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只是词牌发展史中最辉煌的一个阶段。词牌始于唐，大兴于宋，按照“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说法代表了宋朝的文坛造诣。但是词牌的创作研究不能囿于宋朝。
诗词的发展路径是差不多的。都是从民间音乐形式上升到高层文人之中，再分开音乐成为吟诵体。只是诗出来得早，当诗的层次被高规格化之后，民间音乐也趋向繁芜多样，就产生了适宜宴乐的是非句，也便是“诗余”，经由晚唐温庭筠、韦庄，五代十国冯延巳、南唐二主，宋朝晏殊、欧阳修、柳永、苏轼、周邦彦这些大家的不断开拓改进，才逐渐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而我们知道古体诗是不讲究平仄的，在中唐期间白居易、刘禹锡他们的诗词开始灵巧起来，开始取代乐府诗成为民间演唱主流。词牌出身、发展、变革的时候，唐则天天子部下的杜审言、宋之问、沈佺期等人已经开始了近体诗的格律规范。
以是词的出身先天就打下了格律的印记，以此差异于同样句式是非不齐的古体诗。
但是，这个时候同时涌现了律古，也便是合平仄格律的古体诗。这个和词牌就非常像了，而且当时词牌的各种格式并没有固定。个人以为，当时的这种律古，如果能有一首音乐匹配并流传出来，让大家模拟填词的话，便是一首词牌的出身。
比如说韩翃的《章台柳》，便是他写了给老情人的一首古体诗：
章台柳，章台柳，昔日依依今在否？纵使长条似旧垂，也应攀折他人手。
如果章台柳看了这个就忘了，这便是首古体诗，可章台柳同学看了怒气冲天，按照这个格式写了一封复书骂人：
杨柳枝，芳菲节。可恨年年赠离去。一叶随风忽报秋，纵使君来岂堪折！
同一种格式下涌现了新填的词，这个便是歌词牌了。这是个很故意思的故事，详细可以看我前面的文章《浊世长安章台柳》。
当然这是在词牌发展过程中的征象，到了周邦彦完全地规范了各种词牌的格式之后，就很少涌现这种事情了。随着音乐的散佚，词牌逐渐成为吟诵体，和诗一样逐渐分开了音乐，只按照汉字的平仄声韵来合律了。音乐附着体的形式就交给了元曲，到当代成为歌词。
以是，词牌虽然格式上有点像古体诗，但是确是格律体。除了《词林正韵》的韵部比《平水韵》的近体诗用韵轻微宽松之外，字数，句式，每个字对应的平仄，比近体诗更加细致。也便是说，词牌是比近体诗更加严格的格律体。而且近体诗再怎么说，只有五言、七言两种句式，平仄只有仄起、平起两种大的规范，而词牌一千多种格式，由于原来匹配的音乐已经不存在了，以是并没有大的规律可循。只有通过影象，不断地填写，达到一种熟手的境界。
至于创作词牌的其他问题，都得先搞清楚词牌格式再谈。虽然已经独立于音乐，不过由于在创作之初有些词牌的断句，用韵（比如仄声）都是合营音乐来的，以是有些词牌开阔大气，气势澎湃，如《水调歌头》、《满江红》之类的，你如果填得婉转悱恻，一个可能不合音律而听着难熬痛苦，第二个随意马虎被高手侧目。
又比如同样是来自《踏鹊枝》的变体，《蝶恋花》紧张用来表达闺阁苦恋，而《卷珠帘》却紧张用来表现少女怀春，羞羞答答的意思。
这个中差别，说来不大，却也是有的，大家须要把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