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利用了汉乐府取材范例化的事理，也采取了对话、独白和截取情节片段的阐述办法，但既能将事宜发生的广阔背景展示出来，又使高度提炼的场景具有普遍意义，不为一时一地的历史事宜所局限。杜甫的“诗史”效果与他取材大多从某一重大事宜出发有关，这与汉乐府侧重于从伦理上概括社会征象有所不同，因而带有更光鲜的时期色彩。但他从不局限于事实的描述，而是长于从中发掘出人们对付灾害、战乱、死活的强烈感想熏染，从而使特定的事宜上升到具有社会伦理的普遍意义的高度。
杜甫
其次，他利用七言长篇歌行的赋化和大容量，以及层意迁移转变跌宕的特点，将汉乐府叙事在时空和场景上的单一性变为多面性，充分地反响出时势的繁芜变革，自由地抒发对时势的感想和见地。这也是杜甫对乐府表现艺术的主要发展。汉乐府叙事具有场景单一性的特点，这种单向的叙事办法不便于大幅度地展现不同时空中的事宜和场景，更不适于表现繁芜变革中的政治形势。而七言长篇歌行随着游子或征人思妇的题材发展，层意的迁移转变过渡容许跳跃，使之可以大幅度地超过地域和时空的局限。随着梁陈、初唐歌行趋于赋化，又具备了可以多方位、多视角地铺叙事物的性能。杜甫利用歌行的这种长处，创造出他特有的时势述评式的新题乐府。
例如《洗兵马》简洁明晰地综述了官军包围邺城、回纥助讨安庆绪的最新形势，激情亲切赞颂了广平王、郭子仪等“二三豪俊”“整顿乾坤”的济时之功；描写了上皇回京、紫禁城春光恰好的氤氲气候；在预测王业将兴、重现太平的前景时，又委婉隧道出对诸将封爵太滥的忧虑，指出“攀高结贵势莫当，天下尽化为侯王”的隐患，末了表达愿望太平祥瑞、让公民解甲归田的欲望：“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
”自然成为诗情的最高潮。全诗视点从沙场到宫禁、从朝廷到民间，人物从主帅到丞相、从诸将到田家，墨客庆功的欢愉之中见出复苏的头脑，复兴的展望中又包含着深奥深厚的隐忧，错综的时势和繁芜的感想交织在一起，组成完全的艺术构造。
这样雄浑阔大的长篇巨制，正是杜甫将他长于概括巨大社会内容的笔力与歌行适于多方位铺陈的体式相结合的产物.此诗由岁暮时天寒地冻的景象起兴，反响江南百姓的贫乏状况，铺开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诗里涉及的内容乍看很杂，但实际从渔夫无米充饥、百姓卖儿鬻女等各方面集中描写了民不聊生的惨况。同时深挖了个中的根源：粮食充作军粮，官府搜刮一空，恶钱泛滥成灾。这就一步逼进一步，透彻淋漓地揭示了百姓穷苦之极的现状和缘故原由。全诗所述各种征象之间的因果和递进关系并没有在字面上显现出来，而是隐蔽在事实的比拟以及作者的长吁短叹中，初读一时不辨章法，仔细体悟则能看出层层深入的内在逻辑，莫使风围攀出，杜甫还将梁陈歌行辞采华美的特点接管到新题乐府中去。
杜甫的长篇七言新题乐府大多写于从前，晚年较侧重于短篇。七言短篇“行”诗虽然受篇幅局限，不利于从容地展开阐述，但也有一部分在取材上与长篇有相同之处，因感于时势而发。写法则紧张以抒怀带出时势，如《大麦行》借用童谣口吻，在怨叹中戳穿出麦收时节百姓躲避兵祸，被胡羌抢走麦子的现实。《蚕谷行》因大历三年商州、幽州、广州、桂州同时涌现叛乱，加上吐蕃频年入寇，遂感叹天下处处兵甲，祈望铸甲为农具，使“男谷女丝行复歌”的太平时期早日到来。此外，《苦战行》悲悼去世于苦战的马将军，带出涪江之南的叛乱。《折槛行》用朱云折槛去世谏的故事，讽刺时无直臣。这些都可以视为七言体的新题乐府。
除了七言歌行以外，杜甫还有一些八句体七古采取以首二字取题的办法，如《青丝》《近闻》《自平》等，都是写时势，取题办法类似新题乐府，但艺术表现与歌行差别较大。《青丝》记述仆固怀恩叛乱之事，先以问句“青丝白马谁家子，粗豪且逐风尘起”开头，是乐府式句法。而且用侯景之乱时童谣“青丝白马寿阳来”，相符仆固怀恩勾结回纥、吐蕃、吐谷浑、党项、奴剌等外族入寇的事实。三四句“不闻汉主放妃嫔，近静潼关扫蜂蚁”一句一事，一是永泰元年，代宗放出宫女千人；一是吐蕃陷长安时，潼关守将李日越擒杀为吐蕃做引导的高晖。
这两句用反问句责问叛贼岂不闻朝廷有德、潼关有将，叛乱只能自取其辱。后半首预期殿前兵马必将在十月破胡，劝仆固怀恩不如面缚归降，也都以神策军数次征伐有功以及代宗派裴遵庆到怀恩处劝其入朝等事实为背景。短短八句诗，通过责怪、反问、讥嘲的语气逐层迁移转变，犹如当面直斥叛胡，却概括了当时几件大事。《近闻》所写时势与《青丝》相同，记述郭子仪和回纥约定共击吐蕃，仆固及党项帅都来屈膝降服佩服之事。但采取听闻的角度和庆贺的语调，前六句列举临洮、渭水、陇山、崆峒、五原、北庭等地名，分别描写各地归于沉着的景象。
末句再以“似闻”引出吐蕃也可能来求亲的传闻，充满了乐不雅观的展望。《自平》则根据广德到大历二年间西南蛮族骚乱的时势，对朝政提出劝诫。开头“自平中官吕太一，收珠南海千余日”，以阐述句概括广德元年底宦官吕太一驱逐广南节度使张休，纵兵焚掠，被官军讨平之事，以及其后南海收珠有三年太平的大致形势。然后以“近供生犀翡翠稀”转到面前形势有变，带出“复恐征戍兵戈密”的担忧，指出历来溪洞蛮酋归顺即世授刺史，朝廷不应听信中官兴师生事。此诗以叙事带议论，因只是看到苗头，预先告诫，以是语气委婉，与前两首又不同。可见杜甫长于根据内容的差异变换写法。
这类七古虽可算作新题乐府的一种，但不像他的七言长篇新题乐府那样具有较为光鲜的铺叙笔调。木艾总之，杜甫的七言新题乐府不求在意象、声情和韵致方面仿照古乐府，而是综合利用汉魏六朝乐府的创作事理，创造出变革多真个表现手腕，大大扩展了乐府的规模和容量，使传统的叙事办法产生了史诗般的艺术魅力，并兼有抒怀制定条约论的极大自由。这就首创了以七言古诗和“行”诗反响时势的范例，成为白居易新乐府采取七言歌行体的先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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