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鑛像
《字画跋跋》是孙鑛对王世贞《字画跋》所作的补充跋语，故名。他虽然对王世贞的跋语颇加推许，然其论书宗旨与王氏以崇古为尚的主见不尽同等。只管他曾经说：“书一涉魏晋，诗一涉建安，文一涉西京，便是无尘世风，此是艺文三昧。”表示了论艺深受七子风气的薰染，但他实在于唐宋人的诗文字画均未尝厚非。同时，孙鑛所谓的复古，也意在脱去近人樊篱，以复古为通变。
王世贞跋苏轼《告史全节语》曰：“坡老言诗至杜工部，书至颜鲁公，画至吴道子，天下之能事毕而衰生焉，故吾于诗而得曹、刘也，书而得锺、索也，画而得顾、陆也，为其能事未尽毕也。噫！
此未易道也。”王世贞是欲取法乎上，自标高格，而孙鑛则曰：
“能事毕”三字绝有分晓，画吾不能知，若谓诗笔墨至杜、韩、颜三公而极，余未服也。盖艺至此乃全入今，其机窍入民气髓，今人为艺若刻意搜求未有不入三派者，其道至此穷矣。无但曹、刘、锺、索，即先天以前犹别是一壁貌。今人若舍三派，必须力仿古先，方能绝类不染，不然，忽不知已入窠臼矣。何仲默谓古诗亡于谢，古文亡于韩，亦是此意，第褒贬不同调耳。
孙鑛《字画跋跋》页面
孙鑛以为取法前古的目的在于脱去杜、韩、颜等大家的窠臼而形本钱身的面孔，以此阐明学古，自然就比纯挚强调摹拟古法有更深广的意义。正由于如此，故孙鑛论书不重法而重趣，尤其标举“天趣”。其言曰：
诚悬书力深，此诗文率尔摘录，若不甚留神而天趣溢出，正与清臣《坐位帖》同法，然彼犹饶姿，此则纯仗铁腕，败笔误笔处乃愈妙。可见作字贵在无意，涉意则拘，以求点画外之趣寡矣。
凡书贵有天趣。既系百衲，何由得佳。
此跋于长公画竹及诗字皆极其赞颂，曰天趣，曰不当于骊黄之内求之。似是醉馀逸兴淋漓、信笔挥染者，极令入企羡。
大凡诗文字画等晚年则力量进，所谓年是年力，然精神周密却不如少年时。字画道成，虽不若诗文之焦劳，第衰迈时潦倒或亦不免，但就其漫兴中，诗文则气格深厚，字画则姿态淋漓，皆有一种天趣，正是大不可及。
可见孙氏所谓的“天趣”，是指书法创作中出于自然的一种情趣。他哀求避免人工的雕凿，以为故意求工反令意见意义索然。倘若刻意古范，自己的创作如百衲之衣，纯早年人法书中拼凑而来，也就短缺了天趣。故天趣是指书法形迹体貌之外的神色气韵，即所谓“牝牡骊黄之外”，故孙鑛以为天趣是在长期涵养之后，于漫兴任意中表现于作品中的天然情趣。故他强调书法创作中的“无意”。
他说：“衡山翁书绝有古法，笔力甚苍劲，以不经意出之乃更妙。”以为文徽明之书虽有古法，然以无意出之方可入妙。他评王宠的《白雀帖》说：“大约由纵笔中乘势为之耳，若稍故意，恐遂不入格。”其论颜真卿《祭侄稿》：“草书使转之妙，中间率意处神采奕奕，难以尽述。”又赞宋搨《兰亭叙》云：“《兰亭叙》结体全近元常、世将等，古法至此一大变，其妙处惟在字字飞动，若不甚经意。”又称赏柳公权《玄秘塔碑》云：“柳书惟此碑盛行，结体若甚苦者，然实在是纵笔，盖肆意出之，略不粘带，故不觉其锋棱太厉也。”
总之，他对上述书法名作切实其实建都指出了其无意求工而反至极诣的特点，从而解释书法创作宜采纳自然流露，率意纵笔的办法，而不应断断于笔墨之工巧。故他批评欧阳询的《九成宫》“最整润多姿，无一笔不妍，亦无一笔不消，第觉太用意耳。”显然对欧书的笔笔求工，刻意整饬略有不满。然而，他所说的无意也并非力求狂放，孙氏以为过份狂逸也是一种“故意”，他说：“孟河公书学怀素，尤主《圣母碑》，然失落之太狂，其狂亦多出故意，以故虽稍有逸态而乏雅趣。”可见他的理论颇能折中，并深入到对艺术创作的辩证认识中去。
孙鑛行书《杨太素招饮诗》手卷
由此出发，孙鑛在书法风格上提倡醖藉而力避狂俗。如他跋《宗室家怀素千文》曰：“素师千文，现代存者尚多，想其在日所书固不少，然其笔法只是狂劲，故易伪作，以乏醖藉耳。”过份狂劲即乏醖藉，可知醖藉是指书法能得温厚蕴藉之美，其跋《张即之书后》中曰：“温甫书佻处得之李北海，而以柳河东筋骨行之，故槎枒四出，不免堕恶道，其失落乃在不得敛锋法，少保沈蛟翁处有此公书《莲经》刻板，较稍有醖藉，盖刻者损其槎枒耳。”又评《鹅群帖》“险劲乏醖藉”，显以槎枒险劲为病，哀求温和醖藉。同时从醖藉的哀求出发，孙氏也不满姿媚过分，其《三吴楷法十册》跋中云：“祝京兆书秀媚出尘，细玩尽有姿态，然醖藉未深，谓是少年书，良然。”
孙鑛论书又力求避俗，而其所谓的俗，也即紧张指狂邪与甜媚两种弊病，他于明代书家中责怪李东阳之书俗邪之气未尽，他说：“西涯翁在位日书名震海内，篆书姑置勿论，行、草亦清劲有笔，第微带邪气，彼时士大夫书多作此形状。”故其论张南安书曰：“东海翁笔势飞动，自是颠旭、狂素流派，遣笔处殆如云行电掣，安得云缓弱，惟未能去俗，凡俗体、俗笔、俗意、俗气俱不免犯之，盖亦为长沙所误。”李东阳之俗邪影响一代，故明初人书未脱俗气，其病即在劲而邪。又其跋《怀素圣母帖》云：“唐元卿谓此碑为伪笔，可谓卓识。虽云匀美清熟，却微带俗气。”评《大智禅师碑》云：“此隶殊太肥，又带俗，不及韩尚书远甚。”可知匀美肥润易带俗气，故孙鑛也不求妩媚的书风。
孙氏既重“天趣”，提倡“无意”，故不断断于与古人尽合。其跋《祝京兆卷》曰：“书法于古人何必尽合，既云杨、黄、米，安得若出一手。”他以为历代名家都有自己的风格面貌，不必求与古人相合，故他论学书贵在神似而不求形迹。如他夸奖文徵明晚年之书“纵笔豫章，形不似而神似”，又评杨凝式之书曰：“杨少师起居法无但纷披老笔，亦仅有天趣，第效之者须师其意，若形体恐难步趋。”夸奖怀素的《千字文》曰：“此书以神胜，佳处不在形似，最难摹刻。”他又批评韩琦的字说：“魏公书全师《多宝塔碑》，但用力深，只得其形似，以是方严多，秀媚少，然闻当时效之者颇众，则以其勋业故。”可见他论书取神遗形，哀求在精神气韵上与古人贯通；他论古人之书也在求其笔意真趣，而不规规于形迹，其论锺繇之《荐季直表》与王羲之《兰亭序》之言最为范例：
太傅此表正与《兰亭》绝相似，皆是已退笔于草草不经意处生趣，但《兰亭》长此扁，《兰亭》瘦此肥，《兰亭》今此古，然《兰亭》以骨为肉，此以肉为骨，《兰亭》规矩在放肆中，此放肆在规矩中，其相反处，笔意亦正相合也。
《荐季直表》与《兰亭序》虽描述迥异，然其意趣相类，故孙鑛看出了它们之间的联系，由此可见他论书的着意之处。
《宁波历代文化名人故事汇编》编撰组：叶立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