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的涌现，在体式上已经不同于古代诗文，彼此确乎不在一个空间，几千年的辞章履历便不幸断裂了。
但细细看来，散文、随笔略好一点，在语体文中涌现一些古文的句式，是自然的事。
独占新诗，则怠慢了诗经以来的一些精义，与古人的间隔越来越远。
我年轻的时候也写过一些新诗，险些无法转换古诗词的韵致，笔调多还是从译诗中启迪过来的。
新诗作者不再关心古诗词，已经被诟病过多年。
至于战胜此一毛病的办法，无论是墨客还是批评家，好似一贯没有找到。

我们的古人是很重视诗文的承传的。
比如宋代往后，文人暗接杜甫传统者甚多。
苏轼、黄庭坚言及杜甫，都能够从意境与文体中得其妙处。
但到了民国，新文人对付杜诗多留在学术层面思之，于新诗中延其文脉者寥寥。
何以如此？墨客们好似没有寻思于此。
最近，师力斌师长西席著《杜甫与新诗》一书，直接回答了这个问题，本书不妨说是对新诗史的一种总结，又能独辟路子，认为不仅就思想性而言，从技巧来说，新诗可以借鉴杜诗者的路不止一条。
人们多年间的迷惑，也瞬间冰释。

师力斌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说，杜甫也是自由的墨客。
古代的诗歌虽然有格律的哀求，但那些形式对付杜甫都没有太多限定，其辞章与韵律都飞扬于措辞之维的内外，汉语的潜能被一遍遍开释出来，形成不拘一格的体例。
作者说：“杜诗的好，不全来自对仗、平仄与押韵。
杜诗丰富的技巧，可对应于新诗的字词、句法、构造等技巧，纵然减却其韵律平仄，拿掉对仗，也不失落诗意。
”我们的作者在深读作品的时候创造，杜诗的变幻莫测之风，既有精神的幽深，也有表达的自若。
“杜甫可谓诗歌散文化的先行者和倡导者，下开宋诗以议论为诗的先河”。
他引用王力师长西席的不雅观点，从诗词内在构造出发，看到超越法度的可能性。
应该说，对付有文体意识的人而言，这样的创造，开阔了审美的空间。

汉语的特点是字本位，字与字、词与词间，由于平仄不同，在搭配里有千变万化。
自从人们重视佛经翻译的履历与方言的借用，文学的词语暗自觉展，其内蕴深入到了广远之所，遂催生出新的艺术。
六朝往后，诗文的起伏之韵，跳跃之思，流光逶迤而残酷。
但这种气候，到了近代已经衰落，除了极少数人，士大夫已经多无此种遗风。
师力斌是有历史感的人，不像一样平常批评家那样静止地看待当代作品，有一个整体的文学不雅观。
从许多文本里能够跳出来，古今对照，读出了作家写作中的问题。
比如面对新诗，以为好处是可以自若往来，不拘俗套，但炼字炼句的特色消逝，意象也随之软弱起来，遂失落去了古诗的某种悠远、神妙之趣。
师力斌认为：“只讲自由，不讲规矩，诗语失落范，特殊是口水诗的泛滥，给新诗带来恶劣影响，致使许多新诗读者大倒胃口。
”这样的感叹，不懂文学史者是不会有的。

我年轻时读胡适的《考试测验集》，以为过于直白，可回味的意味殊少，于是不再有翻阅的希望。
只有艾青、穆旦的诗歌，唤起了我的一种内觉，仿佛看到了口语诗的潜能。
汉语自身的特点，使其表述空间颇为辽阔。
词语的组合，观点的对应，名词与动词的神接，都有不可思议的变革之径，但并非大家能够利用自若。
郭沫若的《女神》乃情绪的涌流，由于没有节制，审美的天平是倾斜的。
冯至的《十四行集》固然有其佳处，却不及古诗的隽永之气，神思被词语所囿，未能涌现大的气候。
至于何其芳诗的平直，田间作品的单一，那就离美的境界很远了。

中国好的作家与墨客，笔墨里常带奇气。
凡俗之间翻出新意，就打开了措辞之门。
我曾经说鲁迅的散文诗是“一腔多调，一影多形”，词语的迷宫里有幽玄的思想流溢。
这与杜甫的辞章的利用有异曲同工之妙。
师力斌将杜甫诗歌里的审美奥秘之一总结为“抵牾修辞”，看到了审美的核心之所。
杜诗里常见对立情绪的交织，对仗之中，悲欣互视；晦明之间，杂味悉生。
新诗实在也可以很好借用类似的手腕，师力斌在穆旦、海子等人的作品里，看到了这种可能，虽然新的墨客的摸索还带着稚气，但几代人的探索是主要的。
从百年新诗发展中看来，翻译体的作品影响最大，好的墨客多是翻译家，他们有双语的履历。
但旧学教化不敷，是一个大的问题。
难怪王家新说新诗的当代性是出了问题的当代性，这类感叹，无疑也带有危急意识。

艺术里的出新，实在是对付审美惯性的战胜。
里尔克在描述塞尚作品时，创造其画面的诱人在于存在着无色之色。
“在他极度敏感的眼力下，灰色作为颜色是不存在的，他挖掘进去，创造紫色和蓝色、赤色和绿色，尤其是紫色”。
这与诗歌里的词外之词，可以说是同等的。
中国古人很会利用这样的审美暗示，钱锺书谈论“通感”，实在也涉及类似的话题。
古人的履历，在口语文里延伸起来较易，于新诗中成长起来则有些难度。
我们看知堂的文章，明人的意味隐约飞舞，古今的辞章天然一体，颇为老到。
但他写的新诗，就失落之大略，彷佛被什么抑制住了。
新诗的难度有时甚于散文、小说，故每有进步，都带着跋涉的艰辛。

木心师长西席说：“读杜诗，要全面，不能单看他忧时、怀君、记事、刺史那几方面。
他有抒怀的，唯美的，乃至形式主义的很多面。
”这是对的。
杜甫与新诗的话题可做寻思的地方很多，这里有思想境界的温习，也有感知办法的参悟，古人对此早有恰当之论。
新诗从杜诗那里的确可以学到许多审美履历，如《杜甫与新诗》的作者所云，名词意象的利用，明喻、暗喻、借喻、博喻、倒喻的穿梭，音乐感的流动，都可刺激新诗作者探求恰当的辞章之路。
任何精彩的墨客，都多少拖着古人的形影，又走在无路之途的。
打通古今，是人们常说的话，但在新诗方面却成绩不佳。
不过，从杜诗的传统看文学的未来，以往的悲观也大可不必。
年轻的墨客们，不会总在狭的笼中。

（孙郁，著名学者，中国公民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