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6 子张问明。子曰：“浸润之谮，肤受之愬，弗成焉，可谓明也已矣。浸润之谮，肤受之愬，弗成焉，可谓远也已矣。”
【注释】
▲明：明智，明辨是非。
▲谮[zèn]：谗言，挑拨离间的话。浸润之谮，逐步浸润过来使人不易察觉的谗言。
▲愬[sù]：同“诉”，控诉、埋怨；诋毁、诬告。肤受之愬，让人有如切肤之痛的诋毁。
▲远：有远见。“远”是“明”的更高境界。朱熹《论语集注》：“远则明之至也。”
【译文】
子张问若何才能明辨是非。孔子说：“让人难以察觉的谗言，有如切肤之痛的诋毁，对你不起浸染，可以称作明辨是非了。让人难以察觉的谗言，有如切肤之痛的诋毁，对你不起浸染，可以称为有远见了。”
【学而思】
参读《颜渊篇》12.10 子张问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去世。既欲其生，又欲其去世，是惑也。‘诚不以富，亦祗以异’。”
【知识扩展】
《荀子·致仕篇》：“衡听、显幽、重明、退奸、进良之术：朋党比周之誉，君子不听；残贼加累之谮，君子不用；隐忌雍蔽之人，君子不近；货财禽犊之请，君子不许。凡流言、流说、流事、流谋、流誉、流愬，不官而衡至者，君子慎之，闻听而明誉之，定其当而当，然后士其刑赏而还与之；如是则奸言、奸说、奸事、奸谋、奸誉、奸愬，莫之试也；忠言、忠说、忠事、忠谋、忠誉、忠愬、莫不明通，方起以尚尽矣。夫是之谓衡听、显幽、重明、退奸、进良之术。”
【译文】广泛地听取见地、创造隐居的贤士、显扬贤明的人、使奸邪退却、选拔引用贤良之士的方法：对结党营私、相互勾结之人的吹捧，君子不屈服；对残害贤良、横加罪名的诬陷，君子不采取；对猜忌、埋没贤才的人，君子不亲近；用钱财礼物进行贿赂的要求，君子禁绝许。凡是没有根据的流言、没有根据的辞吐、事情、计谋、赞誉，诉说等等，不是通过正当路子而是从四处传来的，君子对它们持慎重态度，听到了要明确分辨，确定它们是正当的还是不正当的，然后对它们作出惩罚或奖赏的决定并立即付诸履行。像这样，那么奸邪的辞吐、奸邪的学说、奸邪的事情、奸邪的计谋、奸邪的赞誉、奸邪的诉说就没有敢来试探的了，忠实的辞吐、忠实的学说、忠实的事情、忠实的计谋、忠实的赞誉、忠实的诉说就都公开表达、通畅无阻，并起而供献于君主了。以上这些便是广泛地听取见地、创造隐居的贤士、显扬贤明的人、使奸邪退却、选拔引用贤良之士的方法。
《资治通鉴·随纪三·隋文帝仁寿三年（公元603年）》：弟子贾琼问息谤，通曰：“无辩。”问止怨，曰：“不争。”通尝称：“无赦之国，其刑必平；重敛之国，其财必削。”又曰：“闻谤而怒者，谗之囮[é]也；见誉而喜者，佞之媒也：绝囮去媒，谗佞远矣。”大业末，卒于家，门人谥曰文中子。
【译文】王通的弟子贾琼问王通如何平息诋毁，王通说：“不去争辩。”贾琼问如何制止怨恨，王通说：“不去辩论。”王通曾声称：“没有罪过可赦免的国家，其刑法必定公允；苛捐杂税的国家，其财力必定削弱。”又说：“听到诋毁就发怒的人随意马虎中了进谗言者的圈套，听到夸奖就高兴的人随意马虎为阿谀奉承的人所利用。如果去掉这些毛病，谗言奸佞就会阔别而去。”大业末年，王通在家去世，他的弟子追赠他为“文中子。”
注：王通，字仲淹，唐朝墨客王勃的祖父。王通在黄河、汾水之间设馆传授教化，远比来此求学者达一千余人，房玄龄、杜如晦、魏征、李靖、程之、薛收、温大雅等都是他的徒弟，而这些人都是唐初的元勋，时称“河汾门下”。著名的启蒙读物《三字经》把他列为诸子百家的五子之一：“五子者，有荀扬，文中子，及老庄。”
《资治通鉴·唐纪八·唐太宗贞不雅观二年（公元628年）》：上问魏徵曰：“人主作甚而明，作甚而暗？”对曰：“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昔尧清问下民，故有苗之恶得以上闻；舜明四目，达四聪，故共、鲧、驩兜[huān dōu]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赵高，以成望夷之祸；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台城之辱；隋炀帝偏信虞世基，甚至彭城阁之变。是故人君兼听广纳，则贵臣不得拥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曰：“善！
”
【译文】太宗问魏徵：“君主如何做称为明，如何做称为暗？”魏徵答道：“能听取各方面的见地，便是明，偏听偏信，便是暗。从前尧帝体恤下情，详细讯问民间疾苦，以是能够知道有苗的恶行；舜帝目明能远视四方，耳聪能远听四方，以是共工、鲧、驩兜不能掩匿罪过。秦二世偏信赵高，造成望夷宫的灾害；梁武帝偏信朱异，招来台城的羞辱；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导致彭城阁的变故。以是君主长于听取各方面见地，则亲贵大臣就无法壅塞言路，下情也就得以上达。”太宗说：“非常对！
”
《资治通鉴·唐纪二十六·开元元年（公元713年）》：晋陵尉杨相如上疏言时政，其略曰：“炀帝自恃其强，不忧时政，虽制敕交行，而声实舛谬[chuǎn miù]，言同尧、舜，迹如桀、纣，举天下之大，一掷而弃之。”又曰：“隋氏纵欲而亡，太宗抑欲而昌，愿陛下详择之！
”又曰：“人主莫不好忠正而恶佞邪，然忠正者常疏，佞邪者常亲，以至于覆国危身而不寤者，何哉？诚由忠正者多忤意，佞邪者多顺指，积忤生憎，积顺生爱，此亲疏之以是分也。明主则不然。受其忤以收忠贤，恶其顺以去佞邪，则太宗太平之业，将何远哉！
”又曰：“夫法贵简而能禁，罚贵轻而必行；陛下方兴崇至德，大布新政，请统统撤除碎密，不察小过。小过不察则无烦苛，大罪不漏则止奸慝，使简而难犯，宽而能制，则善矣。”上览而善之。
【译文】晋陵尉杨相如上疏议论时政，疏文的大意是：“隋炀帝自恃聪慧过人，不肯为时政多费脑筋，虽然他颁发的制敕数不胜数，但言行之间却相差甚远，口说尧、舜之言，身行桀、纣之事，末了终于丧失落了全体天下。”他还说：“隋朝天子放肆自己的希望以至于亡国灭家，本朝太宗天子抑制自己的希望以至于国家繁荣昌盛，希望陛下能够从中慎重选择自己应走的道路。”他还说：“历朝帝王没有哪一个不是喜好忠实正派之士，讨厌奸佞邪恶之徒的，但是事实上却是忠实正派之士常常被疏远，奸佞邪恶之徒常常被宠幸，以至于到了国亡身危的地步还不知缘故原由所在，这是为什么呢？真正的缘故原由在于忠实正派之士大多不惜触犯帝王的旨意，而奸佞邪恶之徒却大多屈服帝王的邪念，长期触犯帝王旨意就会使帝王产生讨厌之心，长期屈服帝王邪念也会使帝王产生爱怜之意，这便是亲疏以是产生的缘故。圣明的帝王与此相反，他们喜好敢于触犯自己旨意的臣子，为的是得到忠正贤良之士；讨厌一味屈服自己的人，为的是撤除身边的奸佞邪恶之徒，如果能够这样做，那么造诣太宗天子的太平功业，又有什么困难呢！
”他又说：“法律条文贵在简明扼要而能禁止奸邪，刑罚贵在轻缓而且行之有效。目前正是陛下彰明德教、除旧布新的时候，希望能将所有细文苛法尽行拔除，不要在臣下的眇小过失落上琐屑较量。对臣下的眇小过失落不去计较就能屏除啰嗦苛刻的法律，对重大的罪过不使漏网就能制止邪恶，陛下如果能够使法律简明而难以违反，刑罚宽缓而能够制止犯罪，那么就可以称得上是善政了。”唐玄宗读完他的奏疏之后，认为他所提出的建议很好。
《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七·唐玄宗开元五年（公元717年）》：贞不雅观之制，中书、门下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谏官、史官随之，有失落则匡正，美恶必记之；诸司皆于正牙奏事，御史弹百官，服豸冠，对仗读弹文；故大臣不得专君而小臣不得为谗慝。及许敬宗、李义府用事，政多私僻，奏事官多俟仗下，于御坐前屏旁边密奏，监奏御史及待制官远立以俟其退；谏官、御史皆随仗出，仗下后事，不复预闻。武后以法制群下，谏官、御史得以风闻言事，自御史大夫至监察得相互弹劾，率以险诐[bì]相倾覆。及宋璟为相，欲复贞不雅观之政，戊申，制：“自今事非的须秘密者，皆令对仗奏闻，史官自依故事。”
【译文】贞不雅观期间曾规定：中书省、门下省以及三品官入朝奏事，须有谏官、史官随同，如有过失落则及时匡正，无论善恶均记录在册；诸司奏事均在正衙，御史弹劾百官时，必须头戴獬豸冠，对着天子的仪仗朗读弹劾的奏表；以是大臣无法蒙蔽君主，小臣也无从进谗行恶。到了许敬宗、李义府执政期间，朝政多出自私门，官员奏事大多是等仪仗撤下后，屏退旁边，在天子御坐之前秘密进行的，监察御史和待制官只是远远侍立以期待奏事的大臣退下；谏官和史官也是随天子仪仗一同退出的，至于仪仗撤下往后发生的事，则无从得知。武则天以严法掌握臣下，谏官和御史可以仅凭传闻弹劾大臣，自御史大夫至监察御史之间也可以相互弹劾，致使者下大多以邪谄不正的手段相互陷害。宋璟做宰相往后，想规复贞不雅观期间的制度。戊申（十二日），唐玄宗发布制命：“从今往后，凡事如果不是必须保密的，一律对仗奏闻，史官也要按贞不雅观时的旧例加以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