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该当是负责研读了苏轼的进卷，却深感失落望。文章中只管苏轼与王安石政见相同，但是前者却掺入了大量的私货，不断夹枪带棒地攻击王安石。多年往后，神宗天子同他说“苏轼有文学”。他当即回嘴说苏轼是“邪憸之人”，证据便是苏轼这次进卷中的 《贾谊论》以及更早的 《正统论》，以此评论苏轼“言优游浸渍，厚交绛、灌，以取天下之权”“欲附丽欧阳修”。可见，王安石正是通过苏轼一系列论文，对其形成了负面的第一印象，乃至对苏轼的人品都有所疑惑。这种负面不雅观感同王安碑本人的性情和学问也分不开。
要知道，王安石本来是耿介到所谓“不近人情”，他肯定看不惯苏洵父子在京城借欧阳修的吹嘘博得名气的行为，就算不将其目为趋炎附势，至少也认为他们学术不端。更何况三苏讲的“人情”，无非便是欧阳修所提倡的“贤人之道”，将学问政治皆诉诸“人情”“常理”，但在政治实践中，缺少明确理论含义的“人情”，很随意马虎就将个人体验想象等同于"大众年夜众欲望，而以“人情”为依据的议论，无疑就成了无凭无据的自诵其说，或是随波逐流的功利主义态度，在王安石看来，压根便是一些缺少明确宗旨的“战国纵横之学”。
因此，在这次“制科”试后，王安石碰着吕公著，特地问吕公著看过苏轼的制策否？吕公著随即称颂几句苏轼文章，结果王安石却泼了一盆冷水：“全类战国文章，若安石为考官，必黜之。”苏轼侥幸过关，苏辙却遇上了大麻烦，由于他在“御试对策”说了一些敏感辞吐，惹出了争议，被降了一等，授商州军事推官。在撰写任命诏书时，恰好又撞在了知制诰的王安石手上。王安石不肯为其撰写诏书，即所谓“封还词头”。按北宋老例，封还词头要写一份解释情由的公函“封还词头状”，王安石在状中就给苏辙扣上一个罪名，说他袒护丞相，将罪过归于君上，像西汉谷永一样“专攻人主”。朝廷没有办法，只能其余换人撰写诏书。
平心而论，王安石对苏辙的任命“封还词头”，态度大于本色，算不得什么刁难，朝廷只需换撰稿人即可，并不妨碍任命。至于他放话当主考定要黜落二苏，那也是因他和苏氏兄弟学问路子有出入，两人文章入不了他法眼，不予录取也尽说得过去。毕竟，此时王安石还没有拜相，同苏轼、苏辙最多也只能写文章隔空对骂，在考试中闹闹脾气。等他拜相执政，昔日学问不合、文战嘴仗就会逐渐变质，不仅从暗斗蜕变为明争，更会深深渗入政治成分，从而化为新旧党争中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