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宣怀

在中国近代史上,晚清首富、红顶贩子盛宣怀是颇具话题性的历史人物。

一方面,他在洋务运动中广办实业,创造了11项“中国第一”,是我国近代工业的先驱之一。
盛宣怀创办的第一个民用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第一条铁路干线(京汉铁路)、第一个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成为近代中国工业进程中的骨干企业,乃至延续至今。

另一方面,“洋务与赈务并重”是盛宣怀四十余年政商生涯的主要特色。
他在组织疏通山东小清河过程中创造的“以工代赈”方法,成为此后数十年广泛运用的救灾手段;他参与创办了中国红十字会并担当首任会长,主导创办了北洋大学堂、南洋公学等,是中国近代慈善奇迹的首创者之一。

晚清首富盛宣怀的善财保家之策为何不能阻挡家族的迅速衰败

不为众人熟知的是,盛宣怀也是我国家族善财传承的先锋实践者。
盛宣怀临终留下遗嘱,对其弘大的家族财富作了明确安排,希望通过“自利+利他”的善财传承架构实现“保家之策”。
盛家用其一半家产设立的愚斋义庄,该当是我国历史上首个具备当代慈善特色的复合目的家族相信。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盛宣怀精心构思、投入巨资建立的愚斋义庄,仅仅持续了15年即告终结。
而且,他最看重的儿子盛恩颐,终极在穷苦交加中病逝于盛家祖业留园的门房,去世前但求一碗红烧肉而不得!

统统历史都是当代史。
为什么富可敌国的家族财富不过百年就灰飞烟灭?为什么领悟慈善和传家目的前辈“保家之策”不能阻挡家族的迅速衰败?本文聚焦百年前中国首富、商业巨头盛宣怀的家族善财传承案例,期待给本日的超高净值家庭传承安排供应主要启迪。

江苏省常州市青果巷盛宣怀故居内的盛宣怀坐像。
图/傅昌波

洋务与赈务并举,

积累巨额财富

1844年,盛宣怀出生于江苏省常州府武进县,其父亲盛康与李鸿章、左宗棠等名臣交情甚笃。
盛宣怀追随李鸿章后,在“经世致用”文化熏染下,逐渐展示出其过人的政务和商务才能。

1871年直隶地区遭遇严重水灾。
直隶总督李鸿章无奈之下,建议清廷以获取功名为勉励,大力推广民间捐赠。
这让当时晋升通道受阻[1] 的盛宣怀看到了新的希望。
他先是深入江浙地区,带头劝捐数万件棉衣,然后包办劝捐三万石粮食的任务,并大获其功。
1872年,盛宣怀因在赈灾活动中的精良表现,被赏加“花翎二品顶戴”,得以走上政治舞台,后得到参与筹建轮船招商局的机会。

可见,赈务能力是盛宣怀竞赛政坛的发力点,是他的“官场人设”与“核心竞争力”。
在长期赈灾活动中,盛宣怀与朝廷地方的巨擘、江浙地区的绅商、文教界人士形成了密切的社会关系,促进了各方在洋务运动中的广泛互助。

在仍在培植中的江苏常州盛宣怀故居,有一个触屏式的“盛宣怀朋友圈”展示。
从中可以看到,在盛宣怀的政治生涯与商业进程中,与之保持持续互动关系的主要人群,就包括光绪,及载泽、李鸿章、张之洞等清朝高官,张骞、郑不雅观应等新兴贩子,以及袁世凯、孙中山、蔡元培等政治精英。
这个以慈善和洋务为纽带、交错形成的“小圈子”,是影响中国近代进程的主要力量。

盛宣怀“朋友圈”示意图。
图/傅昌波

“商业与慈善促进,创富与慈善为伴”是盛宣怀奇迹发展中的光鲜特色。
在此过程中,这位“领导晚清中国工业化并发挥显著浸染的第一个工业家”[2] 创设电报、织布、缫丝、采矿、轮船、铁厂、铁路等公司,直通实业、交通与金融,利用“官督商办”垄断地位,打造了弘大的家族财富帝国。

根据“盛档”[3] 统计资料,1916年盛宣怀去世后,受托成立的财产清理处花费了一年多韶光,清点出其家族动产、不动产、有价证券(如企业股票)等折合白银约1296万两。
这笔数额弘大的遗产相称于:(1)当时中国海关总收入1/5。
根据《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作为晚清最主要收入来源的海关,在1916年总收入 (连船钞在内) 为6467.4万两白银;(2)按当时银本位下1英镑=5美元=6.2两白银的汇率,相称于同期的1045万美元;(3)纵然享受“一战”红利的美国,当时也仅有约2.1万名百万财主;以1917年美国花费2500万美元从丹麦购得维京群岛来看,盛宣怀家族可称得上“富可敌国”。

可以确认的是,经由几十年的经营,红顶贩子盛宣怀成为名副实在的晚清首富,其家族也成为民国初期无可争议的“上海第一大家族”[4] 。

位于上海市淮海中路的盛家“老私邸”。

近代慈善奇迹先驱,

功不可没

在中国近代慈善发展史上,盛宣怀在理论、实务方面贡献颇多。

1919年(即盛宣怀去世三年后),其子盛恩颐组织编撰了记叙盛宣怀平生业绩、表述身后评价的《盛宣怀行述》。
在这篇“盖棺定论”式的纪念长文里,盛宣怀的慈善活动被提到了与兴办实业同等的高度,成为盛宣怀“事功”的紧张内容:“府君早岁服官,尽瘁国事……平生最致力者,实业而外,唯赈灾一事。
” [5]

这一表述或有浮夸,但总体能得到历史资料的佐证。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图书馆对馆藏的盛宣怀档案进行了清查整理。
在2015年出版的100册《盛宣怀档案选编》中,慈善活动类资料达到了惊人的36册,解释慈善、赈务等活动在盛宣怀事务中的比例,可能仅次于政务和洋务。

盛宣怀的慈善奇迹造诣中,有几个浓墨重彩的地方。

首先,重视实业的盛宣怀强调“非商办不能谋其利,非官督不能防其弊”的理念,认为部分新办洋务具有公共产品性子。
因而他在交通、矿山等根本举动步伐干系家当,也包括教诲、文化等方面有巨额的投入。
据统计,盛宣怀先后主理、参办、帮助20多所教诲机构,个中包括著名的北洋大学堂(天津大学前身)和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前身)。

其次,盛宣怀以身作则,在赈灾活动中表现突出。
例如在1871年赈济直隶水灾中,盛宣怀曾三次得到朝廷奖励,个中包括举家之力捐助棉衣2万件,按照“每件银1两”的标准,代价约2万两白银之巨。
在此后的甲午赈务、两湖赈灾、庚子催款、民国初立等历史事宜中,盛家均表现积极,得到各界褒扬。

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盛宣怀铜像。

再次,盛宣怀看重赈灾慈善中的制度创新。
例如在担当山东登莱青兵备道期间,他开展过几项水患管理的慈善项目,尤其是在疏通小清河工程期间,为理解决经费不敷、提升民众参与积极性,他创造性地采纳了“以工代赈”的策略,让受灾灾民参加治河工程,给予工钱,起到了救援灾民与兴修水利的综合效应,该策略成为之后数十年间赈灾的“标配”。

末了,盛宣怀是中国红十字会的主要首创者。
1904年3月10日,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成立,成为中国红十字会的前身。
在成立仅一周后,该会通过了经盛宣怀核定的筹款办法八条,并得到清政府外务部、商务部的支持。
同年7月,《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暂行简明章程》发布,盛宣怀是三位起草人之一。
当上海万国红十字会退出历史舞台、创建独立的红十字会时,清廷于1910年2月27日发布任命,“著派盛宣怀充红十字会会长”,从国家层面给予中国红十字会以支持[6] 。
盛宣怀利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力,为红十字会的早期规范运作作出了卓著贡献。

保家之策:

设立愚斋义庄

根据《盛宣怀行述》及《龙溪盛氏宗谱》,盛宣怀祖上在明朝末年由金陵迁往江苏常州,扎根于武进县龙溪河边。
盛氏是官宦世家,盛宣怀的祖父盛隆是清朝举人,父亲盛康是进士。
受范仲淹创立义庄、范氏一脉“百年不辍、薪火相传”的传奇故事所吸引,盛隆、盛康等有曾严明磋商设立义庄的重大事变:“昔范文正公置义田千亩,以养济群族,七百年来族中至今赖之。
予有志久矣……假我数年,我与汝等共筹之,吾愿足矣[7] 。

事实上,在盛宣怀设立复合目的家族相信之前,其父盛康在1867年创立了“拙园义庄”。
这一宗族慈善奇迹依赖大量不动产[8] 的持续收益,外聘专人卖力打理(“概用外姓,以避嫌疑”),目的是“设义庄,增祭田,建义学,修宗谱”。

盛宣怀功成名就后,对家族传承的制度性安排始终是他重点考虑的事变。
从他1916年的临终遗言“我之遗嘱早包办妥,但未完备”的表述,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付巨大家族财富的传承早就有初步的安排,但临终前有了新的构思。

盛宣怀与庄夫人和众人合影(1908年摄于日本)。

1911年,因盛宣怀建议将地方铁路收归国有而引发的“保路运动”,成为辛亥革命的主要“导火索”。
随后,盛宣怀被当局宣告“当场革职,永不再用”,不得已避昔日本。
旅日期间,盛宣怀对三井家族“不分家产已历数百年……家有议会,会有宪法,子孙继续弗替”的传承制度非常钦佩[9] 。

结合“亦官亦商”的人生经历,盛宣怀认为,中国传统的“去世后分家”制度固然争议较少,但随意马虎耗散家族的整体影响力,不利于大家族的基业长青和永续传承。
因此,盛宣怀希望结合中国家族传承老例与日本“不分家”传承制度的优点,走出一条家族善财传承之路。

1916年4月26日,盛宣怀临终前作出安排,全部家产一半遵照传统老例分家,一半用于建立兼顾利他和自利的复合目的家族相信:“将来家产应有进项,作十份开拆,以五份留作善举,五份分给五房。

根据他的遗嘱,盛宣怀近1300万两白银的遗产进行三重分配:

① 先行拨付部分财产,用于安置两位遗孀(继室庄德华70万两,妾侍萧氏30万两),安排女性子弟嫁妆(女儿嫁妆6万两,孙子3万两)。

② 剩余1160万两遗产对半分为两部分:剖析股与保存股。
个中,剖析股是留给五房均分的遗产,保存股用于设立综合目的的家族相信。

③ 代价580万两的保存股,又被均分为10股。
个中四股为“善举准备金”(即真正用于义抚饥馑、水灾、旱荒、疫疠、地震及天灾等慈善活动的本金),四股为“本支准备金”(用于敬拜、宗祠培植、购置义田等盛氏宗族活动),其余两股为“公共开支准备金”(用于基金日常运营用度,如董事会包办用度)。

图片来自郑宏泰、高皓《盛宣怀家族义庄》一文。

从盛宣怀遗嘱的整体构造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兼顾家庭利益与社会公益的家族善财传承安排,如果得到完全的履行,该当能够实现“保家之策”。

单独从社会公益角度看“保存股”的利用,这个名为“愚斋义庄”的家族相信,已经打破传统宗族慈善的局限,兼具家族相信、家族慈善相信双重功能。

违背遗嘱,

善财传承操持落空

从历史资料看,盛宣怀对愚斋义庄的安排,也汲取了欧美家族慈善的履历。
例如他指定实行监督人李经方(李鸿章的宗子)会同盛氏五房及亲族会议切磋,成立愚斋义庄董事会,订立章程。
章程规定董事会遵照“动息不动本”原则,即只准动用生利,用于组织的日常运行,不得变卖义庄财产。

在去世前,盛宣怀委托顾润章、盛玉麐等亲信下属担当至善堂(愚斋义庄的前身)实行办事。
在按其遗嘱建立的“议会”中,董事人选的来源、人数、任期都有详细规定,竭力避免“家族一言堂”。

这样的制度安排,已经具备当代家族相信和慈善相信的基本特色。
因此,愚斋义庄可以说是我国家族善财传承的创始案例。

遗憾的是,愚斋义庄设立仅15年便告终结:先是其子孙在1927年底瓜分了复合目的家族相信的六成非慈善用场资产,由此触发了连番的内外争夺;1931年,愚斋义庄董事会在《报告》《新报》等主要报纸刊登通知布告,正式发布终结义庄。

剖析我国首个家族善财传承操持未能实现初衷、难以保障家族基业长青的缘故原由,紧张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慈善资产界定不足清晰。
制度经济学认为,资源的稀缺性一定伴随着配置过程中的冲突,只有在既定的规则之下,当事人才故意愿、有能力参与资源分配的竞争。
这意味着,产权是约束人们经济行为的基本规则。

作为晚清著名实业家与政治精英,盛宣怀的眼力无疑是深远的,但他吸取日本、欧美传承范例,建立起规模伟大、规则完善的家族相信和慈善相信,却不及其父盛康建立的宗族慈善“拙园义庄”[10] ,这与两者的产权性子界定有关。

盛康建立“拙园义庄”时,曾寻求故交曾国藩的支持。
同治天子对此表示嘉许,并哀求拙园义庄将田号明细、庄规条例等“送礼部查核”。

盛康争取公权力的认同与保护,显然是为了在政治上寻求庇护。
但不容忽略的是,最高统治者的背书让拙园义庄分开了“家族财产”的范畴,成为一项公认的“公共慈善资产”,从而明确了“脱私就公、产权明晰”的产权性子。
盛氏后人纵然想打拙园义庄的主张,也缺少法理依据。

相反,1920年创办的愚斋义庄,虽然完备按照盛宣怀的遗嘱实行,但在社会制度层面上缺少相应的法律土壤,在产权方面存在巨大的“模糊边界”。
当时的北洋政府及稍后的国民政府仅出台了《捐资举办救援奇迹褒奖条例》《管理遍地所私立慈善机关规则》等详细条例,对慈善财产界定不明晰,对慈善组织的独立性缺少清晰认识。
因此,当愚斋义庄涌现内部尔虞我诈时,运营者难以寻求法律制度的有效保护。

第二,公私混同致监察人难以履责。
这是产权不明晰导致的另一个恶果。
按照当时的制度安排,李鸿章宗子、曾出任清朝驻外大臣的李经方担当愚斋义庄的监督人,在社会名声上“镇得住场子”,且李经方本人多年来卖力李鸿章家族的田产事宜,具有丰富的实务履历,这一安排不可谓不高明。

但由于愚斋义庄不是独立的民本家儿体,尤其是名称仅以“义庄”描述,当时的舆论普遍认为,这是盛宣怀家产的一部分,干系抵牾纯属家族内部的遗产轇轕。
正由于如此,包括李经方在内的参与者并造孽定的义庄利益独立监护人,而只是受盛宣怀委托、担当兼职的“德望父老”,因此,他们没有法定的情由去保持愚斋义庄的独立性和完全性,与图谋瓜分义庄资产的盛家后裔、干系机构正面临抗。
正如爱惜羽毛的李经方在事后表示:(当时的)法律、民众都认为,愚斋义庄的出路是盛氏家事。
既是家事,外人如何过多干涉?

这一“时期误解”直接导致盛宣怀的遗嘱遭遇现实寻衅时,真正有能力掩护秩序之人有心无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善财传承载体被拆散。

第三,女主人聪慧与见识不敷。
盛宣怀去世后,遗孀庄德华执掌家政。
但她思想因循守旧,难以理解盛宣怀的前辈理念与政治聪慧。
例如,按照盛宣怀的遗言,在清帝逊位、民国已立、群雄争锋的改朝换代时候,其葬礼只能“法衣薄殓”,并哀求将“家中所有钱财,交由专门机构打理”。
但庄夫人在传统不雅观念的支配下,认为盛宣怀生平致力于朝廷基业,即便清廷已经覆灭,盛仍旧应该尽享哀荣。
为此,盛家从北京请来了给慈禧太后办丧事的仪仗,在上海南京路上举行了规格超越“国葬”的超级豪华丧仪。

这场风光无两的世纪葬礼,固然足以宣示家族存在感,但却把失落却权力庇护的盛家置于风口浪尖处,加速了各方觊觎盛家财富的进程。
从这个角度看,庄夫人未能体悟“藏拙”与“中庸”的深意,加剧了家族善财传承的潜在风险。

1917年11月18日在上海举行的盛宣怀葬礼场景。

此外,庄夫人难以维系家族秩序,无法遏制来自家族内部的离心趋势。
例如愚斋义庄建立后,庄夫人逐渐节制了义庄董事会,也得到了实际经营的紧张决策权。
但在子弟(尤其是亲生儿子盛恩颐)的反复游说下,庄夫人未能坚守愚斋义庄设立的初衷(以家族力量抱团整体发展,而不是分开单干),这让各屋子孙开始图谋终结义庄,分钱到房。

第四,公权机构参与同谋分肥。
庄夫人去世前后,正值北洋政府与国民政府交替、各政治派系利益纷争的分外期间。
盛家子女违背祖训、瓜分愚斋义庄之举,引来了江苏省政府的参与调查,但该调查的意图竟然是,通过支持盛宣怀家族“自行支配愚斋义庄财产”,得以分享义庄的部分财物。
而之后的国民党南京政府也不甘掉队,通过强行推销国库券、国债的办法,参与了这场针对愚斋义庄的分肥大戏。
终极,在 1931年国民政府行政院批准终结愚斋义庄后,本运用于慈善奇迹的230万两巨款由中心政府查收,用作“解剿匪经费”。

穿越韶光的长河,无论多大的家族财富,都可能面临水毁、失火、战乱及官府征收等不可抗力的磨练。
民国初期我国政治秩序剧烈变动,社会秩序与法律保护极其薄弱,这也是愚斋义庄未能成为百年迈店的主要缘故原由。

对新时期家族善财传承的启迪

如果说,社会、政治、法律等制度缺失落,是造成盛宣怀年夜志勃勃的善财传承操持无奈落幕的客不雅观缘故原由,那么,思虑“个人可控”的成分,对付本日的高净值人士更有启迪意义。

首先,及早妥善的善财传承安排,有利于及时创造问题,增强纠错能力。
从盛宣怀游历日本萌发善财传承操持的想法到其去世,韶光只有5年,很多想法可能来不及充分论证。
例如愚斋义庄章程中,就存在着一个暗藏隐患的条款,“超过董事会半数成员赞许,即可变动本规章及条文”。
这个看似为了避免义庄落入外人之手的规定,却给后人从内部毁坏永续经营原则供应了方便,也为日后盛家破碎、内外同谋瓜分义庄资产埋下了隐患。

我们无从知晓愚斋义庄制订该章程的经由,但很显然,如果创富者盛宣怀能够参与章程的决策谈论,通过其与状师楼、相信监督人的互换,为实现永续运营的目的,该条款该当能够设计得更加完善。

从人类的社会发展规律看,当事人尚在春秋壮盛之际,具有更充足的体力、精力构建实务框架,也有更强大的实行力与影响力推动项目履行后的容错纠错。
而在其走向人生终章之际,不但本身决策能力低落,对传承的实际掌控力也日渐衰弱。
因此,家族善财传承操持的建立,最好是创富者在“当打之年”早作安排,避免在病笃之际匆忙请托,乃至因溘然离世痛失落妥善安顿家族传承的机会。

这一点,在当代社会依然可以找到无数事例。
比如,台湾富豪王永庆溘然去世,留下“超高遗产税”(家族需缴纳的遗产税总额达到300亿新台币,是台湾其他富豪30年实际缴纳的遗产税之和)、“外洋资产无法拿回”(例如存在瑞士银行的400亿元新台币无法取出)等系列的后遗症。
而喷鼻香港特区的李嘉诚早在2012年就启动了家族善财传承操持,两个儿子依据不同的禀赋作了不同的传承安排,同时用李嘉诚基金会作为家族善财传承的紧张利他通道。

其次,家风培植根本不牢,地动山摇。
家风家教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富。
在庄夫人去世之后,其子孙不再坚守原来的复全家族相信安排,一个最主要的缘故原由是,奢靡的生活让盛家子孙对社会财富缺少最少的认知。

盛宣怀儿子盛恩颐。

被视为盛家接班人的四子盛恩颐,曾被送到英国伦敦大学、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接管高档教诲,但由于家教缺失落、家风不正,盛恩颐终极沦为范例的败家子。
例如盛恩颐先后迎娶了11房姨太太,并给她们都配备了别墅与汽车;在接管汉冶萍公司总经理一职后,盛恩颐“一边抽大烟,一边批文件”;在赌场里,盛恩颐乃至一夜之间输光名下100多套上海的洋房别墅。

任何人不会天生便是“败家子”。
但是,在家族后人尚不能理解财富背后繁芜的社会关系时,就轻易地让其享有巨大财富的支配权,其结果只能是悲剧式的。
在盛宣怀的儿女们看来,家族与企业就好比是一口古井,自有财富彭湃而出。
钱来得太随意马虎,自然会失落去对赢利的敬畏感,养成骄奢淫逸、挥霍无度的恶习。

龙溪盛氏家训有“禁止赌钱”的条款,但显然未能约束盛恩颐。
图/傅昌波

盛宣怀去世后,在朝代更替、群雄逐鹿的时期背景下,工商企业与不动产的盈利能力大幅低落,“不分家产,只动利不动本”的遗产处置原则,使得盛宣怀各房子女的实际可支配收入大幅减少,无法知足其奢侈的日常支出;权责不清又激化了各房对共有遗产支配权的轇轕。
这两股强大的离心力,终极使得家族后人忽略遗嘱及章程约定,向上海临时法院提出,将已归入“愚斋义庄”的相信基金由盛氏五房重新分掉,并引发了连续不断的家族官司。

从个人命运的角度看,带头私分愚斋义庄财产的盛恩颐,因不擅劳作、没有收入来源,终极在祖宅的门房凄然去世。
盛宣怀善财传承操持落空的案例充分解释,家风家教才是家族最宝贵的财富,也是留给子孙后代最好的遗产。

盛宣怀留下的弘大家族遗产在数十年内烟消云散,反而是其兴办或帮助的教诲机构、慈善机构、公共图书馆等,在百余年后仍旧在世间熠熠生辉。
可以说,无论是盛宣怀,还是当代的先富人群,他们的财富积累不但包括个人的努力与聪慧,也离不开社会成本的支持、人力成本的奉献和自然成本的花费。
因此,安排家族传承必须考虑回报社会,这也是善财传承的要义所在。

在盛氏家族善财传承操持落空之际,在大洋彼岸,与它同期成立的家族慈善基金会却茁壮发展,生动至今——例如洛克菲勒基金会(1910年景立)、卡耐基基金会(1911年景立)、福特基金会(1936年景立)。
以洛克菲勒家族为例,从石油大王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算起,100多年来,其家族设立了70多个慈善机构,帮助了包括芝加哥大学、洛克菲勒大学、北京协和医科大学在内的浩瀚著名慈善项目。
其家族也已传承七代,共300多人,每年都会举行家族慈善聚会。
家族慈善至今仍是这个弘大家族紧密联络的桥梁和纽带。

江苏常州市盛宣怀故居。
图/傅昌波

晚清首富盛宣怀的家族善财传承操持以失落败告终,令人唏嘘,发人寻思。
江苏常州市的盛宣怀故居,该当成为超高净值人士的打卡点。
在这里才能真正看清楚:能够穿越韶光的家族财富,只能是利他与自利相平衡的财富;在逐步实现共同富余的新时期,慈善是超高净值家庭的必选项,善财并行是家族传承的必经之途。

(傅昌波,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肖彪,京师善财传承实验室特约研究员)

注释:

[1] 盛宣怀从前未能考取进士,因而寄托李鸿章从事庶务。
但弹压太平天国运动之后,为抑制地方派系坐大,李鸿章所代表的东南地方势力遭遇打压。
盛宣怀原来拟定调往直隶听差,却因“核与定章不符”,被吏部反对。

[2] 美国学者Feuerwerker在《中国早期工业化》中的评价。

[3] 盛宣怀家族极重视档案记录与保存,曾留下17.5万件、1亿余字的档案史料,汇编而成的“盛宣怀档案”(即“盛档”)记录了家族在1850-1936年的各种事变,成为研究我国近代史的主要资料。

[4] 拜会夏东元《盛宣怀年谱长编》。

[5] 拜会沈云龙《惊呆中国史料丛刊续编》中的《愚斋存稿》。

[6] 拜会《酌拟中国红十字会试办章程请旨备案折》。

[7] 拜会《龙溪盛氏宗谱》,此处“我与汝等共筹之”,是指盛隆与盛康筹建义庄的操持。

[8] 从《龙溪盛氏宗谱》中的记载,初始投入的资产包括“屋:四厦三十余楹;赡族义田一千二十二亩,祠基祭田一百一十二亩,共田一千一百三十四亩”。

[9] 拜会彭晓飞《族产制度近代转型之探索:上海盛氏愚斋义庄研究》。

[10] 根据当地县志,拙园义庄规模较小,但却持续运作到1949年当地地皮改革后方才终结。

作者:傅昌波、肖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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