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亚斌，浙江外国语学院中国措辞文化学院副教授（杭州310023）。
来源：《中国文学批评》2024年第1期P126—P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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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比较文学界，用西方文学理论阐释中国文学的做法一贯存在争议。从宏不雅观上说，支持者认为这种做法在会通中西文学的根本上带来理论与解读方法的创造性，深化了对中国文学的理解，匆匆使文论话语的当代转换；反对者则坚持认为用西方文论阐释中国文学并非适切之举，会造成以西格中、逼迫阐释的格局。中西方文学理论都有其自身的传统根源和体系构建，须要深入理论内部方能理解和把握，身处自身文化传统来理解对方并不随意马虎。将文学作品的跨文化阐释征象作为范例案例加以深入详细地研究，即从实用批评入手，将文学理论与批评实践联系起来，给予细节或微不雅观层面的磋商，或容许以透析文化互鉴和阐释问题之所在，从而不雅观测不同诗学传统的特性。有鉴于此，本文拟以颜元叔用新批评理论阐释杜甫诗作《春望》为例子，详细谈论个中所遭遇的问题，希望“补苴罅漏、张皇幽眇”（韩愈《进学解》），助力于比较诗学、阐发研究走上深化的道路，触及传统文化的深层内蕴。
01
实用批评下的《析春望》
20世纪60年代，颜元叔留美学成返台任教，利用所习得的新批评理论和方法对传统古典诗词进行解读，反响很大，同时遭到了不少诘问和质疑。在他看来，传统诗歌具有不讲语法秩序的特性，意象密集、跳跃，音韵和谐、富有节奏且一字多义，靠近于新批评所主见的诗歌美学，适宜用其理论和方法进行理解与阐发，“在实用批评上，我还是以为新批评是最有效的手腕”，试图为传统诗歌及其批评研究探求当代转化的路径，也为西方文论本土化探索切实有效的入口。作为传统诗歌的典范，杜甫诗作自然成为绕不开的身影。就此，他曾先后著文批评，并对杜甫两首名作《春望》和《咏明妃》展开了详细阐发。我们有必要先来稽核下颜元叔眼里的新批评理论和方法，然后再谈论他是如何将其利用到《春望》批评中的。
按照艾布拉姆斯（M.H.Abrams）文学活动“四要素”的说法，新批评割断了文学与作者、读者和天下的联系，只专注于作品本身，探究措辞交织的文本性、构造特质和复义呈现。颜元叔将其简化为“就文学论文学”，认为这是“新批评的第一原则”，并对此详论到，“何谓就文学论文学呢？第一，承认一篇文学作品有独立自主的生命。第二，文学作品是艺术品，有它自己的完全性与统一性。第三，以是一件文学作品可以被视为独立的存在，让我们专注地稽核个中的构造与字质等等。因此，新批评所强调的严密细致地剖析文学作品的本身，稽核一篇作品优秀或伟大的因子何在；而这些因子都存在于作品的构造与字质中”，新批评侧重文学作品的措辞和构造剖析，那么措辞和构造的关系到底如何呢？颜元叔深受新批评家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的影响，曾于1975年翻译出版卫姆塞特、布鲁克斯合著的《泰西文学批评史》。为了该译著的完美呈现，他花了两年多韶光，“同他父亲修正过四次，才付印。颜元叔太太和一些台大和淡江学院的助教和研究生都参与了校阅事情”，可见其重视程度，也可见其熏染之深。实在，早在20世纪60年代颜元叔就利用布氏名作《精细的瓮：诗歌构造研究》里的批评方法进行实用批评，将抵牾构做作为措辞和文本的剖析利器，在词语意象、行句段落和风格精神之间的悖论关系上探求复义。他曾表示，“布鲁克斯认为抵牾语把握了诗的真精神，乃至生命之奥义”。也便是说，诗歌、生命和人生等都是抵牾关系的表示，由此才解开所有的秘密，获得意义延拓的空间，文学生命的存在才得以洞开和绽放。因此，诗歌剖析必须在抵牾构造的空间中努力挖掘词语、意象、行句以及全体文本的丰赡内蕴，呈现诗歌天下的多重意味。燕卜荪（William Empson）说，“任何语义上的差别，不论如何细微，只要它使同一句话有可能引起不同的反应”，都要加以阐释和剖析，以确保对文学自身的审美专注，而减少联系或想象文学作品之外的事物、现实或人生经历。
那么，将布鲁克斯的抵牾张力及其复义理论利用到文学作品的详细剖析中，到底该怎么操作，有没有可把握的详细程序呢？在论文《细读洛夫的两首诗》的开篇一段，颜元叔就阐述了自己对张力构造的理解和详细利用之法，“所谓构造，我在这里采纳广义的说法，是指字与字的关系，片语与片语的关系，意象语与意象语的关系，行与行的关系，段节与段节的关系，更包括措辞与工具的关系。总之，最上乘的构造，该当全篇为一个完全的有机体，形成‘一篇诗’或‘一首诗’或一个‘诗篇’，而非滞留于零散的幽美诗行或诗句而已”，这称得上是“布鲁克斯诗歌有机整体说的台湾版”。于此，他明确了利用于详细文学作品的新批评方法，即在字与字、片语与片语、意象语与意象语、行与行、段节与段节、措辞与工具之间探求构造性的抵牾语义关系，在此根本上开掘诗歌本身的意蕴。
就实用批评而言，颜元叔曾数次剖析杜甫《春望》诗，并有专篇论文问世。在《就文学论文学》里，他引述了杜诗全文，并认为这首诗之以是完全无缺、令人冲动只是出自全诗本身，而非知道了发生地在哪里、哪场战役、杜甫身在何处、是否被俘虏、家人又在何处等历史和传记知识才如此的，即其所欣赏的工具资料已在诗篇之内，不在诗篇之外。纵然知道了那些历史知识，也对此诗鉴赏毫无帮助，至于杜诗选集中先容的忧国忧民情绪，即便是墨客的确忠君爱国，也得看诗篇本身是否表达过，然而在《春望》中，“杜甫并没有毁家解危的磅礴气概”，却如普通人一样平常，国难之中思念家人，“这很合乎人性，因此也动听”。总而言之，写文章要就事论事，就文学论文学，“文学作品便是它本身的证明”，文学批评要用作品本身说话。
现在，让我们到专文《析春望》中近间隔稽核颜元叔的实用批评。论文开门见山就言明布鲁克斯“诗为抵牾语”的批评理论，这种抵牾语在诗中可谓无处不在，颜元叔就此展开其含义丰富的阐释。
首先，诗中每个字、一组词、单句诗及其所指示的意象都可能存在抵牾的语义。“城春草木深”之“深”，可言其草木风光茂盛，春天万物欣欣向荣，又可说草木零乱芜秽，无人管理和照料，自然昌旺和人事凋落构成两者相脱之抵牾语。“烽火连三月”之“三月”既是指战火持续三个月；也能说烽火台相继举火，连绵数月；还可表示战火在暮春三月肆虐，呼应“城春草木深”，毁坏了城镇的人事秩序，摧残了疆场的自然生命，抵牾夹杂又和谐统一，具有多义性。“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两句则能解读出三种内涵：墨客感时而花亦随之溅泪、墨客恨别而鸟亦随之惊心；花感时而溅泪、鸟恨别而惊心；花感时而墨客因之溅泪、鸟恨别而墨客因之惊心。总之，诗中任何物象和措辞都可谓精彩华章，其义摇荡多姿，值得容身体悟。
其次，诗中每一联、联与联、片段与片段之间以及文本整体上都有悖论的表示。“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中的“破”“在”和“深”构成悖论关系，城市建筑、社稷构造和国家制度等均已遭摧毁，满目疮痍；而自然景物依然随时令长势繁茂，一片大好河山。“深”之意象既沟通了因春天到来而万物出挑、活气勃勃的欣盛，又联结了因战役毁坏而草木冗杂、无人整理的凋敝。首联写因战乱而人事相脱，颔联则写因移情而人事相合，既和谐又冲突，诗行与诗行或联与联之间双峰对峙，正是范例的抵牾局势。颜元叔还指出杜诗前六行塑造出“深重的愁苦”和“严明的气氛”，而尾联却是“噜苏的关怀”与“纤弱的举动”，仍旧构成抵牾构造，只是没有得到颜氏的夸奖，反而被他依据新批评“以诗论诗”和有机统一的标准，得出了败笔的结论。
末了，诗歌的意蕴、情绪、时空和风格等都可作抵牾语的剖析。在诗歌意蕴上，诗中除了上述详细所言之“深”“三月”和颔联等都存在复义征象外，“家书抵万金”也是虚拟语气的反话，战役期间家书难收，代价万金；听上去墨客已收到家书，自然如获珍宝一样平常，实则是根本没有收到，就犹如没有万金一样。在情绪语方面，其抵牾表现在“国破”令人悲哀，“山河”无动于衷，有情与无情相伴相随。就时空而言，如果将“烽火连三月”理解为烽火台持续燃烧数月，那么其意既有战火漫长、煎熬难耐的韶光感，也有举火烧天、烟尘滚滚的空间感。“家书抵万金”中用“抵”不用“值”，表示其时空感，“万金”虽非地名，但有种多义的可喜错觉，同时可与烽火燃烧的时空关联起来。依风格来看，杜诗早有“沉郁抑扬”的评价，但后两行亦有“诙谐自嘲”的味道，严明悲哀和摊手无奈并行不悖。
《析杜甫的咏明妃》是颜元叔利用新批评理论阐释杜诗的末了一篇专文。颜文揭橥后，便遭到黄丽飞、徐复不雅观等人的严厉批评。徐复不雅观在文中逐条驳斥，言其“缺少地理的知识”“缺少笔墨学的知识”，而“由这种知识更进一步的条件当然更不具备”，彻底否定了没有踏实的传统文学功底而仅凭西方文论从事古典文学批评的做法。此前，夏志清也因印象批评的问题与颜元叔发生论争。在论争中，夏氏绝不客气地总结说，“借用‘新批评’来评析几首古典诗，完备是‘游击式’的，从不参考古人的见地”，还以“劝学”为题“讽”其学问不足。从实际情形看，颜元叔所代表的以西方文论阐释古典诗歌的批评路径已遭遇到最严重的危急，20世纪70年代后期台湾批评界的主流也逐渐移向夏志清的文学批评不雅观。至此，颜氏所倡导的新批评本土实践走向衰落，自己也不再从事古典诗歌批评。
02
对《析春望》的三种反批评
作为将新批评引入汉语学界的先行者，颜元叔的批评不雅观及其本土实践引起了海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学术界首先关注其批评理论的抵牾性，实用批评被放置到他的批评理论体系中进行考量，从而察觉其内在逻辑的悖论：一方面，颜氏重视新批评针对诗歌文本的科学性和客不雅观性之剖析，对社会历史、人生传记和文献考据等阐释方法大加批驳，利用“感想熏染谬误”（affective fallacy）和“意图谬误”（intentional fallacy）等新批评理论加以佐证，割断作品与社会人生、作家生平和阅读前见与效果等文本之外的天下联系；另一方面，他又提倡社会写实文学，哀求文学创作具有时期性和民族性，提倡文以载道和道德文学，主见文学是哲学的戏剧化，这些理论不雅观点正好哀求文学联系社会历史、文化人生和作者所处时期、平生经历等外在要素，那么杜诗赏析何以只限于文本而与其时代人生无关呢？自己的不雅观点发生了前后抵牾，更糟糕的是，只管颜元叔提倡文化原谅，积极开展比较文学研究，不排斥外来文化的影响，但又认为我们要知道什么是什么，主见本位论，反感以西方代价尺度来评估中国人的人生和不雅观念。总的来说，颜元叔的不雅观点是清晰的，但也是抵牾的。
具有反讽意味的是，颜元叔原来汲取布鲁克斯等新批评家的悖论不雅观念和方法论，构建自己的批评理论及实在践利用，现在却以此被研究者究问和批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颜氏的确是主见社会写实的，但却反对文学摹仿说、社会现实反响论等文学创作不雅观念。在名为《文学的人生不雅观》的短文中，他谈到文学创造的过程要在“认清原形”的根本上进行“代价评估”，而认清现实人生的原形须要“深广的理智”，代价评估则要以“充足的情绪”作支撑，两者结合才能锚定文学的空想类型。既用人类的理性聪慧来透视当下现实的弯曲人生，传达其“文学批评人生”的创作不雅观念；又要在文学文本上讲究抵牾理念的决议和处理，实现其“文学是哲学的戏剧化”的主见。究其言，“批评”之意便在于社会现实及其体验本身每每是零星的、凌乱的，文学创作要对其进行构造化处理，使之有逻辑、情节和一定性，是有机的整体，并筑之于文本，引发读者的哲学聪慧，使其理性认知和把握现实人生。因此，诗歌文本的真正问题便在于能否将零星和凌乱的社会现实在抵牾语的文本构造中处理得适当和完美，其不雅观点并非自相抵牾，而是用抵牾语来贯穿、统一。再者，我们也要弄清楚不同领域内的抵牾性，在文学创作论中，颜元叔主见文学写作要批评现实人生，成为社会写实文学的倡导者，但在文学批评内却武断割断文学与社会历史、文化思潮和作家经历的关联，只探求文本内部的抵牾构造和复义性，两者可并行不悖，乃至符合新批评理论中抵牾语的主见。换句话说，写诗和评诗均可采纳悖论模式，但是又要构成自身的有机整体性，新批评的要义便在于抵牾的统一，而抵牾性是否成为问题，该当到实用批评的详细操作中去剖析和判断。
在批评《春望》尾联时，颜元叔引用William Hung（洪业）在《杜甫诗传》（Tu Fu：China’s Greatest Poet）中“诙谐自嘲”的不雅观点，认为这种情绪表达完备不合全诗严明悲哀的气氛。海内学者为杜诗写法辩解而进行反批评，指出后两行中的“白头”正是“愁苦所致”，只管当时46岁的杜甫可能并未真的白头，但也未必没有，白头在传统诗歌中常有愁苦之意，“搔”是“解愁的动作”，“更短”则显示出愁苦的程度已到了别不上簪的地步，其愁苦之深正是全诗的情绪高潮。墨客因战火国破家离而愁苦难当，无法解愁，乃至越解越愁，不仅不是冷漠稀薄，反而将全诗的情绪推进至无解的深处。但是，诗歌高潮涌如今结尾，并非唐代律诗的通则，尤其是杜诗，其情绪顶点多在颈联，尾联则有所迁移转变，同时留有余味。只管清代王夫之曾说，“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姜斋诗话》），可是通过搔头发的动作来解愁，而其愁苦却是由家国深重灾害带来的，杜诗的确“力道”偏弱，且具有笑剧性效果，形成了悲喜的对冲。因此，对杜诗末联“诙谐自嘲”的反讽理解是有道理的，文本自有笑剧的一壁，但其情绪气氛和力道风格的不“折衷”又该如何阐明呢？我们下文再说。
在海内学术界对颜元叔剖析杜诗的批评中，更有一种分外的、有趣的批评，即采取新批评来辨析，而新批评正好是《析春望》的剖析方法，也是颜元叔着力推崇的，更是他的拿手好戏，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折射出新批评内部的多样化与抵牾的一壁。这种不雅观点认为，杜诗根本无意于战役的正义和非正义，与其说墨客力求爱国忧民的道德正义，还不如说其关心自己越来越少的白发，“簪”犹如布鲁克斯解析的“坛”，有其象征和隐喻，杜诗是“一篇反战主题的诗歌，是一首张扬人性与个人生活的诗歌，带着一种玄色的诙谐”，与西方反战主题的文学作品有异曲同工之妙，“完备是一个充满反讽的有机体”，杜甫反对任何荼毒生命的战役，表现出对个体生命的尊重，且张扬个人生活，具有深厚的人性关怀。
在对颜元叔的批评中，这种以杜诗反战和个体生命关怀的主题统一来回嘴诗中所呈现的家国情怀，更是阔别了杜甫在儒家文化主导下诗歌创作的实际环境，是一种过度利用西方文学不雅观念而没有限定的解读。据史料记载，杜甫写作此诗时，唐王朝正发生安史之乱。公元756年7月唐肃宗继位，杜甫安顿家人，独身只身投奔肃宗，却在途中被俘押解至长安，次年目睹长安城冷落冷落的景象而写下此诗。“‘生平只在儒家界内’的杜甫，其忧国忧民的情怀，深受儒祖传统思想的影响，这一点已得到学界共识”，他故意“致君尧舜上，再使风尚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后来多次出于儒家态度，批评朝廷的各种做法。在任职左拾遗时，更以仁义精神为辅导，对唐肃宗只有谏诤而非服从，担负起应有的政治任务，无奈造化弄人，不为朝廷所重，乃至被赶出京城。因此，这次被俘羁留长安，杜甫自感出息茫茫、壮志难酬，在安史之乱中悲痛愁苦又无可奈何，只好自嘲一番、哭笑不得，很可能落得个冯唐易老的了局。清代仇兆鳌论及此诗曰：“此忧乱伤春而作也。上四，春望之景，睹物伤怀。下四，春望之情，遭乱思家。赵汸曰：烽火句，家书句，应恨别，但下句又因上句而生。发白更短，愁乱思家所致”，仇氏是按“忧乱—伤春—思家”的文学脉络来批评的。一样平常而言，“伤春—思家”是传统文学的常见主题，但此处涉及烽火战乱，有国家时局的感慨，这正是杜甫作为儒家文化的代表性墨客而差异于其他墨客之所在。在其传世的千首诗中不难找到个人生活、家庭邻居和国家社会战乱悲苦的描述与嗟叹，更难能名贵的是，杜甫诸多名作总能从个人生活出发，延伸至民众遭遇和国家不幸，《春望》、《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三吏”、“三别”等诗作莫不如此。
以上三种对颜元叔剖析杜诗《春望》时所利用的理论与方法的反批评，或因其实用批评与创作理论的抵牾，忽略了实用批评自身的本位性，其创作理论本色上是将社会生活逻辑构造化，背后仍有其新批评之悖论底色；或因论者对末联的解读更见其愁苦而与颜氏不雅观点相异，可是杜诗中确实可见诙谐自嘲的笑剧色彩，问题在于该如何理解个中的折衷性，杜甫何以偏要如此结尾而不觉其缺少整体性；末了，从杜诗所用之“簪”而联系布鲁克斯批评之“坛”，在玄色诙谐中隐喻墨客的张扬人性和个体生活，却违背了文学事实和杜甫所具有的儒家之天下情怀。到底该若何进行反批评呢？让我们回到批评文本及其工具自身的问题上。颜元叔末了指出“《春望》有好的开始，有好的中腰，却无好的结尾”，诗歌前六行浓重直接、冲动良深；后两行稀薄间接，有冷漠感，构造上给人“鼠尾之感”，诗作构造本身前重后轻的倾斜性失落误，造成了断裂之感，无法支撑诗歌的整体性。与此同时，颜氏在《析杜甫的咏明妃》等论文中表达过类似的不雅观感和评价，大有全面否定杜诗构造有机统一的趋势，险些为其贴上结语力道衰微、张力不敷的标签。在杜诗文本的细节批评中，颜元叔都能在抵牾语的解析中使对立成分共存，并试图取得某种平衡与统一，何以到末了却放弃作出有机整体的努力，反而将其视为构造性弊端呢？作为儒家文化的代表性墨客，杜甫就没故意识到其诗作构造无法折衷吗？这些问题便成为在比较诗学视野下利用西方文论阐释中国文学所面临的，也是要办理的难题。
03
杜诗及其批评的文化构造
上述颜元叔在西方批评理论影响的根本上提出的“文学是哲学的戏剧化”和“文学批评人生”等论断都考虑到了文学与文化、社会人生的关系，但是文学与文化并非相互影响的关系，也非大略的包含关系。他认为文化是其他学科的总称，而文学是文化的中坚力量，是对社会人生进行认知、理解和构造化创造形成的，那么其他学科在文学中扮演何种角色呢？拿哲学来说，它并非指与文学并列的作为学科的哲学知识，仅指包括墨客在内的作家对社会人生的理智认知及其得到的思想、不雅观念和主题。这样，哲学的含义紧张有两层：一是前面所言之理性构造化的利用，二是那些终极性不雅观念、主题和聪慧的得到。在颜氏创作不雅观念里，只有社会人生才是文学的唯一来源，其他文化思潮、历史知识和阅读履历等都不在考虑之列，哲学也只是文学批评人生的理性手段而已。实际上，作家所打仗和信奉的文化思潮都会对其创作产生巨大的影响，文学书写的背后都有文化体系的支撑，其构造性的浸染则每每表现在诗歌创作思路和字节布局上。
行文至此，要说清楚颜元叔《析春望》所碰着的阐发研究之问题，须要从两方面入手：其一是颜氏新批评所蕴含的规则不雅观念；其二是杜甫诗作所内在的文化构造。颜氏试图将新批评悖论手腕利用于诗歌文本的每个角落，不仅有单独的字词句段篇的复义存在，字与字、词与词、行与行、段与段以及整篇中的抵牾局势，还故意象内蕴、风格主题和谋篇布局等方面的悖论表现，对诗歌文本之抵牾构造的复义解读详细全面，让人线人一新，但实用批评所表现出的抵牾统一性并不随意马虎办理，终极只能在整体构造上断定文本缺少统一性，并在细枝末节上彰显出新批评所哀求的抵牾意蕴。简要地说，新批评要对诗歌文本作抵牾语的稽核，深挖其意义的多重性，但其悖论有时却无法统一，乃至使批评家无所适从，影响了对诗作本身整体性的把握。新批评哀求批评者对诗歌文本作出高低利害的评价，早期批评家更是热衷于此，其目的是将诗歌创作引向自己所神往的路途，并认定该方向的科学性和精确性。诗歌评价是建立在对作品整体把握的根本上，然而作品整体是由作家创作意识决定的，整体评价则是由批评家批评不雅观念作出的，如果两者存在差异和冲突，那么其深层的文化构培养会凸显出来。换言之，颜元叔对杜诗整体性的否定，既是其抵牾语自身难以统一的文本表征，也是其新批评不雅观念决议确定性的范式哀求，更是其实用批评中文化背景的差异显著。
本色上，新批评有其深厚的西方文化精神，而儒家文化对杜诗的创作思路和文本装置有关键性的影响，两者的文化传统不同，颜元叔将新批评之审美规范套用杜甫诗作时便产生了难以契合的阐释困境。下面，我们首先来稽核颜元叔的新批评及其文化底色，然后再来剖析儒家文化构造的问题。
在回答“文学的实质”的问题时，颜元叔提出“文学是人生的措辞化”和“文学是人生全面之研究”等命题，杜诗在前命题中得到很高的评价，但在后命题中则难以上升到西方文学的高度，由于它哀求文学对现实人生作出理性思辨活动，即深入思考社会、理智认知人生，对生活绝境进行透辟辨析，这点正是传统文学所缺少的，“像杜甫这么一位伟大的墨客，他的笔墨内涵算是比较坚实一点，比较超越一样平常抒怀的墨客的题材。可是他所遭遇的与呈现的人生问题，都是可以用社会办法或政治办法加以办理的。譬如，太穷了，可用经济办法来办理；他跟太太分隔了，可用消灭战役来办理。他未能处理到所谓‘To be or not to be’这类问题，而这代表着宇宙性的大困惑”，作为研究人生的文学便是要直面这类大困惑、大问题，它每每使人进退维谷、旁边两难、不易决议，舍此便难以达到文学的制高点，推及灵魂的深处。由此，颜元叔终极分出了莎士比亚和杜甫的文学高低，强调文学创作要在对社会时期的把握中深入人生或人性的终极困境。在《“有限”与“无限”》一文中，颜元叔提到悲剧的起因是在有限的格式中作无限的追求时造成的。悲剧主人公冲破所有的外在限定和阻碍，实现其全部的意志，却遭受到一定失落败的命运，这便是有限与无限这对终极抵牾的表示，悲剧主人公成为人类敬畏的大英雄。在文中他回顾了此前对悲剧的界说，大意是“极度主义者相互冲突的结果”。两比较较，颜元叔后来的悲剧不雅观虽有所收敛，适用于更多的悲剧作品，但其本色并无改变，都是哀求文学思考和探究人生难以权衡、无法把握的终极性难题，即哲学问题。
换句话说，在文学实质和批评主见上，颜元叔崇尚西方文学所蕴含的对人生绝境的呈现与思考，而其背后则表示出自古希腊以来的西方文化精神，即将问题推向终极深渊去呈现、瞩目和决议，在极度抵牾中拉扯、分裂和统一。反不雅观儒家文化则不尽相同，在中国文学话语中，孔子“兴不雅观群怨”的说法中早有怨刺的传统，“周道始缺，怨刺之诗起”（《汉书·礼乐志》），经其删定的《诗经》里便有怨刺文学，“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毛诗序》），但紧张用于建议、劝勉和告诫。除此之外，儒家文化还强调凡事过犹不及，要取中庸之道，言辞蕴藉委婉，以德行教导为主，文学创作及其批评亦是如此，汉代扬雄曾有“劝百而讽一”（《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的论断；《毛诗序》里有“风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规范；唐代白居易哀求文学“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着重其社会功利的代价；宋代陈师道认为，“苏诗始学刘禹锡，故多怨刺，学不可不慎也”（《后山诗话》）；直至近代，梁启超还批评到，“富谲谏于诙谐，发忠爱于馨艳，其移人之深，视庄言危论，每每有过，殆未可以劝百讽一而轻薄之也”（《译印政治小说序》）。儒家文化将文学的实质向道德、伦理方面靠近，其诗风自然也是天真、朴实和婉转，既不能年夜方任气，也非奢华浮迷，要符合礼仪哀求，“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顺敦厚，《诗》教也’”（《礼记·经解》），其诗教以温顺敦厚作为衡量标准，至于极度的对立、绝境的质疑、两难田地的决议、无法承受的烦恼、难以肃清的痛楚、深陷癫狂的呈现和思考都非儒家诗学的要义，杜甫诗作中的情绪就只能以诙谐自嘲的手段予以推开和化解，以应和儒家温顺敦厚的诗教传统，不至于让人陷入愁苦悲哀无法摆脱而发疯狂乱的危险田地。
从杜诗文本来看，诗歌开头便写景起势，逐渐酝酿情绪，至颈联达到高潮，末了才是机锋一转，有所倾泻，但余味无穷，这是盛唐期间律诗的紧张规则，彰显出成熟律诗的情绪模式。众人将“沉郁抑扬”的风格作为杜诗的标签，可是更多的人关注“沉郁”，而忽略“抑扬”，后者强调诗歌抑扬变革、回转起伏、苦中作乐、相伴相随。由此而说，尾联之所感当为愁苦无奈的诙谐自嘲，会心一笑后的忧郁与无望，更见儒家诗教中情绪抒发的抑扬、繁芜和弯曲。儒家文化之以是强调温顺敦厚的诗教精神及其情绪表达模式，也是因其文化构造使然，它以个体、家庭（族）、国家和天下的渐进而构成有机的秩序体系，在不断扩大的范围中探求自我的位置和代价。个体被放到群体里去接管学习、改造和代价实现，群体则为个体供应养育、保障和精神动力，以是个人言行要顾及他人、社会和国家，与其车轨相同、协力同等，不得有过分、侵害之举。杜甫《春望》从国破山河写起，中经家书和思念亲人，末了落脚到个人白头上，正是儒家文化构造的范例表示，也是杜诗反复描写战乱中社会、家庭和个体之关系的缘故原由。
在颜元叔利用新批评的抵牾构造理论和复义方法来剖析古典诗歌，尤其是作为儒家文化孕育出来的范例墨客杜甫之诗作时，不应该忘却文化构造及其诗教的深层影响：苦乐相随的情绪表达、沉郁抑扬的节奏风格及其背后的个体家国的模式。1973年，叶嘉莹曾撰文论及新批评阐释中国古诗的做法，不点名地批评颜元叔的解读方法，主见文学批评要适当考虑历史背景和作者经历。在文中，她提到杨万里的七律诗《过扬子江》（其一），对本文倒是一个较为隐性的例证。其诗云：“只有清霜冻太空，更无半点获花风。天开云雾东南碧，日射波涛高下红。千载英雄鸿去外，六朝形胜雪晴中。携瓶自汲江心水，要试煎茶第一功”。不少诗评家如清代纪昀认为后两句“脱手稍率，乍看似不接续”，由于前四句写过江所见的景物，接着感慨六朝兴衰，怎么溘然转到个体生活的闲事即煎茶上？查阅历史资料便可知，杨万里那时正奉命为金国接伴使，渡江之际遥望金山。此山有亭，北宋曾在此专设烹茶以接待北使，因此墨客以末联暗含用意，“虽然心怀羞愤，而又深觉其义务艰巨的双重感慨”。按照儒家个体与国家的文化构造，实在不难明得个中深义，辅之以当时的历史知识和作者平生，更见其明朗与效能。
结语
比较诗学中的阐发研究每每涉及三方面的问题：其一是考量不同文论话语、诗学模式和文化体系的中西问题；其二是古典诗歌及其批评当代转换的古今问题；其三是诗歌创作和文论话语之间的关系问题。对此，颜元叔通过实用批评试图作出自己的回答，实用批评成为不雅观测、思考和深入阐发三大问题的切入口，具有主要的方法论意义。平心而论，颜元叔利用西方新批评理论和方法解读杜甫诗作具有开拓性贡献，在中西文化视野下勇于借鉴新理论新方法，挖掘出古典诗歌内在的多重意蕴，凸显其普遍性和分外性。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实用批评的标准和哀求是相称高的，并不随意马虎臻至批评的圆满境界。一方面，论者要非常熟习新批评的理论和方法，然而作为欧美主要的批评流派，其内部不雅观点繁芜多样，且存在严重的不合，批评家尚需找出适切的理论方法阐释古典诗作；另一方面，古典诗歌有其自身发展发展的文学传统、诗学规范和文化土壤，到详细诗篇又有其社会现实、人生语境和体性修辞等，即便是在《析春望》的反批评中，也难以准确有效地把握到杜甫诗作所有的内在要素。因此，颜元叔及其反批评者都存在某种失落误。就前者而言，首先，他坚持以西方文学理论和方法为主导，瞩目、俯瞰中国文学传统和杜甫诗作，缺少文化文学上的平等对不雅观，自然也无法具有一种同情性态度，给予墨客诗作以充分的、深入的理解；其次，在方法论上仅仅依据新批评抵牾语进行复义阐释，集中在文本详细字节、构造布局和意象风格上，忽略了“知人论世”、辨体明性等其他批评方法，也不顾及学术史和其他研究者的不雅观点；末了，古继堂提到颜元叔的民族文化、文学、历史和民族本身的关系可简化为一个数学等式：“民族文学=民族文化=民族历史=民族自身”，可能还即是颜氏所常常强调的民族意识，这不仅涉及文学和历史平分歧学科，还关乎文艺内部门歧的表现形式，但其大略的等同关系却使批评过于抽象和空泛，没有重视传统文化对诗歌创作的深刻影响；用新批评抵牾语的构造模式来阐释杜甫诗作，却又忽略《春望》中儒家文化的构造模式。于反批评者来说，其批评焦点都放在了颜元叔利用的批评理论、方法以及所形成的解读不雅观点中，他们指出其理论的抵牾所在，对诗作进行不同的意义理解，却没有深入到潜藏的文化构造中。因此，在借鉴西方文学理论阐释中国古典诗歌的过程中，首先是要秉持一种同情性的平等态度，对墨客诗作做出较为全面的、基于不同方法的整体性把握；其次是要关注不同诗学、诗教原则及其文化构造的制约，只有触及不同文化的深层，即考虑文化诗学的面向，讲明“逼迫阐释”所带来的隔阂与误读，才有可能在比较诗学视野下更好地实现西方文论的本土化改造、创新和实用批评的有效利用。
〔本文注释内容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