及人生视野，不仅提高了传授教化水平，也能严谨地致力于史籍译介和论文撰写。80 年代中后期，文立还在日内瓦大学历史系两度留学深造。期间，我紧张研究法国史，与法国和瑞士的史学家互换和互助，兼事《瑞士中立史》等书的译注。校长刘道玉和系主任王德华都关心并支持我的事情，同事均很友善。只管如此，我仍想在一个专门的法国史传授教化岗位长进献所长，恰好中山大学历史系有这样的须要。
1991 年隆冬，在一场纷飞曼舞于长江两岸的瑞雪中，文立与珞珈山和东湖水惜别，携家南迁。我本是麓山下湘水边一粒细微的种子，多年前允从命运的风帆飞越金鸡岭，飘落在珠江之畔。南国的最高学府里，自己被造就为一株小草；继而又移植于几处文化沃土，蜕变成一根竹子。重返中山大学时，文立禁不住追怀既往，思虑来日。我在母校度过了“春华”的韶光，复归时已附近“秋实”的盛季。
而今，在康乐园的绿树丛中和青草地上，这根竹子居中而立，上仰苍翠松柏，下荫芬芳芝兰。啊，吾生欣幸,有此殊遇。这逻辑学人自然而然地意识到，应该尽其所能地报答如此善待过自己的教诲界了。
于是，像张芝联师长西席当年在燕园中言传身教那样，除了讲授天下当代史外，我集中精力在康乐园里培养法国史研究生。这是一项适宜于自己的奇迹。文立怀着“回报社会，完善人生”的心愿，乐此不疲，迄今已逾 20 载。我在历史系创办了作为“二外”的法文班，吸引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和暨南大学的精良本科生参加；除自己上课外，还利用本校法文系和校外“法文同盟”的渠道，提高他们的听说读写能力。我采取法文原著讲授的法国史课程，均向以上三校的历史系研究生开放。随后，我又经多方联系而取得法方或中方奖学金，将个中的佼佼者推举到法国高校，在里昂、巴黎和佩皮尼昂攻读第二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受益于法国驻华使馆和驻穗总领事馆、瑞士文化基金会和加拿大驻华使馆的互助和捐赠，我建立了一个史乘期刊资料库。
在历史系的永芳堂，我有一间办公室。在那里，书架中险些全是法文文籍，电脑边凌乱地堆放着中西文词典。文立终日身处此地，桌旁围着几个学生。春去秋来，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及博士后，身背挎包不断地出入这间办公室。6 月或 12 月举行的论文答辩会过后，他们又来此与导师躬身作别。现在，脑海里时常重现一张张青春的脸庞，一个个健美的身影。的确，迎新晚会和毕业仪式，师生平日的相处，教室上的提问和答疑，近年来“伊美尔”和短信的互换，学生在学位论文“后记”里的阐述，凡此均不乏让我难以忘怀的场景及细节，令人冲动的问候或留言。在欣慰的回顾里，这是本人所器重的一部接一部的“电视连续剧”。说真的，各行各业中，唯有终生从教的人能享受到一种如此美好的特权，能同可爱的青年人长年相伴。始终地，“岸草那么青翠，流水这般嫩黄”；永久地，“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而从另一个角度看，西席的职业人生——不管自己乐意与否——也是一届又一届学生一个章节接一个章节地翻阅的“连载式实录”，又是从头到尾向小范围内的读者群体发行的“章回体传记”。
年复一年地费力耕耘于一块小小高教园地，我感想熏染到了自己漫长西席生涯的代价。在文立有幸执教或辅导过的学生中，多名本科生、3 名硕士生和 2 名博士生源于生我养我的“三湘四水”；3 名博士生来自造就了自己的中山大学外语系；1 名博士后来自造就了自己的北京大学历史系。回忆1963 年 9 月评定公民助学金时自己立下的誓言，我会笑一笑。是的，从 1971 年初分配至长沙的周南中学，随后在长沙铁道学院和武汉大学任教，直到 2012 年 12 月在中山大学送走末了一名博士生，我这个从小爱好诗与歌的人，热心地向社会奉献了一支悠长而朴实的“师歌”——“西席之歌”。而无论自己身处何地，在内心深处共鸣的诗与歌始终都伴随着我，并由于某些境遇而外化为一种意念或情境。
确实，文立虽徜徉在泰西史领域，对父母之邦和民族文化却无比热爱。我的诗情，每每激荡在西北边陲和中原沃野, 漂浮于丝绸古道，高昌长安，洛阳龙城，武林建康……。我的诗心，常常飞入一幅辽阔无垠的诗词加幻影的画屏中，时而盘桓于昆仑山下，古长城上，黄河之滨，长江源头……；时而又停泊在京华的故宫，敦煌的洞窟，曲阜的孔庙，南岳的寺院……。我吟咏迁客骚人的不朽华章，抚今怀古；自己的幽思和情韵还如同一缕又一缕游丝，渗入到无定河边，秦淮河边，黄鹤楼中，滕王阁上，苏州城外，乌衣巷里...。
文立在他乡的游踪，既与从事的专题研究干系，也属于个人的求真之旅。为撰写《法国革命前后的旁边翼》搜集资料时，我去过塞纳河边的巴士底广场、拉雪兹神父墓地、蒙马特尔高地、先贤祠、波旁宫和巴黎圣母院多次，流连沉思良久。译注《瑞士中立史》的一年中，我专门察看过四州湖畔的格吕特利——瑞士联邦的摇篮。在莱蒙湖旁，我参不雅观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还荣幸地拜会了居于日内瓦近郊的斯诺夫人，喜获她题赠的《红星照耀中国》；我又寻幽访胜，探索过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和卢梭留下的踪迹。在泰晤士河边，我就近旁的威斯特敏斯特教堂、国会大厦、白金汉宫和海德公园不断遐想，“日不落帝国”的某些历史景象仿佛再现面前。在圣劳伦斯河口，我回顾了法英殖民主义者在北美的长年争斗；瞻仰林肯纪念堂时，我坐在堂前广场上思考过合众国的创建和扩展。立于佩皮尼昂海滨，我以史学家的情怀感叹过两千年前“地中海帝国”的盛衰，并试着盘点希腊-罗马文明留给人类的遗产。为了感想熏染东西欧的差异，文立于 1990 年盛夏乘火车从日内瓦出发，穿越北阿尔卑斯山脉从伯尔尼到维也纳，再经布达佩斯、基辅和莫斯科返抵北京，沿途稽核了 20 余天。在维也纳和布达佩斯，我与许多学人就骤然动荡的东欧展开过谈论。在莫斯科，我真切地感想熏染到了一场剧变降临前的某些征兆。其时，自己少儿年代仰慕过的赤色大联邦正处于瓦解的前夕。红场上，面对东正教教堂，文立在列宁墓前又轻唱《共青团员之歌》和《伏尔加舟子曲》；还哼着“我们的祖国多么辽阔广大，她有无数的野外和森林”，并忆起“十月的道路，便是攀登上天国的长梯……”。在一首苏联名歌赞颂的“天下的希望，俄罗斯的心脏——我们的都城莫斯科”，这名中国学人带着诚挚的久远回顾和严明的现实思考踯躅街头，向自己心目中那个呈现过七色彩虹的年代做末了的告别。我走进克里姆林宫附近的大国营商店，见到市民在只有数种大略日用品的货柜前排起了长队，他们神采凝重而秩序井然。有个英语游客想把此景此情拍下来，一位中年男子立立时前，肃静而礼貌地将他的相机按了下去……。在横穿西伯利亚的铁道上，一丛丛低矮的白桦林和一座座简陋的农舍，亲切地从面前闪过；还有贝加尔湖，比自己熟知的阿尔卑斯山下的莱蒙湖更为清澈……。这次浮光掠影的苏联之行，多少圆了文立自幼的“俄罗斯之梦”。后来，我在一首题为《学旅》的诗中写道：“康乐园里再云游，时空剧目演春秋。湘水北流探远海，麓山南眺寻蜃楼；东俄难允轻帆泊，西欧易许远客留。长京汉穗沧桑历，日暮望乡不知愁。”
中年往后，我爱听蒋大为、杨洪基、关牧村落特殊是德德玛的歌。“送君送到大路旁，君的恩典永不忘...隔山隔水永相望”； “啊牡丹……哪知道你曾历尽贫寒…….冰封大地的时候 …… 东风吹来的时候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青春的岁月像条河……一支蹉跎岁月里追求的歌……一支难以忘怀的歌”；“光阴留不住风华少年，岁月沧桑，才知人生路”；“望不尽，连绵的山川 ……轻轻牵走影象的长线，流落的白云唤起我眷恋，梦里常涌现故乡的容颜，阿妈亲切的背影仿佛在面前”; “在那云雾弥漫的大地上，我从你怀里来到人间…….你给我播下人生的希望……当我纵目望远方，泪水中闪动着你的身影”……。在这些震荡其心魄的歌声中，文立清晰地回忆起，岳麓山和湘江水，长沙城里自己推拖着板车用赤脚丈量过的街巷；长青的康乐园，一片片幽深的树林和一处处伞形的翠竹，我晨读至喉咙沙哑的小径从中穿过；在中山师长西席铜像的围栏前，我常触摸的那些无言的石柱;未名湖中，映衬在水里的树影和塔楼；燕东园里，我去过多次的张芝联师长西席的简朴寓所；壮不雅观的珞珈山，镶嵌在山中的一排排整洁的斋舍，盛开在山下的一簇簇残酷的樱花，还有那片波光粼粼的东湖水……。诚然，个体的命运难以规避所处时期的挟制。在延长至牛田阳农场“劳改”的大学岁月里，文立在精神上而不是体力上有过某些苦涩的经历。此外，自己目睹与闻过不少名师大家的坎坷与苦难；此辈精英谢幕人生前的情状，或者说他们作别尘凡的办法，尤其让人唏嘘扼腕。现时，多年前的忧伤与骇愕仍隐把稳田。抚今追昔，微小的一己会感到一丝丝无奈和一阵阵凄凉。每念及此，文立便近乎本能地以诗词的吟诵来淡化那层积淀于脑际的阴霾：“啊，东风，秋雨，晨雾，夕阳……我走向黄河，我走向长江”；“大漠长河，天涯海内；齐歌鲁酒，楚国幽州；秦月汉关，风烟城阙；仙乐浔阳，悲鸟蜀道；晴川芳草，骤雨兰舟；巫山玉露，秦岭蓝关；长安渭水，并州桑乾；楼兰洞庭，长亭松岗；落日浮云，星垂月涌；林花凤阁，玉宇琼楼；芳心冷烛，夜雨西窗；寒灯落叶，冷月诗魂……”。特殊还有先贤太息过的“春蚕到去世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和“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常给我抚慰和勉励，每当自己在传授教化中因困倦而懈怠的时候。
留恋地告别自己的西席岗位之际，文立尤为铭记父母刘山鳌、彭瑞琴的养育深恩,是他们把自己送上了从教之路。严父尤其告诫我认负责真干事，规规矩矩做人。我感激岳父母黄瑞麟、周范群，他们始终视我为亲儿子；作为资深的语文西席，范群老人也是半子的良师良朋。我多谢贤妻砥平一贯以挚爱和劳苦支持了我的奇迹；我在外连续学旅之时，是她艰辛地造就着独女蔚蔚。我怀念并感谢长辈彭瑞强、魏华实、彭瑞泉、周善群、周乐群，还有文芳、文卉、文菲、文川、文芬、文英、文全、程缄三、许振寰、柳树诚、黄林、黄家建和黄家纪等姐妹兄弟。文立在几个求学的阶段中和几个做事的岗位上，与一批又一批友善的同窗同事相处，个中不乏值得怀念的外国朋友。我难以逐一列举其名，只能在此献上自己的一首小诗：“人生乃奔马，驿站接驿站；旅途多新知，旧雨终难忘；依稀梦相逢，晓风杨柳岸...”。
2008年7月8日，在法国驻广州总领事馆获颁法国“教诲骑士”勋章
在个人经历的回放中，穿越时空的隧道重返自己西席生涯的出发点，40余年间与长沙、武汉和广州三地数以千计的学生的相处，在脑际形成了一幅幅多彩的画面，面前浮现出一幕幕鲜活的情景。我尤其记得他们中的许建元、刘小姗、黄定宇、张森宽、欧阳日平、史行通、熊定国、刘逢雪、李金良、袁新华、黄燕飞、范红艳、董海樱、朱亚鹏、邬恺山、杨令飞、张庆海、蔺志强、曾晓阳、郭丽娜、肖玮、曾伽、陈莉、陈静、黎拥华、顾冷冰、罗燚英、周小兰、张晶晶、谭欣欣、谢欣、岑丽春、苗清俊、王玮、王凯、陈龙、丁华灿、康波...而今，在珠水之南的华南新城的江边，带两个孙儿玩耍成了文立新的日课。我抱着两岁多的大宝璟烨坐在石栏上，看一艘接一艘的小艇推开水浪，向前驶去。他也会念：“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童车里的小宝璟潇，则睁开通亮的大眼，好奇地对着蓝天和白云微笑。我依然爱唱：“我站在高山之巅，望黄河滚滚，奔向东南，金涛澎湃，掀起万丈狂澜”；“当年我的母亲，……在那拂晓的时分，她送我踏上迢遥的路程……无论我走到哪里，最难忘母亲慈祥的笑颜”；“……让我们回顾起年青的时候，当年的歌声又在荡漾”；“青春的岁月像条河...一支蹉跎岁月里追求的歌……一支难以忘怀的歌”； “……从远古走到本日，你就像不灭的信念;把我的爱献给你，把我的祝福留给你，祝福留给你……”（编辑：周修文）
刘文立，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国史研究会副会长。著有《法国革命前后的旁边翼》《工业革命中的法国社会 （1814-1848）》。译著有《法国史纲要》《法国现当代史》《瑞士中立史》《瑞士简史》《移民难民在瑞士的历史》。参编《法国通史》。2008年获法国 "教诲骑士”勋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