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邀进入曾国藩幕府
清咸丰四年（1854年）正月曾国藩自衡州动身东征之前，于初七日给陈士杰写信并派专人送往湖南桂阳，约他前来合作。信中说：“自别往后，日盼足下来音，而久不见达。足下深明武事，于御众之道，盖得古人之遗意。仆这次东行，博求吾乡血性男子有忠义而兼娴韬略者，与之俱出。足下于仆，有笔墨之缘，有心腹之雅，岂可不联镳以偕？兹专人前往，乞足下禀告侍闱，即日来衡阳共筹诸务。”
曾国藩说他与陈士杰“有笔墨之缘，有心腹之雅”，是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陈士杰以拔贡赴京参加朝考时，曾国藩为读卷大臣，结果陈士杰以一等第一名用为七品小京官分发户部任职，陈士杰也由此成为曾国藩的弟子并受其赏识。但正如曾国藩信中说的“日盼足下来音，而久不见达”那样，陈士杰确实是一个比较自持的人，比如在京事情期间，他轻易不登曾家之门，每逢曾国藩宴请学生，其受邀后才与李鸿章等人一道，来曾家参加师生聚会。用现在的话说，陈士杰该当属于智商高情商低且十分要面子一类人，这种人虽然受人尊重，却难以让人亲近。
曾国藩
然而，陈士杰的孤僻清高不仅没有毁坏曾国藩对他的良好印象，相反却受到曾国藩的更加尊重。咸丰元年（1851年）陈士杰父亲去世，亟需携家带眷回家奔丧却手头窘迫“贫不能归”，对陈家经济状况管窥蠡测的曾国藩，不仅亲自为他办装，而且“绵衣车帘，悉取为赠”。可能有人对曾国藩的做法表示不理解，否则曾国藩不会这样对人阐明说：“隽丞（陈士杰字俊臣，也写作俊丞、隽丞）外朴内朗，干济才也。”意思是陈士杰的外表虽然朴实淳厚，像一个不通人情的书呆子，实在他的内心比谁都明白，做任何事情都有自己的原则，不会随波逐流，是一个能干大事的人啊。俗话说世上没有无缘无端的恨，也没有无缘无端的爱，深具知人之明的曾国藩，原来是十分看重陈士杰的才能，才着意加以收买的。有言道“知人则哲（能识别人的贤愚善恶就聪明）”，能识才爱才的人，本身便是有眼力、有肚量胸襟、有抱负的人，曾国藩与陈士杰，可以说是惺惺相惜吧！
陈士杰家乡桂阳在湖南东南边，与两广相邻。太平天国在广西叛逆后，桂阳是湖南最早受到波及的地区之一。一些不安分的桂阳人，不仅纷纭聚众相应，而且有个叫李明先的读书人，还在当地建立盘据政权，别称洪顺元年。为保一方安宁，在家守制的陈京官（桂阳人对陈士杰的昵称）因受当地绅民拥护，从咸丰二年（1852年）开始就在桂阳州北乡积极办团练，清剿当地强盗和防堵太平军入湘，展现了其突出的军事和组织才能。曾国藩信中说陈士杰“深明武事，于御众之道，盖得古人之遗意”，便是由于这个缘故。陈士杰的亲家王闿运，后来为其撰写行状，文中也特殊写道：“其时省城虚弱，仅自守。永、桂州县界两广，数有寇警。牧令或守或走，院司皆不问。乡团聚散胜败，牧令又不暇问。唯桂阳州北乡团有所遵奉，大家得以自固。”
曾国藩奉命帮办湖南团练后，对文能草檄、武能杀敌又有办理团练履历的陈士杰，自然倾怀延接。陈士杰也没有让他失落望，接信后很快赶到衡州，加入曾国藩幕府并“任以谋议”。
为曾国藩把好用人关
陈士杰一入幕府，就为曾国藩谋划远大奇迹。他认为要取得奇迹上的成功，“唯以用舍人才为大计。”意思是一个团队的茂盛发达，关键是用对人、用年夜大好人，领导人身边如果不能聚拢一大批有才能且能干事的人并用其所长，其它统统免谈。曾国藩十分讴歌陈士杰的见地，就把稽核鉴别人才的事情全部交给他做：“始隽臣佐曾文正公军幕，嵩焘与焉。文正公名能知人，独谓隽臣有识鉴，所部文武吏士始至，必先令诣隽臣，阴使相其能否，因授以事。”
很显然，陈士杰进入曾国藩幕府后，身份是高参，紧张职责是鉴别、稽核和利用人才，相称于军事参谋和组织人事秘书这样的角色。以是当时来曾营投效的人，都要先见陈士杰，经他稽核鉴定有什么特长，能胜任什么事情，拿出利用见地后，再由曾国藩安排详细事情。对付暂时不能用的人，也给出明确说法，让人心悦诚服拜别。事情中陈士杰也竭尽全力，武断为曾国藩把好用人关：“反复进论，他人或未知也。”
由于陈士杰有鉴别人才的特长，以是他只见过鲍超一壁，就认定是一位英雄，从而刀下夺人，救了其一命。原来陈士杰进入曾国藩幕府不久，恰逢鲍超因“诬告营官”论斩。鲍超当时只是一个绝不起眼的别校，否则哪能说杀就杀了？说来鲍超命该不绝，当刀斧手将他捆绑帐前，即将推出斩首之际，却被陈士杰有时创造，于是当即找到曾国藩，要求免其一去世。陈士杰是从鲍超“颜色不挠”的神采中，看出他不是普通角色。
除了鲍超这位未来名将，陈士杰还救过老湘营浩瀚将帅的命。咸丰四年初，曾国藩率军援湖北。此前，湖南巡抚已派王錱为统领带兵出岳州。这两支部队的目标虽然同等，都是出征湖北，但各自为战，互不统属，缘故原由是王錱与曾国藩早已闹翻，改投到了骆秉章、左宗棠门下。在湖北蒲圻，王錱的部队与太平军遭遇，败退岳州城内。曾国藩的部队当时扎营岳州城外，又是一支新集的军队，哪能抵抗得住乘胜追奔而来的太平军？于是一泄而退。王錱却“耻与俱退”，打算去世守“薪米俱绝”的岳州空城。曾国藩虽知王錱守不住岳州，会白白送命，但愤懑之际哪有心思管他去世活？陈士杰则不然，他不急不躁，反复论说，终极说动曾国藩派水师回军相救。湘军水师炮船在岳州城外连放数炮，王錱等九百余人乘机缒城逃出，保留了老湘营一批骨干。后来老湘营的所有名将，险些全在这九百余人之中。
若无陈士杰，众人哪能知道鲍超之名？至于老湘营浩瀚名将，更是早被王錱葬送在岳州城内了。后来，左宗棠正是靠着老湘营的能征善战，才平定浙江和收复新疆，以是这是陈士杰对湘军也是对国家最主要的贡献。
分开曾国藩
太平军占领岳州后乘胜南进，决定由石祥祯扼守长沙北面的靖港，林绍璋率主力绕道宁乡赶往长沙西南的湘潭，形成南北合围长沙之势。曾国藩计无所出。这时陈士杰联合李元度主动献计打湘潭：“湘潭为省城咽喉，宜先击之，湘潭败，靖港贼自走。”意思是湘潭是省城长沙的咽喉，应首先攻打湘潭，湘潭拿下来了，靖港的太平军就会不战而败。曾国藩采纳了他们的见地，派塔齐布统领湘军陆师，褚汝航、彭玉麟等人率领湘军水师驰往湘潭，水陆夹击太平军。湘潭大捷后照功行赏，有建策之功的陈士杰“诏以主事用，仍留本部”效力。
可是，就在湘潭大捷前夕，曾国藩误信谎报，不听陈士杰等人谏阻，临时改变操持，执意率领少数留守部队攻打靖港，结果被太平军打得满地找牙，自己也跳入湘江自尽，幸亏被人救起才没有去世成。
不久，陈士杰随曾国藩进兵武汉，连续击败太平军，取得了一系列骄人战绩。不久又进入江西，于当年年底兵抵九江。
陈士杰画像
湘军的所向披靡，既让曾国藩万分得意，也不由自主地露出了高慢。咸丰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在报给朝廷的《请饬诸路带兵大臣各省督抚堵贼片》中，得意忘形的曾国藩竟然狂妄流传宣传：“长江之险，我已扼其上游；东南大局，似有转机。臣等一军，以肃清江面、直捣金陵为主。”曾国藩于是兵分多路，试图一举攻占湖口和九江，然后直捣金陵。
骄兵必败，这是稍有理智和军事知识的人都懂得的道理。可是头脑发热、贪功冒进的曾国藩听不进任何见地，陈士杰在幕府于是“不复谋议”，也便是被剥夺了参谋权。不久，陈士杰又被丁宁到湘军粮台帮助事情去了，当了后勤兵。这对自傲心极强的陈士杰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侵害。
此事虽然埋下了陈士杰日后分开曾国藩的祸胎，但他没有破罐子破摔，还是齐心专心扑在事情上，无时无刻不把湘军的安危放在心上。他于是主动找到曾国藩，“进策请屯重兵小池口，以固水师。”可是包括曾国藩在内的所有湘军将领，没有一个听得进他的精确见地，都认为“九江功在指顾”，很快就能打下来，没必要为自己留后路，后来太平军果真“踞小池，出轻舟，烧大营”。曾国藩逃入陆军大营后，越想越沮丧，想策马赴敌而去世，又不想活了。众人极力劝阻，他的感情才逐渐稳定下来。曾国藩两次寻去世，都是听不进陈士杰的精确见地造成的，真是自作自受。
九江之败使得湘军出省作战以来取得的大好形势付诸东流，却旋转了太平军湘潭败北后节节退却撤退的被动局势。后来，曾国藩总结生平所遭遇的四大挫折，靖港之败和九江之败即为个中两个：“余平生吃数大堑，而癸丑六月不与焉。第一次壬辰年发佾生，学台悬牌，责其文理之浅。第二庚戌年上日讲疏内，画一图甚陋，九卿中无人不冷笑而薄之。第三甲寅年岳州、靖港败后栖于高峰寺，为通省官绅所鄙夷。第四乙卯年九江败后赧颜走入江西，又参抚、臬；丙辰被困南昌，官绅大家目笑存之。吃此四堑，无地自容。故近虽忝窃大名，而不敢自诩为有本领，不敢自以为是。俯畏人言，仰畏定命，皆从磨炼后得来。”
对湘军在省外的军事行动一贯高度关注的左宗棠得此后，在写给朋友的信中，除了怨怪曾国藩“师胜气骄”，还批评他的幕僚们“惟知一味将顺，毫无匡救之意；又其智虑皆出涤公之下，如何有成？”这就有些错怪了陈士杰。要说陈士杰有错，只能说是没有犯颜直谏而已。这也是陈士杰的性情和为人所决定。他便是一个脸皮薄的人，确实强求不得。同样是曾国藩的学生弟子和幕僚，在敢于坚持精确见地方面，李鸿章就要年夜胆得多，比较之下，陈士杰确实特殊顾面子。
此时，传来桂阳地方武装“鞭策乌合数万，攻泗洲砦，焚陈氏村落落”的，陈士杰忧心如捣又念母心切，趁机武断哀求离开湘军大营，从武汉乘一叶小舟独自赶回家乡。自此往后，陈士杰“不敢复远游”，齐心专心一意在家乡办团练，以保卫故里为己任。
后来，陈士杰不仅把桂阳乡团演习成为很有战斗力的勇营武装，称为“广武军”，而且以少胜多，打退了石达开对湖南的进攻，歼灭了从湖北金口叛逃入湘的数千霆军，“广武军”的表现无不让人惊呆万分。这是后话，此不赘述。
将机遇拱手相送
曾国藩当然知道陈士杰是带着很大感情离开自己的，也明知他眷恋家乡，无意出山，但咸丰八年（1858年）夏天曾国藩复出带兵后，还是多次亲自或委托别人写信诚邀陈士杰前来合作。如咸丰九年（1859年）六月十二日，曾国藩给陈士杰写信说：“阁下故里之事少纾，能否命驾东来见访，作终月之谈？不胜企祷。”
咸丰十年（1860年）五月上旬，左宗棠从安徽宿松回到长沙不久，即收到曾国藩来信，除了关照他募兵五千，还要他致信陈士杰，请陈迅速选募兵员，“期限成军，东下资助涤帅，成此伟绩，则东南大局之庆，不独故里光也。”
为了敦促陈士精彩山，惯来不讲私情的左宗棠，在信中竟然打出了感情牌：“阁下比年驰驱戎马，名迹烂然，于涤帅素有针芥之契，睹时局之艰，念涤帅经画之苦，知必投袂而起，共赋同袍。”
陈士杰却没有回应。
左宗棠后来听桂阳人说，应两广总督劳崇光之约，陈士杰可能去了广东，他立时给曾国藩去信，奉告这一情形。当年八月十九日，曾国藩于是亲自给陈士杰写了一信：“江西一省，鄙意欲力求保全，以冀外图吴越，内固故里。敬求阁下仍招桂勇三千，专防南赣一起，每年可归省一次，以慰门闾之望。郴、桂有警，亦可率师回援，实属公私两便。”
陈士杰还是没有回应。
数度没有得到陈士杰积极回应的情形下，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仲春初七日，曾国藩再给陈士杰写信，要他在家乡招集旧部挑选精兵强将火速带到安庆来，然后出征江苏（上海）：“苏省士民望救情急，青鸟使数辈，更番迭至。国藩职领兼圻，谊不容诿，许以明春发兵驰援。而现计敝处兵力尚不敷用，即各营统领，亦亟需干城心腹之人。因此备具公牍，敦请大旆出山，合作为理，并令陈游击飞熊、马教谕先槐代达鄙愫。如获许允，即望招集旧部，挑募三千人，已另饬马（先槐）、陈（飞熊）各另募一营，随同东下，合成四千之数。旧人共事，调度易灵，务望及早着鞭，于明年仲春底到皖。其留苏请简一层，以苏省办事乏人，而此军专为东征之用，故如此位置。若不惬尊意，则请到营面商，再行出奏。若阁下不愿赴苏，或带三千人，随鄙人同驻安庆，亦无不可。”
彷佛只要陈士杰肯来，不管他有什么条件和想法，曾国藩都能知足和答应。
为匆匆令陈士杰赴沪，曾国藩乃至预先奏荐他为江苏按察使，并获旨准。
这统统，都是由于陈士杰既“深明武事”又“沉机有谋”，曾国藩认定他是一个能够担当大任的人。
曾国藩虽然热切期望陈士杰“来营一见，慰我饥渴”，但他终极还是拒不应命。谢绝的情由是“前出时家居为盗焚掠，惊忧太夫人，今边界日有游盗钞掠，而石达开党部往来郴、永，以桂阳为衢道，不敢一日离”。意思是他前次离家后，家里屋子被强盗烧了，母亲受到严重惊吓，如今湖南边界盗贼如毛，石达开部又在郴、永一带往来穿梭，以桂阳为交通大道，以是他不敢一天禀开桂阳，要留在家乡办团练，严防石达开再入湖南，既可保一方安然，又能尽人子之孝。为此陈士杰请湖南巡抚出面向朝廷“代奏请养”，又亲自修书向曾国藩解释缘故原由并表示诚挚感谢，从而将崛起政坛的机遇拱手送给了李鸿章。
曾国藩知道自己无法争取到陈士杰的帮忙和支持，深感失落望乃至怨怪之下，不得已改用李鸿章。如果不是这样，曾国藩未来的接班人，极有可能是陈士杰而不是李鸿章。这一事实可能会让许多人感到意外，乃至完备不敢相信，但真实的历史便是这样，不是哪个人随意编造的。
曾国藩对陈士杰的失落望和怨怪，写在清同治元年（1862年）五月十三日给朋友黄冕和赵焕联的信中。这封信紧张是恳请他俩敦促郭嵩焘出山就任苏松粮道道员。为此，曾国藩怨气很重地写道：“云仙（郭嵩焘）亲家于月朔日简授苏松粮道，望劝其迅速东来，一慰远近喁喁之望，不可效俊臣（陈士杰）所为，轻率将事。”
与曾国藩末了一次相聚
到了同治二年（1863年），石达开已在四川失落败，桂阳当地农人武装悉数平定，湖南已经没有大的战事，陈士杰这才前往安庆，当面向曾国藩表示歉意和感谢。见面交谈后，曾国藩想奏荐陈士杰代理江宁布政使，陈士杰却说：“奉母命省公，非求官也（我是奉母命来拜见您的，不是来求官做）。”曾国藩也就不再多说。
陈士杰是当年仲春到达安庆的。这个月的二十八日，刚从无为、芜湖、金陵前哨稽核回来的曾国藩，一听说陈士杰到了安庆，立即安排他搬入私邸居住，第二天又为他设宴接风洗尘。此后半个月韶光里，他俩不仅有过多次畅谈或久谈，而且曾国藩为陈士杰的《半解文稿》做了点评。为了让陈士杰广交有本事的朋友，三月初九日，曾国藩还特意修书一封，先容陈士杰与赵烈文相识。十四日上午陈士杰拜别时，曾国藩又出城到河下送行。所有这统统，都解释曾国藩不仅给了陈士杰很高礼数，而且从内心十分敬仰他，哪里看得出他俩有过很深的过节？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曾国藩的表现确实如此。
这也是曾国藩和陈士杰的末了一次相聚。
陈士杰这次安庆之行，虽然再次谢绝了曾国藩的美意，但也贡献了一条极为主要的建议。当时，湘军高下对长期盘踞江北滁、泗地区，常常与湘军搞摩擦的太平军降将李昭寿（即李世忠）极其痛恨，都鞭策曾国藩上书朝廷戳穿他的反状。陈士杰却对曾国藩打包票说：“李昭寿绝对不会造反。”接着进一步阐明说：“李昭寿一旦受到弹劾，一定激起他的强烈反抗，如今湘军悬兵金陵，李昭寿的数万之众如果生变滁、泗，将成肘腋之患，防不胜防。李昭寿只是一个有勇无谋的武夫，他的部队纪律虽差，本人也狂妄昏庸，但形势稳定下来之后，要取他的头颅非常随意马虎，派个人带一纸命令就能让他束手就擒。如今这个人还有用处，为什么要新生一个仇敌？”曾国藩开头听不进陈士杰的见地，反复开导后才默默接管。后来攻打金陵过程中，李昭寿果真着力不小。多年后，形势完备稳定下来，找了李昭寿一个不是，就轻而易举将其绳之以法，统统都在陈士杰的预见之中。
同治十年（1871年）陈士杰母亲去世，三年后服除，他才出来当官。先做山东按察使，后任福建布政使、浙江巡抚和山东巡抚，所在均有政声。
在曾国藩浩瀚幕僚中，后来官至督抚堂官者二十余人，陈士杰虽然忝列个中，但如果不是“冒死要面子”，而是像李鸿章一样“冒死做官”，他在晚清政坛的地位极有可能不止如此。
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已主动从巡抚职位上病退数年的陈士杰在家乡桂阳去世，享年六十九岁。
来源：各界杂志2021年第4期
作者：眭达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