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廷堪在这里明确地称任大椿乃是戴震的弟子，可是他在一首名为《故陕西道监察御史任幼植师长西席》的诗中称：“当世博洽儒，首推吾郡戴。师长西席与之友，渊源固有在。《三礼》浩烟海，学者任沾溉。”
凌廷堪又说任大椿跟戴震是朋友关系。而江藩在《汉学师承记》中也未提到他二人是师生关系：
任大椿，字幼植，一字子田，兴化人。为诸生时，与同邑侍鹭川朝诗歌唱和，艺林称之。乾隆[庚辰]（壬午）科举人。三十四年己丑，二甲第一名进士，授礼部主事，转郎中，陕西道监察御史。充《四库全书》馆纂修官。子田与东原同举于乡，于是习闻其论说，究心汉儒之学。著有《弁服释例》十卷、《深衣释例》三卷、《字林考逸》八卷、《小学钩沉》二十卷、《子田诗集》四卷。
任大椿撰《深衣释例》清乾隆间刻本，媒介一
任大椿撰《深衣释例》清乾隆间刻本，媒介二
任大椿撰《深衣释例》清乾隆间刻本，卷首
江藩说，任大椿只是跟戴震共同考中了举人，而后任受戴的传染，开始致力于汉学，以是写出了一系列干系的著述。然而漆永祥师长西席却认为江藩的所言有误，由于戴、任不是同时中举者：“戴、任二氏非同举于乡，任氏于乾隆二十五年中举，已如上注。江氏因置任氏中举于二十七年，故一误再误云。”（漆永祥《汉学师承记笺释》）
如此看来，戴震跟任大椿既不是师生，也不是同年，只是任叹羡于戴震学问之深厚，以是他由喜好诗词转而致力于经学。
实在任大椿在此前也研究经学，只是他对今文经学彷佛更有兴趣，段玉裁所撰《东原年谱》中讲到任大椿时称：“弱冠负奇才，与师长西席书论《礼》，师长西席以此箴之。”
任大椿比戴震小16岁，但任却跟戴谈论礼经，戴看到任的著作后，对其进行了规劝。戴震为什么要规劝任大椿呢？漆永祥在《笺释》中说：“任氏书论《礼经》，奋笔驳斥孔颖达、贾公彦，进而难郑玄，并疑《丧服传》、《仪礼》为刘歆、王莽假造。戴氏规其经于立说之弊。”
原来，任大椿竟然敢驳斥郑玄、孔颖达等大儒。他的这种态度当然受到了戴的责怪，戴震在复书中对付这位敢于疑惑统统的任大椿既鼓励又规劝：
震向病同学者多株守古人，今于幼植反是。凡学未至贯本末，彻精粗，徒以意衡量，就令载籍极博，犹所谓“思而不学则殆”也。远如郑渔仲，近如毛大可，只贼经害道而已矣。今幼植具异稟而年富，造诣当不可量，因此不敢不尽言。
戴震的这番规劝特殊管用，自此之后，任大椿就把精力用在了古文经学研究方面，他尤其对典章制度的研究最有成果，而他的这些著作使其成为了清代乾嘉学派中主要之一员。从这个角度来说，虽然任大椿没有正式拜戴震为师，但也足可以说戴震的学术不雅观影响到了任的后半生。
任大椿撰《小学钩沉》十九卷，清光绪十年龙氏刊本
然而环绕其生平，却有两件事最为后世所议论。其第一件则是，任大椿考中了乾隆三十四年二甲第一名进士，后来还做了《四库全书》的纂修官，可是他却不是翰林出身，而这种环境在清代科举史上颇为罕见。
任大椿的祖父名叫任陈晋，孙显军在《任大椿平生学术考》一文中称：“任大椿的祖父任陈晋，字似武，亦字后山，幼时因家境贫寒，曾过继给江都陈姓，乾隆四年中进士后才归宗兴化。他是乾隆初有名的易学家，治学十分刻苦，史称‘旧坐小楼玩易，家人罕见其面’，著作有《燕喜堂文集》、《易象大意存解》等，后者被收入《四库全书》，论者评为‘大抵切人事立言’、‘发挥明简’。”然而姚鼐在给任大椿所写的墓志铭中则称：“其先为王氏。……元乱，避居兴化，改曰任氏。”
姚鼐说，任大椿的先祖原来就姓王，只是到了蒙古人打来时，王家后人才避难到了兴化，从此改姓任，而到了任陈晋时，又由于家里穷，以是把他过继到了江都一位姓陈的家中，以是又改姓陈，到了乾隆四年，任陈晋考中了进士，以是他又规复了本姓，然而他的名字中却有一个“陈”字，可能是不忘江都陈氏之恩吧，但这位任陈晋已经开始喜好研究易学。
由于任大椿从小受到祖父的影响，也对读书特殊有兴趣，他在8岁时就能作诗，而其尤为喜好《昭明文选》，任大椿虽然是位经学家，但他的作诗水平确实不错，袁枚在《随园诗话》中称：
余在苏州太守孔南溪同年席上，谈久夜深，余屡欲起，而孔苦留不已，曰：“小坐强于去后书。”余为黯然，问是何人之作。曰：“任进士大椿《别友诗》也，首句云：‘无言便是别时泪。’”
任大椿所写的诗句竟然触动了袁枚的心。而徐世昌所编的《晚晴簃诗汇》也收录有任大椿的多首诗作，该书的“诗话”中称：“子田以上第屈居郎署，纂修《四库》，《书》、《礼》经裒辑为多。经学训诂，晚益邃密。早以词章擅名，诗工乐府及五言，英光沉思，远追鲍、谢，近攀韦、柳。”
这段诗话也是感慨任大椿科举考试的名次那么靠前，但他却没能得到好的职位。任大椿在纂修《四库全书》时，在经学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以是任的付出与他所得到的报酬不匹配。“诗话”中也称，任大椿从前的名称是在诗词方面，而其所作的乐府和五言诗最受时人所夸赞，而《诗汇》中收录的任大椿的第一首诗作——《平望道中》便是一首五言诗：
出郭星已阑，解缆潮将歇。
烛灭蒲塘深，去棹何忽忽。
宿酒破馀酲，西风吹残月。
乍别易怀人，欲寐屡搔发。
如何将客心，一櫂雨丝白。
可能是任大椿想效仿曹植，以是他也写了一首《白马篇》，在诗中有如下名句：
万里何足虞，尺步良易歧。
心忌不能下，能下才愈奇。
自谓探榆塞，怎知入焉支。
按辔不轻入，久立审所疑。
这段描写可谓是个人志向的写照。任大椿考中进士后就到四库馆事情，他为《四库全书》的编纂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如前所言，按理来说，他既然是二甲第一名的好成绩，该当立即成为翰林，然而结果却大出人所料，姚鼐在给任写的墓志铭中称：“中己丑科二甲一名进士。故事：二甲首当改庶良士。人皆期君必馆选矣，然竟分礼部仪制司主事。”
且不磋商为什么出了这样的意外，然而任大椿在四库馆事情多年，当时的《四库全书》纂修官总计有八位非翰林出身者，而姚鼐和任大椿便是个中的两位。等《四库全书》纂修完毕，天子认为这些人既有功劳也有苦劳，于是将这八位非翰林中的六位赐“翰林”出身，而个中有两位没有得到这个恩誉者，便是姚鼐和任大椿，姚鼐在给任大椿的墓志铭中写道：
是时非翰林而为纂修官者凡八人，鼐与君与焉。君既博于闻记，其校勘论说多精当，于纂修之事尤为有功。其后鼐以病先归，君旋遭艰归里，既而鼐遇君淮上。当是时四库书成，凡纂修者皆议叙向之，八人者其六尽改为翰林矣！
大臣又以鼐与君名列之章奏而称其劳，请俟其补官更奏。
既然任大椿在编《四库》时有着这么大的功劳，更何况，任大椿在考中进士之时，以其成绩而言，也应该成为“翰林”，可是结果却出人所料。有的大臣发起让任大椿候补为官，这个中的缘故原由之一乃是任大椿的父亲去世了，他为此而守制，等他守制回来等待补官时，竟然没有人再提起提拔他为“翰林”。
为什么会这样呢？姚鼐在墓志铭中没有直言。而清王豫在《任大椿小传注》中说过这样一段话：“侍御清谨伉直，不阿权贵，读书嗜古，萧然寒素，与施小铁有‘淮南两君子’之目。古诗清刻古奥，探源乐府，洵一代雅音也。”
看来，这件事跟任大椿的性情有关，由于他实在不会搞人际关系，只是一味地读古书。
对付这件事，可由章学诚所撰《任幼植外传》为证，章在此《传》中首先讲到了他跟任大椿之间的关系：“兴化任君幼植，与余同学文辞于大兴朱师长西席筠。君与余同乾隆三年戊午生，而学于朱氏则先于余。”而后章学诚讲到了任大椿嗜书如命的性情：
己丑，君登进士第，以二甲第一人授礼部主事，分曹学习，得仪制司。职事清简，进士分部，多不愿居。然礼部四司，仪制、祠祭，号为繁剧；他司每每求兼摄之，乃为见才。君顾谒朱师长西席，欲为为丐尚书移司简曹，且曰：“闲曹多暇，卜居近师长西席家。逐日中，可画诺归邸，即假师长西席藏书，竭半日一夜之力，诵且习焉。四分日力之三，则十年守官，犹得七年强半读书，所获岂不多欤？”余于是时，始得见君。
章学诚和任大椿都拜朱筠为师，任考中进士之后，在朝为官，虽然他职位低，但却事情繁忙。任不喜应酬，于是他向老师朱筠要求能调到一个轻闲的部门去事情，由于这样可以抽出更多的韶光来研究古书。
任大椿虽然做了朝官，却不喜好跟人打交道，难怪他服缺返回时没人替他说话。然而对付这个不公正的报酬，纪晓岚却有着其余的说法，他在《阅微草堂条记·如是我闻》中有如下一段离奇的描述：
泰州任子田，名大椿，记诵博洽，尤长于三礼注疏，六书训诂。乾隆乙丑，登二甲一名进士，浮沉郎署，晚年始得授御史，未上而卒。自开国以来，二甲一名进士，不入词馆者仅三人，子田实居其一。自言十五六岁时，偶为从父侍姬以宫词书扇，后父疑之，致侍姬自经去世。其魂讼于地下，子田奄奄卧疾，魂亦为追去。考问阅四五年，冥官庭鞫七八度，始辨明出于无心，然卒坐过失落杀人，减削官禄，故仕途偃蹇如此。贾钝夫舍人曰：“治是狱者，即顾郎中德懋。二人先不相知，一日相见，彼此如旧识。时同在座，亲见其追话冥司事，子田对之，犹慄慄然也。”
纪晓岚也说，自从清朝举办科举考试以来，二甲第一名的进士竟然不是翰林者仅有三位，而任大椿很不幸地成为了个中的一位。
为什么会涌现这样的结果呢？看来，纪晓岚也很好奇。他们俩当年在四库馆共同事情多年，想来，纪曾经问过任这究竟是什么缘故原由，而任却跟纪讲述了自己年轻时发生的一件事。
任大椿在十五、六岁时，无意间给从父的小妾写了个扇面，这件事被从父知道了，其开始疑惑大椿跟小妾有染，这件事让其小妾百口难辩，竟然吊颈而亡，由于这纯属冤枉，这位小妾在阴间也在为自己申冤。而后经由阎王爷的多次审判，终于搞清楚这是一桩冤案。虽然如此，阎王爷认为任大椿也算是过失落杀人，于是就以减少他的官禄作为惩罚，这也便是任大椿的仕途之路走得很坎坷的缘故原由。
《四库全书》编纂完毕后，纪晓岚一起受到提拔，而任大椿却始终得不到公道的报酬，纪却讲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他们之间的反差当然让后人感到不平，任祖镛专门写了篇名为《〈阅微草堂条记〉所录任大椿轶事考》的文章来替任大椿申冤。任祖镛也认为，任大椿始终得不到提拔跟其不会钻营拍马有很大的关系，但作为同事的纪晓岚竟然这样剖析任大椿得不到提拔的缘由，这当然让人大感不平。而该文中还引用了咸丰初年兴化李福祚在《（昭阳）述旧》中的所言：“任君墨迹甚拙，安得有书扇事耶？”
李福祚的这个说法挺故意思，他说任大椿的字迹很丢脸，既然如此，他怎么可能把这样丢脸的字写在扇面上？因此，李福祚的结论是：“《如是我闻》之误灼然可见。”
且不管事情的原形究竟如何吧，任大椿的官运很差却是个事实，后来他终于被任命为陕西道监察御史，可是还没到任他就去世了，这是施朝幹在《任幼植墓表》中的所言：“五十四年五月，以郎中授陕西道监察御史，未涖任而病，六月卒。”可是姚鼐在墓志铭中所写却与之不同：“乾隆五十四年四月，授陕西道监察御史。甫一月而卒。”
姚说任大椿当了一个月的陕西道监察御史后才去世的，而这种说法跟施的所言差了一个月。原形究竟如何呢？漆永祥说他也无法判断这两种说法谁说得对。但不管哪种说法，都可证任大椿确实没有官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