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幕式由浙江大学哲学学院古典文明研究中央主任林志猛教授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所长、《哲学研究》主编张志强研究员和浙江大学哲学学院党委布告李恒威教授致辞。林志猛教授首先代表浙江大学哲学院欢迎各位专家学者的到来，并提出这次会议旨在磋商古典学与传统经学之间的互换互鉴，关注中西古典文明如何思考自然、快乐与德行这些根本性的议题。
张志强主编表示，国学是为了应对来自西方的当代学术体系的冲击而形成的学术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与中华文明的自我分外化有关，而古典学则是考试测验将我们的学术传统重新纳入一个更具普世性的框架来理解自己的文明独特性。张主编指出，本次会议将“古典学与经学”设定为主题，很好地把握住了在时期条件下“辨章学术”的义务，同时也预流了当前中国学术发展的方向，指示了一条中西学术传统互换互鉴的道路。他衷心希望，本次会议的辨章学术能够切实实现考镜源流的浸染，真正把握住中华学术的大今年夜源。
李恒威布告代表浙江大学哲学学院对论坛的开幕表示热烈祝贺。李老师提到，保持适宜的状态是所有生命的本性，即此而言，快乐与自然是一体的。他表示，本次会议以中西古典学两个伟大传统对话、互通、交融的办法研讨自然与快乐的问题，既会生发豁然洞见的理智愉悦，其本身也是对情绪快乐的亲近，希望通过本次论坛进一步推动古典学的发展。
中西古典哲学中的忧乐不雅观
从宇宙自然到政治自然、人的自然，从道法自然到征服自然，古今中西的哲学思想里都蕴含着对自然的繁芜而丰富的理解。快乐属于人的自然本性，但快乐是否为善本身，中西哲人们多有争执，不同的哲人有不同的意见。与会学者分别从西方古典学和中国经学入手，对中西古典诸多哲人如何看待和理解自然与快乐等展开研讨。
浙江大学哲学学院包利民教授做了《自然与快乐：对希腊化哲学的一个核阅》的报告。他表示，在希腊化哲学中，哲学家们与天下不和解的姿态是黑格尔所说的不幸意识。这与他们自诩能够为人类供应幸福技艺形成了张力。与西方哲学史鲜谈“快乐”相反，中国文化传统虽然一贯处在“忧患”意识之中，但到北宋时，邵雍等人开始强调“快乐”。希腊化哲学彻底否认生活代价，而中国传统哲学大多肯定生活代价，并为之忧患-操心-熯，无论这是民众的物质利益还是精英的升华型生活代价。对万物闪耀的保重与肯定，有助于避开虚无主义和代价主不雅观化。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张文江教授在会上谈了《论语》中的“乐”。他表示，孔门之学的精要在于礼乐，以此贯通古今。《论语》中的“乐”字有礼乐之“乐”与心情之“乐”，两者有其关联。《论语》继承六艺，成为君子致力于持守“仁”的教科书，其核心思想是从“礼”到“仁”，完全链条为由礼乐（yuè）到仁，而“乐”（lè）是“仁”的生发状态。《乐记》称“乐（yuè）者，乐（lè）也”，又称“乐至则无怨”，又称“仁近于乐”，可见个中的线索。
北京大学哲学系吴飞教授在《乐以忘忧：浅议“忧患”与“安乐”的关系》中谈道，虽然西方更多从“悲”和“畏”谈哲学，中国传统学术更看重“乐”的主要，但这种乐也并非轻飘飘的乐，而是从整体上看重“忧”和“乐”的关系。首先可以从“忧患”层面思考“乐”的问题。在字源学上，中国传统上的“忧患”是由自然生生到文明制作的标志。心动为忧，患一方面即是忧，但还有更本色的灾害疾病之义，以是“君子有终生之忧，而无一朝之患”，已经暗含了“乐”的意义。但“忧患”二字联用，在生理层面上是同义词。吴飞认为，天道自然生生不已，无目的、无安排，无忧亦无乐。但人有心有情，有目的、有安排，因而人有忧亦有乐。中国君子“安分守己故不忧”，不会由于生命自然的乐而取消忧，也不会由于忧以至于患。反之，君子乃至还能在“知其不可而为之”中感到乐，做到忧与乐并行不悖。
清华大学哲学系唐文明教授在《渴望不朽与纵浪大化——陶渊明〈形影神〉主旨新探》中指出，陶渊明之《形影神》对付理解其思想，具有特殊的主要性，这也是学术界的共识。但在对此组诗的详细理解上却存在着较大的不合，无论是清人马璞，还是近人陈寅恪和逯钦立，都认为此组诗颇难堪解。唐老师认为，渴望不朽是《形影神》的主题，他将《形影神》的写作置于东晋末、刘宋初有关形神问题与报应问题的辩论语境中加以剖析，重构陶渊明对形神问题与报应问题的意见，指出陶渊明实在持神不灭论，但又反对佛教的报应论与循环说。在此根本之上，唐老师重新阐明了“纵浪大化”的真实含义，指出其与庄子的自然说与死活不雅观存在着重要的不同，的确道尽了陶渊明生平苦处。
柏拉图哲学中的快乐、德行与幸福
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林志猛教授在《快乐抑或德行：柏拉图论幸福的充要条件》中谈道，苦乐感是人最基本的自然情绪，涉及人的德行完善和幸福。从古典哲人柏拉图的视角看，个人应首先形成精确的苦乐感和良好习气，方能朝向有德的生活。理性反思能使人从追求身体的快乐转向沉思的愉悦，从德行的圆满得到更大的内在知足即真正的快乐。人要得到幸福和灵魂的和谐应求索完全的德行，德行本身具有内在的永恒代价。有序且精良的灵魂天然令人敬佩，正是对崇高和美好之物的神往之情，对洞彻宇宙万物的深切渴望，使人不会仅限于快乐、功利的视角看待个人的幸福。古典哲人力争将政治德行与个人德行领悟起来，强调个人灵魂应保持温良、稳健，城邦政制应保持节制、合宜，以免走向极度化而彻底衰败。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的樊黎老师做了题为《卡利克勒斯的快乐主义》报告。樊老师首先表示，柏拉图在《高尔吉亚》中弱化了卡利克勒斯的说辞，重在阐发卡利克勒斯所谓的“自然正义”，强调尼采意义上的主人性德。樊黎老师旨在解读《高尔吉亚》中卡利克勒斯的态度，从政治层面看，卡利克勒斯的快乐主义反响民主制和民主制个人的特色及其向僭主制转化的内在方向；从哲学层面看，卡利克勒斯快乐主义的哲学根本和人性根本是一种代价相对主义。
吉林大学哲学系盛传捷老师的《〈普罗泰戈拉〉中的快乐主义》紧张立足《普罗泰戈拉》来谈论苏格拉底是否是快乐主义的问题。他认为苏格拉底所追求的是谨严的快乐主义，这要截然差异于无条件快乐主义。盛老师举例论证快乐在培养美德过程中的主要意义，继而又总结出无条件快乐主义的弊病。他认为，苏格拉底谨严快乐主义哀求理性的快乐以及理性与感性的和谐，而一样平常的快乐主义原则则是希望统治了理性，而追求希望的快乐。这就造成了快乐主义的最大弊病：灵魂的堕落。
陕西师范大学张波波老师的《从快乐到善——柏拉图快乐不雅观探微》思考了古典哲学与当代关于快乐本性及其代价的不同意见，指出视角不合反响的不同时期主导的哲学去向和话语定位的差异。张老师重点磋商了柏拉图对快乐与善之间的关系的处理。他指出，柏拉图从不认为快乐问题归根结底是生理问题，故而快乐的代价并非完备取决于大小和量级，而是取决于纯粹性和真实性。这一关于快乐的深刻洞见对付当代关于快乐的谈论具有持久而深远的代价。
中国公民大学古典文明研究中央彭磊教授以“重思柏拉图的辩证法：以《空想国》为例”为题，集中论述了作甚柏拉图的辩证法。为他结合柏拉图著作总结出“辩证法”的三重含义：问答式辩驳、结合与划分以及假设法。“辩证法”在《空想国》中的不同内涵，紧张运用于“按类划分”、“线段喻的知识论”及其为哲人教诲的拱顶石。彭老师得出结论，辩证法首先是友好交谈的技艺，其次是对理念和存在的探求，这使得辩证法实际上是在“友好的辩难和不带妒意的问答”中走向真理。
中山大学博雅学院黄俊松教授在《论柏拉图〈空想国〉卷四中的灵魂不雅观》中表示，对《空想国》的解读要关注到思想的整体性。苏格拉底稽核灵魂中是否具有与城邦三阶层相对应的三种形式采取了两种方法：一是从可见事物过渡到不可见事物；二是诉诸于对立冲突律。灵魂三分论证处在城邦三阶层论证的笼罩下，因而苏格拉底不得不对灵魂进行划分。其余，苏格拉底在利用灵魂划分的方法时，举出的例子常日是特例，因而并不能代替灵魂的全貌。苏格拉底的论证疑点重重，但他对这些疑点有着自觉的意识。
东南大学人文学院的武小西老师在《具身灵魂与练习去世亡：柏拉图生命伦理思想探析》中指出，柏拉图的灵魂理论呈现出一个张力：《空想国》和《斐德若》把灵魂描述成三分构造，并以此为根本供应了一套道德生理学理论。而《斐多》却则认为灵魂是纯一的非构成物，以此论证灵魂不朽。武老师基于当下过度医疗的现实背景，试图从柏拉图对医学的规定出发，考试测验为这种张力探求一种生命伦理视角的化解办法。在她看来，灵魂的实质是通过练习去世亡，把纯一的理性从其具身的现实处境中萃取出来的动态过程，是利用理性实现灵魂实质的积极活动。
上海大学文学院肖有志教授带来《灵魂的马车：柏拉图〈斐德若〉（253c7-257a2）讲疏》。肖老师首先论述，灵魂的“三驾马车”说辞中划分出灵魂的不同型相，灵魂的型相学关联了灵魂学与玄学，伦理问题是理解后二者之联结的关键。心智的不雅观看是爱欲的源头和动力，灵魂内部同时产生分裂、冲突与对抗。驾御者、白马与黑马之间存在的张力指向灵魂中的统治力量（统治与服从）。热爱名誉的灵魂中的“黑马”选取多数人以为是幸福的选择并且完成之，意指达到性知足或性快乐的目的；但出于无节制的爱欲的选择不可能是圆满的幸福，背后是爱欲与心智的分离。
广东省社科院哲学与宗教研究所万昊老师在《苏格拉底与凡人克力同》中指出，《欧蒂德谟》真正的主题是教诲克力同。苏格拉底希望克力同自己能够用美和好作为标准考验哲学，而克力同的无动于衷彷佛表明了苏格拉底的失落败。但苏格拉底式的哲学不畏惧任何失落败，乃至通过失落败达成目的。在对话结尾，苏格拉底超过了昨日对话与今日对话的界线，将对话者重新转向克力同。
浙江大学哲学学院王铠博士申报请示的是《柏拉图〈斐多〉中的快乐主义辨正》。他首先从《斐多》开篇中的苦乐相反相随出发，引出快乐的真实性问题。《斐多》提出精确换取德行和快乐的办法在于依赖明智，却又反复强调明智不是我们人生涯着能够切实达到的一种状态，这种看似对立的说法，一方面是通过规范如何精确获取快乐，在获取的逻辑优先性上突出追求聪慧的主要性，另一方面又在建构规范性的同时为快乐打算的现实性留有一定的余地，为不同类型的人供应不同的快乐与德行教诲。
浙江大学哲学学院许雪晖博士在《论柏拉图的真正快乐》一文中提出，柏拉图环绕三个内在干系的层面提出了其对真正的理解。首先在快乐的纯粹性层面，柏拉图批评“痛楚的解脱”只是一种虚假的快乐。由于，作为一种中间状态，它并非真实的快乐，与痛楚相稠浊，是不纯粹的。其次，在快乐是对匮乏的充足层面，柏拉图通过比较身体与灵魂两类匮乏的充足的真实性，由此表明灵魂的快乐更真实和真正的快乐源于灵魂的充足。末了，柏拉图在灵魂和谐层面阐明了什么是真正的快乐，即由理性统治灵魂各部分所产生和谐带来的灵魂整体快乐。
自然、天道与秩序
同济大学陈畅教授《机制、存有与政教：明代哲学“自然”之辩的三个向度》一文从明代哲学家陈白沙的“学宗自然”出发，磋商了明代哲学家环绕白沙“自然”思想展开的批评、辨析和推进。陈老师指出，白沙思想中作为天道机制的自然，处理的是道与物之间的生化关系；阳明思想中作为存有的自然，涉及的是心与物之间的创生性关系；刘宗周、黄宗羲思想中作为政教秩序的自然，涉及的核心问题是心与物的政教秩序面向。此上三个层面的自然之辩在韶光上先后发生，而在义理上则是结合明代心学发展和社会政治状况的变革而呈现逐层深入的态势。
华东师范大学陈赟教授《自然与天道：船山哲学中的“终极无为宇宙不雅观”》一文以对船山哲学以建构性利用的为进路，思考了船山哲学中的自然秩序及其运作办法。陈老师表示，船山之“自然”并非意指某种存在，而意味着某种存在办法或运作办法，与故意思、有目的的“人为”相对。更进一步，船山将自然区分为天之天（宇宙的自然）、物之天（物的自然）、人之天（人的自然）。陈老师还强调船山之自然论述有两个特色：一是自然界中合理化与秩序化始终与它们的反构造并存；二是消解作为目的性或意志性造物主的“超自然”的存在。
浙江大学陶磊教授《作甚自然：天人合一的三种理解》一文基于人性文明的道德德行追求，以及道德德行与理智德行相区分的视角，对中国古代三种“天人合一”进行了梳理与新的诠释。老子道家的横向超越，以人性精神的一气旁通来实现。个中，理智的利用很少，且有反智方向。庄子的横向超越与老子的不同，其丢弃了精神中的人性意识，因此具有向理智洞开的能力。早期儒家合目的性的自我建构对理智的哀求较高，不过理智依然处于从属地位。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是对儒家合目的性的进一步发展，个中理智超越人性霸占自我建构的主导地位。
中山大学哲学系张清江教授《“幽明同等”中的自然与教养——以朱熹的谈论为中央》一文，环绕理学对“幽明同等”的义理解释，剖析了朱熹等理学家如何在理气论架构下重构敬拜教养的自然之理。张老师指出，在理学家从“一而二，二而一”角度的阐发中，幽明死活之间蕴含着理层面的“一”与气层面的“异”两个存在维度，并在不同向度上回应着佛教对死活的态度和知识图景。在自然根本上构建起来的敬拜原则，将儒家礼乐制度的依据建立在了更为稳定的根基之上，是对儒家文明内具精神秩序理念的深化。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吴小锋老师的报告为《自然与善：从笔墨的角度谈谈“善”的古义》，他对历代文献中的“文”“言”“誩”“羊”等笔墨的含义进行了详尽的梳理，并指出了它们与“善”在笔墨和义理上的关联。吴老师表示，“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通过不雅观察太阳的运动规律，勾稽并言说出阴阳的天道，善继续了阴阳之道。善本身意味着对天道的探求与言说，靠住的是对太阳的不雅观察。在对天道的不雅观察中，为人间逐渐奠立天下不雅观、人生不雅观、代价不雅观。
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档研究院罗晓颖教授在《“战胜虚妄”：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伦理旨归》中指出，探究自然的冲动始于对自然奥秘的好奇，自然诸元素以及功用深刻吸引自然哲人的理智兴趣。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不仅寻求纯挚的自然知识，还具有一种伦理旨归。他们试图通过阐释天体运行征象等问题，肃清人们对天体、诸神、去世亡、病痛，以及希望等的疑惧，以得到幸福。伊壁鸠鲁在确定天下的物质性为根本和唯一的原则后，主见在天象学领域多因阐明，源于他构建自然学说时，在一定程度上洞见了对确定性知识盲信的“虚妄”性。
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于璐老师在《西塞罗论自然法与理性的限度》中表示，西塞罗是从自然正当到自然权利的范式突变的主要参与者，但目前学界对西塞罗研究存在忽略。通过剖析《论共和国》的特有构造和布局，从对话体的角度看待个中相互冲突的不雅观点，于老师指出，西塞罗首次从法学维度深入阐述了自然正当的特色，他意图通过建立自然法的不雅观念以实现一种最高意义上的政治科学，使罗马的法律思想真正转变为一门科学，将对绝对真理原则和对现实共同体的关注结合起来。
亚里士多德论自然、快乐与德行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李涛教授的报告是《亚里士多德对快乐主义的颠覆与改造》，李老师提到，亚里士多德区分出运动意义上的快乐和玉成意义上的快乐，因此必须与玄学中对运动与玉成活动的存在性子的差别联系起来看，快乐问题才能彻底澄清。在这个根本上，才能真正区分出两种不同性子的快乐，显示出亚里士多德相对付其他哲学家的根本推进。李老师阐明了亚里士多德如何不同于禁欲主义与快乐主义，如何颠覆了大众相信的希望知足的过程式的快乐主义，并通过将真正的快乐界定为玉成活动而改造和提升了快乐主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何博超老师在《论亚里士多德〈修辞术〉的德行问题》中指出，虽然《修辞术》期间亚里士多德尚未形成完全的伦理学思想体系，但对德行的处理为其道德哲学奠定主要根本。何老师首先处理了《修辞术》卷一中关于利己和利他德行的阐述；其次磋商卷二对演说家品性的界定，指出德行在个中与实践聪慧相联系；第三，探究卷三中的说话德行，揭示个中的“适度”理论；末了总结了《修辞术》的德行具有的四个面向，均为后来的伦理学作品奠定了根本。
东南大学哲学与科学系的胡辛凯老师作的报告题为“《后剖析篇》与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卷七中的威信见地剖析法”。胡老师指出，亚里士多德在《尼伦》卷七中通过消解威信见地之间的冲突，寻求关于akrasia的真正定义。对akrasia征象的定义以及相应阐明的寻求是对亚里士多德《后剖析篇》中科学方法的最好例证。只管《尼各马可伦理学》卷七没有给出akrasia的真正定义，但已具备定义它的各种元素。《尼各马可伦理学》卷七中的威信见地剖析法屈服了《后剖析篇》的紧张指示，虽然它根据伦理学自身的domain specific norm做了相应的调度与变通。
浙江大学哲学学院张霄博士在《亚里士多德城邦“形质论”与自然论》中指出，亚里士多德的城邦自然性更应从人的自然而非“形质论”角度来理解，政制作为城邦的形式与公民德行问题密切干系。亚里士多德借此意在证明，城邦中谁是公民、谁来统治以及以何种办法统治，将构成政体的差异。人的言语与理性能力由自然授予，但若想将理性能力由潜能变为现实则须要后天造就。在此过程中，城邦扮演了其他人类共同体都无法比拟的角色。在此意义上，城邦自然存在。
浙江大学哲学学院邓连冲博士的报告为《努斯的分离与幸福——重思亚里士多德幸福观点的界线》。他紧张处理努斯的分离问题，并以这个问题为线索，磋商亚里士多德幸福观点的界线。根据《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的推论，最好的幸福是灵魂合乎努斯的实现活动。因此幸福观点的界线实在也跟努斯观点的界线密切干系。通过稽核努斯的分离问题，终极得知努斯并非超越之物，因而建基于努斯之上的幸福观点同样不会超出人性的界线。亚里士多德终极在伦理学上保留了一种仁慈，这在根本上不同于有些哲人，或者有些悲剧作家对人的界线的框定。
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的王嘉雯博士的报告题为“Play, Mimetic Pleasure, and Fiction in Plato's Lawsand Aristotle'sPoetics”，她认为，《法义》中儿童游戏的虚构性并不表示在对现实的反响，对现实的暂时悬置仅仅关注于游戏本身，是柏拉图的模拟游戏及早期教诲发生的必要条件。游戏在儿童与成人的过渡地带（英国精神剖析学家温尼克特）中发生。游戏模拟快乐以及虚构模拟天下既包括反响天下的模式，也包括创造天下模式。后者特殊有助于阐明《法义》儿童游戏的问题。
礼乐文明与中国哲学的主体性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朱承教授在《差异与同一：〈庄子·齐物论〉的天下不雅观照》报告中指出，《庄子·齐物论》的思想主题是如何不雅观照天下。庄子认为，在世界万物“吹万不同”的差异样态之下，要以“莫若以明”的思路，让天下如其所是的自我呈现，以“道通为一”的姿态不雅观照天下，超越是非、差异、争执与对待，实现“万物与我为一”，物来顺应、随物自化、逍遥游世，以静默的办法与天下“和光同尘”，以自然的和谐共生状态来消解现实差异性带来的不雅观念纷争，这便是“和之以天倪”。
清华大学陈壁生教授《礼以则天——郑玄礼学的天学依据》一文谈论了郑玄的宇宙论。陈老师认为中国传统文明的核心是礼乐文明，而礼乐之以是成为文明，是建立在一套对天地的形而上理解的根本之上。郑玄在天地天生上，以表明《乾凿度》为根本，建立了一套气论为主体的天地天生论；在天地构造上，以当时盛行的浑天说为根本，在表明《尚书纬·考灵曜》的过程中，建立起一套天地运行说。这些郑玄的“天学”的主要内容，为郑玄的整体的理学建构、详细的礼制理解等等，供应了根本的依据。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孟琢教授在《礼乐文明的根基重修：对〈中庸〉主旨的新阐释》中指出，《中庸》的阐释传统分为“性命之学”与“礼乐之学”两大系统，而这两种传统可以在对《中庸》的整体性与历史性的理解中得以统合。孟老师通过对《中庸》天道不雅观、人性论和礼乐文明，以及“诚明”观点所作的新探究，对《中庸》的思想主旨作出重新厘定，认为子思面对礼崩乐坏的文明危急，通过对“性与天道”的创造性阐发，为礼乐传统重新建立哲学根基。从而，中国哲学的特质表示为哲学根基与文明传统的契合，并以此为把握《中庸》义理统一性的关键。
中山大学哲学系的刘伟教授在《从形神到形名：论早期中国思想中的“物”观点》中表示，早期中国思想中“物”的含义在晚周期间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从形名的“百物”转变为诸子形神之“万物”。刘老师认为，追问这一转变，对理解作为整体之诸子学的思想品质有相称的助益。从整体向个体之物的转变，建立在对付古典神明不雅观念的摈弃或者说转化之上，神明退场后个体不雅观念发生，个体之物成为知觉关照工具。诸子学通过以形体取代形象“发明”了一种新的法度不雅观念，终极指向摆脱神的人，使得关于人和政治的知识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破”。
质德、文德与工夫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丁耘教授的报告为《梁漱溟师长西席工夫论发微》，他聚焦于梁漱溟师长西席为其所编印的伍庸伯、严立三两家《礼记·大学》讲授所作的“叙”，对梁漱溟的工夫论展开磋商。丁老师认为，这篇“叙”至少有四个地方特殊值得把稳，一是工夫论必须要有“工夫”相称，二是梁漱溟对伍、严两家工夫的概括可以和西方伦理学传统相发明，三是对《大学》的阐明有理有本、完备开新，四是对传统学术形态的反思。丁老师分四个方面对这个文本所表示出的梁漱溟之工夫论进行概括：一是梁漱溟自己概括的伍、严两家的工夫论；二是梁漱溟特殊重视身心关系，对身心关系有一个征象学的阐明，认为身心分开；三是失落眠的问题；四是对传统工夫论的批评，涉及人性问题与社会发展问题（即性与天道）。
中山大学哲学系李长春教授的报告《从自然德行到教养德行——早期儒家德行论及其与道家的对话》深入磋商了“德行是否可教”的问题。李老师通过对《论语》文献的剖析，将孔子的德行谱系分为“质德”和“文德”两个层次。“质德”即孝悌、忠信、智勇等自然德行，而“文德”则是仁、义、礼等教养德行。二者并非外在、对立的，而是要以自然德行（质德）为根本，经由提升、统合才能转化为教养德行（文德）。同时，李老师还从《老子》“玄德”的角度来对自然德行（质德）和教养德行（文德）进行反思。之后，又从《孟子》中的论述来解析孟子对道家“玄德”论的回应，并指出孟子实际上是由孔子“文德”论向“质德”回归。
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张凯教授《以“人事”为学：刘咸炘与阳明学的近代转化》一文磋商了刘咸炘为寻求中国文化的当代出路，考试测验转化阳明学的学思进程。张老师指出，刘咸炘的学术重心经历了从文史校雠到沟通先天与后天之学的转移，并由此将阳明学宗旨定位为“良知是情意”，且以阳明学为浙东学术之本，从而以此建构起“人事学”。刘咸炘“人事学”看重将性命之学与经史之学合而为一，融贯时势与人事，道器合一，实现德行与学问、代价与事实相资为用。这或能在当代学术语境中，为建立中国本位的学术与话语体系供应有效的思想资源。
《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仝广秀老师《孝德与贤人之教——宋代理学视野下的“虞舜行孝”》从《尚书》的阐明差异入手，磋商了作为自然德行与日常伦理的孝德，何以被授予本体论根本，成为政教秩序背后的基本事理；宋儒又是若何重释舜的“克谐以孝”，令其具备圣王设教的典范意义。舜身处暴戾恣睢的家人之间，却能“克谐以孝”。在汉唐经学体系中，舜并未真正使家人变恶为善，由于人性的悬隔不可调和，只是令其在秩序中安分守己而已。宋儒则发扬性善论，认为舜从内在心性出发推己及人，这也是贤人布政施教的性理根本。
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李明书老师的报告《儒家的成人之教与教诲之乐》借助诺丁斯的关怀伦理学理论，挖掘出儒家对付情绪教诲的重视。李老师考试测验贯串衔接关怀伦理的情绪教诲思想和儒家的成人之教，证明两者确有许多相似之处，并且透过强调关怀的代价，以关怀的情绪为教诲的根本，交错利用诺丁斯提出的各种传授教化方法和构造之后，可为儒家的教诲思想带来不同的视野和解读。李老师表示，经由这样的阐述，可落实为成人之教的详细方法，有助于在教诲的过程中实现“得天下英才而教诲之”的快乐。
上海社科院哲学研究所邹蕴老师《贤人与世变：〈人间世〉中的“孔子行迹图”》谈论了《庄子·人间世》中的孔子形象，并提出了一种假说：孔子是《人间世》的中央人物。孔子的中央地位并非表示在他充当庄子的代言人或是站在庄子的对立面提出了某种学说，而是表示在《人间世》的诸章均是庄子对孔子的“知人论世”之言。详细来说，《人间世》始终环绕着孔子漫游列国终不见用的经历展开。《人间世》中孔子形象的繁芜性，反响的不是庄子守卫或批评的某种不雅观点的繁芜性，而是历史情势与卷入个中的个人选择的繁芜性。
杭州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褚叶儿老师的报告为《天道之不齐与贤人之通变：焦循易学中的自然与人伦》，磋商了焦循易学中的自然与人伦。焦循认为《周易》无关天道而只是贤人立人性之书。于焦循而言，天道是不测且无定，不是一个圆满的既成之物，伦理秩序、义理的建构来自于贤人，贤人所立的人伦秩序并非完备是对已然存在的自然天下的效法及刻画，而更多是他在自然的客不雅观运动之上进行的制作与发明。因而对付焦循来说，贤人的制作也有其自然依据，并不违背自然，不是一种人为妄作。
古典诗学与灵魂教养
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档研究院张文涛教授在《奥德修斯归家问题的哲学阐释》指出，必须正视荷马与西方哲学起源的关系问题。张老师认为，从非历史的层面出发，哲学起源于特定类型的人的涌现，即特定心智生理和灵魂的涌现。荷马《奥德赛》的主人公奥德修斯著名的“归家”之旅同时也是一场极具哲学意味的自我认识之旅。奥德修斯对成为卡吕普索的伴侣的谢绝显示出他对不去世、永恒和成神的谢绝，表明了他对所归之“家”的特定理解和自我认识。同时荷马又通过预言的办法令奥德修斯的“归家”问题终极成为一个开放性问题。这为我们思考哲学起源供应了新的可能性。
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罗峰教授报告题为“驯服去世亡：欧里庇得斯《阿尔刻斯提斯》中的神”。首先，罗老师指出去世亡具有三个特性：无从避免、无可挽回、无法预见。而阿喀琉斯表示了荷马对去世亡的改写：去世亡变得可以预见，人的必去世性成了构建传统英雄伦理的条件。欧里庇得斯的《阿尔刻斯提斯》则对去世亡进行了更加彻底的改写，用“替去世”方案彻底改写去世亡的根本属性，去世亡变得可以避免、可以挽回、可以料计。由此产生的问题是，人类的生活是否会因此变得更好。
中山大学博雅学院的王承教教授的报告《〈埃涅阿斯纪〉与古罗马的忠诚观点》详细剖析了远景预言中的忠诚不雅观念与忠诚者埃涅阿斯的故事。王老师指出，从忠诚的埃涅阿斯这个传说中的出发点，到远景预言中忠诚的罗马人那个历史的顶点，从史诗英雄的个人的德行发展成帝国统治者罗马人的民族德行，忠诚不仅贯穿维吉尔的整部史诗，也贯穿全体罗马史。在古罗马政治社会中，忠诚是合法化以终止内乱为目标的对强力统治者之期许的手段，因此实现罗马和平为目标的帝国扩展和统治背后的政治神学根本，还是奠定罗马社会和政治秩序的礼法手段。
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朱振宇教授在《〈地狱篇〉中的灵魂与韶光》中提出，如何判断但丁对《地狱篇》和《神曲》这两部曲中浩瀚世俗的或宗教圣贤的态度。朱老师从法利纳塔关于“未来之门”的解释出发，首先磋商第六层的罪过，而后将返回第四歌，磋商维吉尔及其所在群体灵魂的“毛病”。灵泊中的灵魂并非像维吉尔所说的那样“没有罪”，第六层中的灵魂也不是面对上帝惩罚无所畏惧的坚毅英雄，相反，他们的言辞与神态无不反响了灵魂中罪的状态，而但丁暗含讽刺的书写，正符合奥古斯丁关于灵魂问题、以及时间性问题的思虑。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姚啸宇老师报告题为“‘非政治人’的政治教导：莎士比亚《亨利四世》中的福斯塔夫与哈利王子”。姚老师指出了福斯塔夫形象存在的一些不合。一个不雅观点认为他是混乱无序的象征，亦有不雅观点强调福斯塔夫“超越善恶”的诗性眼力，只管后者表示了福斯塔夫人物的繁芜性，同时也淡化了他的“非政治”心性对付政治生活的毁坏浸染。《亨利四世》中的福斯塔夫的确是一名危险的西席，他的教诲并不会使青年的灵魂更加热爱聪慧和正义，而只会令未来的君主变成一个唾弃法律和正义原则的“非政治人”。
湖南师范大学教诲科学学院刘铁芳教授的《劳动的苦与乐》基于古典劳动诗歌剖析个中的劳动教诲意蕴，希望重返个体成人的根本性视域，拓展劳动教诲的文化意涵。刘老师指出，劳动教诲不仅指向劳动素养本身，更是人的存在办法，对个体生存具有根本性代价。因此，劳动教诲绝不仅只限于劳动技能，而是旨在德行养成和寻求生命本源。我们本日的劳动教诲必须被置于人与人的关联天下之中，由此，个体才能在劳动中真实地活在天地之间，应对当下个体成人的无根化危急。
中国公民大学哲学院冯庆老师的报告是《郭沫若、廖平与古今诗学问题》。为深入理解当代中国文学精神的缘起与流变，冯老师环绕郭沫若与廖平的关系问题展开了详尽的剖析。冯老师指出，不可以用学术史一样平常知识的尺度来衡量他们之于古今中西思想矩阵的真实位置。廖平的“天学”与“人学”构成完全体系，旨在守旧贤人立法的传统政治履历；郭沫若的泛神论则表示出他让当代科学精神融入普遍民众情绪启蒙奇迹的动机，呈现出进步主义的文明史态度。廖平和郭沫若虽然反响出不同的政治方向，但都旨在为当代中国树立一种文明立法的传统典范。
中山大学博雅学院陈慧教授的报告是《以周反形晋：干宝〈晋纪·总论〉引〈诗〉考论》。《总论》共引《诗》四十五处，不但引《毛诗》经文，还引《诗序》九处、《诗传》两处、郑《笺》五处。其大量引《诗》，诗故意藉经义来暗陈褒贬，建立起西周与西晋政教的正反比照。陈老师认为通过剖析经义，可对《总论》的“以周反形晋”有更明晰的理解。干宝通过引《诗》为西晋树立起代价标杆，而张惠言认为干宝只是把《周易》视为周家纪事之书。陈老师强调，干宝书写西周之事，无不包含对西晋的反思。
孔颜乐处与哲人之乐
海南大学社科中央程志敏教授《哲人所乐何事：“孔颜乐处”辨》以宋儒所说“孔颜乐处”为线索，探求贤人对出世入世的教诲。通过对周敦颐、二程、朱熹、吕柟、陈确、李塨、吕坤等儒者的“孔颜乐处”论述进行谈论，呈现出其境界人品。程老师指出，儒门重视入世教养，道释极言逍遥无滞，此虽为史家定论，却也太过粗疏，由于儒家并不是不重视沉潜洒脱，但主动避世这种自我隐蔽并不仅仅是为了适性得意以知足某种精神性的愉悦，自我教化毕竟有更伟大的背景和目的，而佛家道家的清高也并非与世无关。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李旭副研究员的报告为《创造更高更整全的自然活气——试论宋明理学“寻孔颜乐处”话头的德行意义》，李老师梳理了周敦颐、二程、朱熹、王阳明等儒者对“寻孔颜乐处”的论述，尤其对程颢所谅解出的“天理”作了着重磋商，认为程颢所谅解出的“天理”紧张内容是儒家的仁义礼乐，与“孔颜乐处”密切干系。李老师还从海德格尔哲学的视角进行阐明，认为周程对天理的体认是一种有其现身情态的领会，并将周程“寻孔颜乐处”与“天理”体认的关系比作海德格尔根本本体论思想中“此在”与“存在”的关系。
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江涛老师的报告是《孔颜乐处与中国哲学主体性的建构》。王老师认为，李泽厚建构“中国哲学”主体性的方案是从哲学自身的发展逻辑反过来看中国思想的贡献。李泽厚在后海德格尔时期看到了中国哲学登场的契机，提出了以乐感文化为紧张内容的情本体理论，以办理海德格尔哲学所造成的虚无主义危急。然而，李泽厚建构情本体的努力，本可以依托中国传统思想的源初履历，在后海德格尔时期超越海德格尔，以中国哲学的身份登场，但他对哲学启蒙性子的执着，终极使他未能彻底摆脱海德格尔的影响，错失落了更公允地探本中国哲学出发点的机遇。
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朱赢老师磋商《瞽瞍杀人与君子之乐》一题。《孟子》中的“瞽瞍杀人”与《论语》中的“躬父攘羊”事宜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二者都可归入先秦文献中范例的“嫡亲犯法”命题。朱老师指出，从孟子自身语境中理解“窃负而逃”非常主要。 “瞽瞍杀人”问题涉及到两个基本维度：一是追问政治权利的限度，二是孝道在政治秩序中的地位。朱老师详细展开了孟子对“瞽瞍杀人”的解读和意见，认为瞽瞍杀人问题的出发点是无以偿还的血债，而孟子将“恶行”引向“快乐”，或许正是凭借心性的尺度去竭力挽救伦理的去世劫。
扬州大学文学院胡镓教授的报告为《苏格拉底与阿里斯提普斯论快乐》，胡老师基于色诺芬的《回顾苏格拉底》第二卷指出，苏格拉底和阿里斯提普斯对付快乐有不同意见，苏格拉底采取了修辞术和辩证法这两种方法旋转阿里斯提普斯的不雅观点。阿里斯提普斯因“智术”而选择既不做统治者也不做被统治者的第三条路，但苏格拉底的劝诫显示出这一自傲背后的危险。政治属性是人不可或缺的自然属性，分开城邦的人是残缺的。分开城邦的人无法将自身的潜能转化为现实，一定无法得到人的生命的完善和幸福。
事实、代价与启蒙
中国公民大学文学院娄林老师在《〈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序言中的贤人与隐者》中表明，尼采笔下的贤人和隐者形象是理解尼采对基督教精微阐明的一个入口。尼采关注的核心是欧洲文明危急和未来。尼采笔下的贤人形象具有当代启蒙视野，是哲学思考的形象表达；隐者不对死活问题作区分则意味着，基督教不能为生活供应根本性支撑；末了的末代教皇极具讽刺意味，他将虔诚的希望寄托于扎拉图斯特拉身上的行为暗示出精神的彻底衰败。从贤人到隐者的形象转变表明了以启蒙办法宣教的哲学的失落败和基督教精神的退却。
昆明理工大学马克思学院宋海勇老师的报告为《尼采是伊壁鸠鲁主义者吗？》，宋老师首先论述了尼采对伊壁鸠鲁部分哲学思想的青眼有加，认为伊壁鸠鲁对人生的洞察缓解了尼采一贯以来对玄学深深的焦虑，同时也使尼采意识到另一种生活办法的可能。尼采从对玄学的眷恋转向对现世生活的关注与伊壁鸠鲁息息相关，他对现世生活构想的图景中也不无伊壁鸠鲁的影子。
浙江大学哲学学院陈勃杭老师在《论普特南对“事实和代价二分”的批评》中指出，二分命题与缠结命题之间没有根本抵牾。“事实和代价缠结”精确刻画了给定观点以及命题和命题系统的现实环境，但该当把“事实与代价二分”视为一个逻辑区分，用于澄清观点以及进一步的科学研究。陈老师力争澄清“事实与代价二分”在知识体系中的逻辑地位，阐明代价在社会科学中扮演的角色。末了，他还磋商了普特南式哲学论证的局限性，即没有充分认识到“事实和代价二分”是澄清观点和精确研究的内在哀求。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范海鸣博士的报告为《回村落“贤人”的追求与快乐：一个人学本体论的剖析》，他从人学本体论的视角，关注还乡贤人的追求与快乐，并磋商贤人回村落的活动及其代价。首先，贤人的追求在于多元选择的生活意向与快乐，回村落任职是他们对付公共生活的自由选择。其次，贤人是精良的。通过实践与历练，贤人也会得到自己的乐趣，培养各种良好品性而变得更加具有教养。第三，贤人的自由在于积极生活的进取与快乐。
总结与展望：推动中西古典学互换互鉴
中西古典学在自然与快乐涉及的精神与物质等方面，有诸多差异。但从根本上看，中西古典学都蕴含着对人间到底要形成一个什么样的道德秩序和人伦秩序的共通思考。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冯国栋教授在闭幕致辞中表示，“读经而已，则不敷以知经”，读经要与西学相互印证和引发，尤其是西方古典哲学，印证即求同，引发是求异。他指出，这次论坛聚焦“自然与快乐”主题开放谈论，为我们实现汇通中西供应了一个非常好的互换平台。
林志猛教授末了对这两天的学术会议做了闭幕总结。林老师表示，这次与会学者的会议论文主题非常集中，对自然、快乐、德行、教养等议题作了十分深入的互换。中西古典学和经学有很多可以互换互鉴的地方。中国传统讲究天地人秩序，强调制礼作乐和不同层次的德行诉求；古希腊哲学也看重宇宙、城邦与个人的贯通，文艺和音乐对礼法和政制的影响，思虑德行的多样性和统一性问题。从中西古典文明磋商人的自然本性和快乐，对应对当代道德伦理面临的严厉寻衅亦有深刻启示。推动中西古典文明的互换互鉴，有益于当代人思考如何规复对人之内在精良的渴望，从整全的视角理解人伦秩序和政治秩序，以避免人性滑向自身难以把握乃至无从复返的深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