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兮”字最早现身及其方言特色如下:

其一,在所有中国古代文籍中,对“兮”字的最早记录出自《诗经》。
据统计,在《诗经》中,“兮”字共涌现了321次,远高于“矣”等其他语助词,可见它在《诗经》时期抒怀时的极度主要性。

仔细翻检《诗经》“风”“雅”“颂”各部分,可以创造,“兮”字涌现最多的地方是“风”,“风”诗中某些感情最浓郁的篇章,如《魏风》中的《伐檀》,《郑风》中的《缁衣》等,诗尾险些全是“兮”字;“小雅”中“兮”字也不少,而“大雅”和“颂”中“兮”字则较少。
这种情形,与“风”诗跟“小雅”多来自民间而感情外露有关,而“大雅”和“颂”与官府、贵族关系密切,感情外露的笔墨已被“磨滑”,故“兮”字较少。
由此也可知,“兮”字确系反响民间外露感情的语助词,其意指向“啊”并无大错。
今日读《诗经》,用“啊”释“兮”,一样平常也都讲得过去。

其二,按顺序看,在《诗经》中“兮”字最先涌现于开篇第二首诗,即“风”诗之《葛覃》,其前即开篇第一诗《关雎》。

胡义成兮字探源

《关雎》是写周文王后妃太姒与文王爱情的,这是根据《毛诗序》、毛《传》郑《笺》和朱熹《诗集传》等威信注释得出的结论,而太姒的故乡便是关中东部的合阳,其地物候与《关雎》十分吻合。
按照朱熹《诗集传》,《关雎》之后的《葛覃》,也是太姒作品。
一批《诗经》学者对此笃信不疑。
如此说有理,则在周武王母亲的时期,关中方言“兮”就已成为高雅诗歌中最紧张的语助词。

实在,《诗经》的终极定稿人是孔子学生子夏,他便是合阳人。
而至今郃川所在关中方言中还保留着“兮”字,如大人呼唤孩子靠拢,就常用“来兮,来兮”,即“来啊,来啊”;两大人对打,就说“打兮,打兮”,意即“打吧,打吧”。
不过,如今在这些场合,“兮”字之音已读如“些”而非纯“西”音。
由此可知,《诗经》中的“兮”字之以是那样多,很可能便是由于关中方言所致。
这也印证了历史措辞学的一个事理:“必须抛开那种把‘方言’和确立的书面措辞对立起来的庸俗不雅观点”。
另一方面,仔细稽核关中方言中至今保留着的“兮”字,可知其意并不全即是“啊”,它彷佛比“啊”含义更丰富有趣,包含祈使、哀求等意。
这又印证了历史措辞学的另一个事理:书面措辞并不能“准确地记录口语”。

如果“兮”是关中方言,那么,楚人屈原骚赋中那么多的“兮”又如何阐明?在中国人后来以“啊”字代替了“兮”字后,关中屯子何以仍存“兮”字?

从历史措辞学看,“措辞的符号是任意规定的,它只有靠传统的力量才能故意义”。
关中周族当年统一了中国,它势必要用软硬两手把自己的文化推广到全中国而形成文化传统。
朱熹《诗集传》说,周族统一中国后,“南方诸侯之国,江沱汝汉之间,莫不从化”;洪迈《容斋随笔》也说,由于周朝的大一统,《诗经》中“兮”字等语助词,后来就变成了中国诗赋中的通用语助词。
这也就从总体框架上阐明了楚人屈原骚赋中何以有那么多的“兮”字——由于“兮”字是当年周人推广而盛行的语助词。

历史措辞学还认为,“社会对付个人在措辞方面的创新常常是极力反对的”。
在封闭的关中屯子,个人对作为通用语助词的“兮”是无力改变的,几千年里均如此。
虽然,作为语助词的“啊”日益盛行,但封闭的关中屯子至今还保留着“兮”音。
这个“兮”音,作为语助词活化石,恰有可能为我们解开中国古诗赋中“兮”字的来源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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