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是最早的岁时意识来自人们对自然韶光变革的不雅观察，年、月、日等观点的形成都是建立在自然韶光之上。四季与二十四节气，就像时钟上的刻度一样，安置着的人们生活。加上中国是范例的农业国家，时令变革与农业息息相关，中国人的生活就更依赖自然时序。
宗白华师长西席曾说，中国古代韶光的实质，“非‘几何空间’之哲学，亦非‘纯粹韶光’（柏格森）之哲学，乃‘四季自成岁’之律历哲学也……时空之‘详细的全景’（Concrete whole），乃四季之序，春夏秋冬、东南西北之合奏的历律也，斯即‘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之详细的全景也”（宗白华《形上学——中西哲学之比较》）。
四季与节气，一方面总结出了时令变换的规律，人们合时而动，生活有了一个参照；另一方面，也逐渐形成了一种与时令干系的岁时文化，“规训”着人们的生活。
相对而言，当代人有条件最大限度摆脱自然的束缚，时令变革对生活的影响不太明显。夏天吹空调，冬天有暖气，冬冷夏热的感想熏染在某种程度上也在减弱；有了电灯，有了夜市，夜晚生活也和白天差不多了。但对付古人来说，对自然的感想熏染是非常真切的，时节承载着独特的情绪寄托。
七夕处于夏秋交替之际，伏日已过，虽暑气未消，但已略有微凉之意。七夕中所常见的牛女传说，乞巧、曝衣曝书等习俗，实在都与时节的变换有关。
牛女故事
七夕让人首先想到的便是牛郎织女的传说。在古代澄澈的夜空中，短缺当代娱乐活动的古人们，把星空视作舞台，静夜仰望，定会生发出无穷的想象。
在黑夜的景不雅观中，星空处在突出又主要的位置。玛雅文化将夜空视为神话事宜的舆图，有学者认为，“夜空是显示创世神话天下中各种大事宜的动态舆图，而树木、鸟和其他野生动植物是重现这些事宜的紧张参与者”（《古人之夜：古代天下的夜间生活考》）。在古人之夜，夜空就如同一个舞台，玉轮、星星和神灵在其上出演着伟大的悲笑剧，人类是不雅观众，在静默中不雅观看着自创世到神话、从历史到影象的各种情节。
牵牛星与织女星都是银河两侧可见度最高的明星之一，与其干系的故事自然也逐步产生了。牛女故事或起源很早，但至少在汉魏之际就开始见诸文献。著名的如《古诗十九首》中的《迢迢牵牛星》：“迢迢牵牛星，皎皎天河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心裁。终日不成章，泣涕泣如雨。天河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中国人都熟知牛郎织女的故事，故事虽有多种版本，但内容的核心多在强调织女冲破约束和限定，追求自由之爱情。这种不雅观念在传统道德中，并非主流。牛女故事之以是能在民间流传，或是其寄托了普通人尤其是女性对婚姻自由的神往，以是古今文人墨客常用牛女故事演绎爱情主题。
七夕情事在人间以李隆基与杨贵妃为代表，“七月七日永生殿，夜半无人密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矢志不移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白居易《长恨歌》）。而在我们熟习的版本之外，牛女故事还有很多支流，尤其是个中呈现出“不完美”的牛女形象，颇值得把稳。
《荆楚岁时记》记载，牛女分隔的缘故原由是织女嫁人后开始变得
还有个故事讲述织女在与牛郎分隔后下凡私通，令人大跌眼镜。话说太原有位姿度秀美的才子郭翰，夜间见一少女自空中而下，“明艳绝代，光彩溢目。衣玄绡之衣，曳霜罗之帔，戴翠翘凤凰之冠，蹑复文九章之履。侍女二人，皆有殊色”。问她何人，答曰是织女，因与牛郎久隔，天帝赐命，可来人间。一番互换后，与郭翰“携手升堂，解衣共寝”，后夜夜如此。有一天郭翰忍不住问织女，“牵郎何在，那敢独行。”对曰：“阴阳变革，关渠何事？且天河隔绝，无可复之，纵使知之，不敷为虑。”但后来还是天帝有命，遂与郭翰永诀（《岁时广记》卷二十七）。
这个故事可以有很多解读，以当代的视角不雅观之，至少可以看出对付女性主体性切实其实定，对付希望的认同，对付胁迫人性的道德准则的反抗。
牛女故事和其他民间故事一样，有着久远的传统和演化的系统，其间杂糅了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人们的创造与阐释，如顾颉刚所说：“我们可知道一件故事虽是眇小，但一样地随顺了文化中央而迁流，承受了各时各地的时势和风尚而改变，凭藉了民众的情绪和想象而发展。”（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研究集》）
乌鹊搭桥
天河浩茫，无舟以渡。七夕之夜，乌鹊作桥，以让牛女相会。是夜“天河间奕奕有光景，以此为候，是牛女相过”（《荆楚岁时记》）。
听说，因牛郎织女的踩踏，以至于乌鹊头上的毛都被踩脱落了：“涉秋七月，鹊首无端皆髡。相传以为，这天河鼓与织女会于汉东，役乌鹊为梁以渡，故毛皆脱去。”（宋罗愿《尔雅翼》卷十三）为何要以乌鹊为桥呢？牛郎织女在被王母娘娘隔在银河两边之后，“织女思念成病，玉皇大帝看着她可怜，命乌鸦或喜鹊传话，答应两人每隔七日见一次，谁知此鸟嘴笨，传错了话，把七日相见说成了七月七日才相见，玉皇一气之下，就命乌鸦或喜鹊每年七月七架桥，以惩其矫诏之罪”（刘宗迪著：《七夕》）。乌鸦嘴看来总是要坏事的，但玉皇大帝不改命令，却也令人以为执拗的有些屈曲。
北宋墨客晏殊却认为乌鹊搭桥效率太低，还不如精卫来得快：“云幕无波斗柄移,鹊慵乌慢得桥迟。若教精卫填天河,一水还应有尽时。”（晏殊《七夕》）杜甫对这个充满诗意的传说也有些较真，“牵牛出河西，织女处其东。万古永相望，七夕谁见同。神光意难候，此事终蒙胧。飒然精灵合，何必秋遂通”（杜甫《牵牛织女》）。他认为没见过牛女二星在七夕相会，也没见过奕奕神光，此事于实不合，于理不通。杜甫的质疑打翻了诗意，倒是也给俗套的七夕主题以新的思路，陈元靓在《岁时广记》里就肯定了杜甫的新奇思路，“子美诗意，不取俗说”（《岁时广记》卷二六）。
七夕乞巧
七夕堪称中国古代的女儿节。古代极少有以女性为主角的节日，而在七夕，女性成为参与的主体，尤其是乞巧。乞巧是七夕节最常见的一种游戏，七夕节也被称为“乞巧日”，乞巧紧张便是女子所玩的游戏。乞巧，就字面的理解，指的是女性向织女星祈求智巧，其办法包括对月穿针、做些小物件竞巧等，多为女红的针线功夫。
《荆楚岁时记》记载：“七月七日，为牵牛织女聚会之夜。是夕，人家妇女结彩缕，穿七孔针，或以金银鍮石为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有喜子网于瓜上，则以为符应。”喜子是蜘蛛的一种，又称喜蛛或蟏蛸，《诗经》曰：“伊威在室，蟏蛸在户。”蟏蛸在家庭室内常见，善结网的蟏蛸或让人遐想到神仙织女。蜘蛛在民间被看作是一种吉利之物，“今野人昼见嬉子者，以为有喜乐之瑞”（《刘子》），此处的“嬉子”即喜子，“嬉”也有玩乐、嬉闹之意，由此生发出喜悦、祥瑞的意思。
以是古人把瞥见蜘蛛看作是好的兆头，就像看到喜鹊一样，“乾鹊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西京杂记》）。这一传统逐步发展起来，就形成了七夕节看蛛丝乞巧的风尚。在七月初七这天晚上，“妇人女子至夜对月穿针，饾饤杯盘，饮酒为乐，谓之‘乞巧’”（周密《武林往事》卷三）。
还有一种形式是将蜘蛛放在盒子内，视其结网是否圆正，来看得巧之多少。“以小蜘蛛贮盒内，以候结网之疏密，为得巧之多少”（周密《武林往事》卷三）。《补红楼梦》中，有一段笔墨非常形象地描述了这种“乞巧”的游戏：
年夜家用小盒子一个，里面放上一个极小的蜘蛛在内，供在桌上，等明儿早上开看。如里面结成小网，有钱一样平常大的，便为“得巧”。也还有结网不圆不全的，又次之也还有全然不结网的。……到了次早，桂芳见天初亮便起来了，到了各处把众人都催了起来。梳洗完毕，都到怡红院中。大家来齐，便到昨儿所供檐前喷鼻香案上面，把年夜家的盒子拿了过来。打开看时，只见桂芳与松哥的两个盒子里面，有蛛丝结网并未结成，蕙哥、祥哥、禧哥的盒里全然没有蛛丝……又将月英、绿云的两个盒子揭开看时，只见里面却都有钱大的蛛网，结的完好圆密。大家都来看了，齐声说：“好！
”（琅嬛山樵《补红楼梦》第四十二回）
蛛丝不但能看出巧智与否，还有其他神效。《千金方》中说：“七月七日，去蛛网一枚，著衣领中，勿令人知，则用不忘也。”《日华子》也提到：“蛛网，七夕朝取食之，令人巧，去健忘。”（转自《岁时广记》卷二十七）看来蛛网有着令人聪明、增长记性的殊效。
在七夕也可以根据针在水中反射出的影子来判断工巧。《帝京景物略》说：“七月七日之午丢巧针。妇女曝盎水日中，顷之，水膜生面，绣针投之则浮，看水底针影。有成云物花头鸟兽影者，有成鞋及剪刀水茄影者，谓乞得巧；其影粗如锤、细如丝、直如轴蜡，此拙征矣。”
乞巧在宫廷及普通人家都很盛行。贵胄之家不惜花费重金打造专属园地和建筑，如齐武帝就建造楼不雅观以供乞巧，名为穿针楼。（《太平御览》卷三一）唐代则有“宫中以锦结成楼殿，高百尺，上可以胜数十人，陈以瓜果酒炙，设坐具，以祀牛女二星。嫔妃穿针乞巧，动清商之曲，宴乐达旦。士民皆效之”（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卷四）。听说南唐李后主的七夕也十分豪奢，“每七夕延巧，必命红白罗百匹，以为月宫天河之状，一夕而罢，乃散之”（《五国故事》）。平凡人家虽不阔绰，但基本的乞巧活动还是不可少的。“长安城中月如练，家家此夜持针线。”（唐代崔颢《七夕词》）“家家乞巧望秋月，穿尽红丝几万条。”（唐代林杰《乞巧》）
织女之以是成为乞巧的工具，亦与时节有关。七月正是女性纺绩的时候，织女在天上年年心裁，织成云锦天衣，自然成为此一时令中人们想象寄托的工具。除乞女红之巧，人们也逐渐扩大乞求之范围，顺带开始乞富乞贵乞子乞聪明了。“七夕，京师诸小儿，各置笔砚纸墨于牵牛位前，书曰‘某乞聪明’。”（《岁时杂记》）神仙或意识到人类的贪心，开始规定在富寿子之中，“唯得其一，不得兼求”（《风土记》，见《太平御览》卷三一）。这大概也是中国宗教崇奉的特色之一，一些“专业”之神，因不断扩大保佑的范围，后来逐步成了综合之神。
柳宗元看到女性乞巧，有些故意捣乱，求织女“付与姿媚，易臣顽颜。凿臣方心，规以大圆。拔去呐舌，纳以工言。文辞婉软，步武轻便。齿牙饶美，眉睫增妍”（柳宗元《乞巧文》）。织女不顾他的激愤，却来责怪他的讥刺。神仙也知道，世间诸多不平事，是他们也难以干涉的，否则关羽、包公这些正义之神，怕是要累去世在事情岗位上了。
织女虽善工巧，但众人在七夕牛女团圆之夜向其乞巧，彷佛是选错了韶光。唐代墨客罗隐就写道：“月帐星房次第开，两情惟恐曙光催。时人不用穿针待，没得心情送巧来。”（罗隐《七夕》）其实在天河分隔后，织女大概是无心关注民间之求的，卢仝诗里也说：“痴牛与騃女，不肯勤农桑。徒劳含淫思，夙夜迟早遥相望。”（卢仝《月蚀诗》）
曝衣曝书
东汉崔寔的《四民月令》曰：七月，“处暑中，向秋节，浣故制新，作袷薄，以备始寒”。“处暑”是二十四节气之一，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也是三暑（小暑、大暑、处暑）之末。《说文解字》说：“处，止也。”处暑即意味着酷热至极而始消。在此时令转换之际，趁着日光尚好，浣洗旧衣，缝制新装，正当其时。“曝衣遍天下，曳月扬微风。”（杜甫《牵牛织女》）
汉武帝在太液池西边建造曝衣楼，七月七日，“宫女出后衣登楼曝之”（沈佺期《曝衣篇》序）。北宋蔡确有诗曰：“骊山宫中看乞巧，太液池边收曝衣。”如穿针楼一样，曝衣楼亦成为七夕的主要空间意象，李贺的诗写道：“鹊辞穿线月，花入曝衣楼”，实在是绝佳的意境。
曝衣也会故意无意成为富朱紫家炫富的机会，七月七日这天，竹林七贤之一的阮咸看到对面富豪曝晒沙罗锦绮的场面，遂找来竹竿也把自己的粗布短裤挂起来。别人问及，他答曰：“未能免俗，聊复尔耳！
”（《世说新语·任诞》）看似疏放不拒，实则借此讽世。
书本怕湿润和蠹虫，古人要定期把书本字画拿出来晾晒一下。“五月湿热，蠹虫将生，书经夏不展者，必生虫也。”（贾思勰《齐民要术》）宋代官方有“曝书宴”，参与者颇多，“岁于仲夏曝书，则给酒食费，尚书、学士、侍郎、待制、两省谏官、御史并赴”（《宋史》卷一百一十七）。
夏月有曝书之必要，但曝书却也不必拘泥于七月七日。像南宋因馆阁藏书甚多，曝书韶光有时会从五月一日一贯持续到七月一日（《南宋馆阁录》）。有时候，因南北景象不同，七月七日反而不是曝书的好时候。叶德辉在《藏书十约·收藏》中说：“古人以七夕曝书，其法亦未尽善，南方七月正值炎薰，烈日曝书，一嫌过于呆板，一恐暴雨时至，骤不及防。且朝曝夕收，其热隔宿不退，若竟收放橱内，书热力不消，不如八玄月秋高气清，时正收敛，且有西风应节，藉可杀虫。南北地气不同，是不可不辨也。”以是《四民月令》说七月七日“曝经书及衣裳，习俗使然也”。
东晋绅士郝隆，在七月七日这天出门仰卧于太阳下，人问其故，他说：“我晒书。”（《世说新语·排调》）这很像“腹便便，《五经》笥”的边韶（《后汉书》卷八十上），把书都装到了肚子里。郝隆袒腹曝书表示的是才华与狂傲，后来却有不少人学此做法以邀名。
总之，七夕是表示中国文化的一个主要节日，七夕的主要性在于处在夏秋时序更替的主要时候，七夕中的牛女传说、乞巧、曝衣曝书等，都与这一时序更替有着密切的关联。中国人总是在时序更替中体味着自然的律动，也在这些故事和习俗中重温着过往的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