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自古诗、乐、舞一体，由《诗经》《楚辞·九歌》，一贯到汉乐府的历时态发展演化中，尚能创造诗歌、音乐、舞蹈由合到分的痕迹。
自屈原《离骚》、宋玉《九辩》首创的明显带有文人诗方向的抒怀言志之风以来，经由《古诗十九首》的民间原型与文人加工的双重协作，到了建安期间的曹植大力创作五言诗，诗歌完成了合久必分的进程，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在新变中自足的向前发展。
然而，诗歌本身的特点又决定了它易于吟咏、便于歌唱的功能，不管是五言诗、七言诗或杂言诗，不管是早期的古诗或南北朝期间逐渐看重对偶与押韵之作，诗歌的这些基本特色并未有太大的变革。
加之，隋唐建国后的政治统一、经济繁荣，少数民族乐器、歌舞伎大量向内地涌入，为了顺应统治者的享乐与新兴市民的多元文化需求，分久必合的规律也同样落实到诗歌与音乐等艺术的再次合流。
稽核敦煌曲子词与中唐张志和、白居易、韦应物等文人的是非句作品可知，已经初步具备了应乐合歌的形式。李贺与李商隐虽没有词体作品，但他们的意境营造办法、锤词炼字的技巧等已经靠近词艺。到了温庭筠手里，词的标准形态终于异军突起，影响了花间词派和后世的诸多词人。
后蜀与南唐的天时、地利、人和，造就晚唐五代的两批词人，后蜀以韦庄、欧阳炯为代表，南唐以二主、冯延巳为代表，尤其因此温庭筠、韦庄、李煜、冯延巳这几位既有光鲜风格，又有很大造诣能开来者法门的词人，已经给宋人指明了方向，实是宋词全面繁荣的前奏和序曲。
2、词长期被看作诗余，是花前、樽边、供歌儿舞女浅斟低唱的小道末技，适宜于表现婉转低回、细美幽约的情思意绪，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了女性的阴柔之美与莺歌燕舞式的喷鼻香艳绮丽，这种状态坚持了近百年。
虽说晚唐五代的韦庄、冯延巳、孙光宪、李煜等人已在某种程度上打破藩篱，写出了一些场景壮阔、境界深远的年夜方悲歌之作，但他们只是在家国之悲的境遇里逢场作戏。虽也有李煜的“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但也仅限于他后期的词作，只有等到大文豪苏轼出来，方能遥相呼应，形成大宗。
在东坡之前的百余年里，宋初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削弱武将的兵权和实权，建立文官制度，到了后来乃至造成将不知兵、兵不知将的严重程度。
另一方面，为了打造歌舞升平、太平盛世的局势，放肆官员们娱乐消遣。官员剧增，导致冗官；冗官导致薪俸多、花销多，进而导致冗费。于是，形成了畸形的繁盛局势。
随着大城市的经济复苏，市民的文化需求兴旺，官家的蓄妓宴冶之风与市场娼寮瓦肆的轻歌曼舞暗通款曲。奢侈浮华给社会造成压力，却给词体的兴盛营造了温床。
3、在沉寂几十年后，词曲终于在雅俗二派的代表手里开出娇艳欲滴的鲜花。晏殊、欧阳修等对词予以雅化、净化，题材却很少超出闺阁，所写多是小女子之情爱相思。虽有晏殊的“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之高远之境，但还是多如欧阳修的“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式的幽情之作。
雌性的感伤与他们的诗文形成了极大的反差。词在他们手里或是茶余饭后的迎合时髦之作。而欧阳修的人品与学品，还是使他轻微打破了拘囿，以至写出如范仲淹《渔家傲》式的悲慨之词境，虽很有限，但影响到其后的苏轼、辛弃疾等豪放词人。
备受民间时人看好，造成“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轰动效应的柳永，其以真、以俗为美，以赋法作词，一改小令称霸词坛的格局，大量改造和创制长调慢词。
思想内容方面的变革不多，艺术形式却得到多方面的拓展和延伸。如其白描、普通的手腕，时空回环的多层构造，均是对词体的莫大贡献，泽被词人非一代也。
而这种时尚明星般的词家却不被士大夫阶层看重，于是柳永遭到了晏殊等的菲薄、怠慢，可见当时雅俗之争还是相称激烈的。虽然俗文学正一步步走向文学的殿堂，但它的被排斥、不被认可，面对重重阻力，虽然困难却韧性的发展着，终极酿成了元明清俗文学的全面振兴。
十七八岁女郎演绎的柳永词，毕竟有了一些意境壮丽之作，而须关西大汉演唱的东坡乐府，也仅仅是“大江东去，浪淘尽……”等一部分作品。
词的题材、内容等在苏轼手里，真正达到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写”的田地。举凡咏史怀古、抒怀、悼亡等，眼界拓宽，领域扩大。
缘情绮靡的小词不再只是娱宾遣兴的在场产物，而是可以像诗文一样的言志抒怀。东坡在思想内容上有魄力，在艺术形式上也大力分开格律押韵的束缚，为词的朝纯文学样式发展开辟了施之可行的道路。
“苏词旷”，他抒发的多是逸怀浩气，给人的多是超迈豁达的感发，与壮怀激烈的稼轩体同而不同。苏轼的门人黄庭坚在词的成绩上不如秦不雅观，少游将出生之痛打并入艳情的手腕，上承晏几道、柳永，下开周邦彦、吴文英。秦不雅观的开宗立派之功不大，可是被后世认作婉约正宗，影响深远矣。
苏轼之后的贺铸，豪婉兼善，刚柔相济，有“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的忧怀，更有《六州歌头》式的大气磅礴，给南渡词人、辛弃疾等树立了豪放的典范。
堪称“词中老杜”的周邦彦，身为大晟府官员，创调建体之功超著，为词的格律化、正规化定制了标准，南宋的姜夔接管多矣。其在词的时空转换、抒怀言怀上，传承柳永，下开吴文英。由此可见，北宋中后期的词坛已经显露百花争艳的态势。
4、靖康之难，“靖康耻，犹未雪”的岳飞、李纲等文臣、武将，纷纭吼出爱国救难之浑音。这激发起了张元干、张孝祥的悲愤壮烈情怀。
天崩地裂的大变局，引发词思想内容的随时变动。张元干早期多婉约之作，而南渡之后词风大变，保家卫国、收复失落地的豪情壮志尽流笔端。
张孝祥一壁悲壮豪迈、一壁旷达博大。脱尽“多儿女之情，少男儿之气”的词风，展示了男性的阳刚大气与词言志的无穷魅力。
南渡的其他隐逸、逃难词人从略，由于他们分开了时期的大潮，不能代表当时的主流。
而堪称当行本色的女词人李清照不得不大表一番。她的“别是一家”之说、女性写女词的恰当完美、前后词风的变而未变，尤其是后期的将流落动乱之悲与出生感怆之痛水乳交融，创制出“寻寻觅觅，冷生僻清，凄悲惨惨戚戚”的时期共鸣。她创“易安体”，自成一家，后世仿照者不绝如缕。
词中大帅、大丈夫的辛弃疾，智勇双全，文武兼备。他以英雄许人，更以英雄自许。不指望以词名家的他，却不得一展文韬武略，错位成豪放派的中坚，稼轩体的首创者。他更在苏轼以诗为词的根本上以文为词，手脚放得更开，改革力度更大，更有魄力和肚量胸襟，无意不可入的横穿经史子集，尽显男性阳刚之气。
他又不乏柔美之作，是刚柔相济的真正完美领悟者。在武功上没有实现的，在词坛上充分发挥，形成了声势浩大，堪称两宋最大的词学群体。陆游为其同盟，陈亮、刘过为其羽翼，刘克庄为其殿军，造诣词史的豪放一派，足以与婉约派争锋反抗。
5、其后，姜夔在柳永、周邦彦的根本上创调、定律，合豪放与婉约而独创清空骚雅之体，个中不乏清刚孤峭之作。又在咏物而不滞于物的咏物词上向前一大步，直接启示了张炎、王沂孙，也为南宋咏物词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自认为姜夔一派的张炎，能与姜前后颉颃，有时乃至青出于蓝。因善咏物，得“孤雁”“春水”隽誉，而具有宋词理论之一大著作的《词源》，更是为后来的词话等铺平了道路。
“得白石意度”的王沂孙，咏物词超绝妙胜。“清真之苗裔”的史达祖与其不相上下，组成咏物词的大宗。
“七宝楼台”式的吴文英词，拆下来是能组成片段的。他的密丽质实与时空自由变换的绝招，让人想起诗家之李贺、李商隐。不走平凡路，敢于打破古人的章法制度而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情绪，使其具故意识流的超当代意识，词中不可少此一体，因此吴文英词得到越来越多读者的喜好。
宋末元初的江西词派，以刘辰翁为俊彦，词中充满黍离之悲和家国之恨；以爱国文人文天祥等名家的词作显示了忠心不二的崇高精神，理应看做爱国之音的号角，鼓舞后人保家卫国，前赴后继。
江西词派的蒋捷在词中抒悲写恨时能做到悲中有壮，哀而能达，笔带劲气，境界高朗清远。又长于用词记实，通过自身亡国后的生活，反响一代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唱出那个时期的浩歌和挽歌，为宋词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