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李国学苑”
研究《诗经》的名物不仅可以让我们“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有时还可以通过对名物的认识来进一步拓展对诗旨的理解。《关雎》一诗，涉及的名物有“雎鸠”“荇菜”“琴瑟”“钟鼓”等多种，对“雎鸠”和“荇菜”的谈论历代不绝，不雅观点互异，在此不再赘述。这里想磋商一下大家认识差不多的“琴瑟”“钟鼓”，以及个中隐蔽的秘密。
一、“琴瑟”与“钟鼓”：两个关键名物
先来谈谈“琴瑟”。《毛传》阐明“琴瑟”说“宜以琴瑟友乐之”，是说用琴瑟之乐“乐”“淑女”，没说琴瑟是什么。到了朱熹《诗集传》，则说：“琴，五弦或七弦。瑟，二十五弦。皆丝属，乐之小者也。”他说出了琴、瑟的弦数，以及二者属于小乐器的特点。那么，“琴瑟”果真如上面所说的那样吗？
这就须要乞助于考古创造了。就本日考古创造而言，出土的瑟数量较多而琴较少，但也颇能从中看出两种乐器的分别了。朱熹《诗集传》称“琴”为“五弦或七弦”，是从他自己那个时期琴的规制，揣测西周乐器的样子。实际上，从郭家庙曾国墓和曾侯乙墓出土的琴来看，战国期间琴的形制大体是这样的：长度在一米内（曾国墓琴长92厘米，曾侯乙墓琴长67厘米），琴头至腰部分为半箱体共鸣箱，琴尾为实体，岳山部分及琴轸与唐宋琴类似。关于瑟，曾侯乙墓出土的瑟多达12件，为瑟的研究供应了丰富的实物资料。由这些出土的文物，可知战国期间瑟的形制大体如下：长方体音箱，长、宽、高一样平常在169、42、19厘米旁边，弦与面板之间有瑟柱支撑。
图1：曾侯乙墓出土十弦琴。琴身用一块整木雕成，通体厚黑漆，全长 67 厘米。
图2：曾侯乙墓出土瑟。弦已朽烂，二十五个弦眼。长、宽、高在169、42、19厘米旁边。
遗憾的是，如上所言，出土最早的琴瑟也在战国，此前的实物至今难见。那么，琴瑟的涌如今什么时候呢？这须要征诸可信的文献资料。“琴瑟”或“瑟琴”或“琴”“瑟”并举，在《诗经》中多次涌现。个中“琴瑟击鼓，以御田祖”句出自《小雅·甫田》，“我有高朋，鼓瑟吹笙”“我有高朋，鼓瑟鼓琴”出《小雅·鹿鸣》，两首诗篇，据笔者考证，均为西周中期诗篇。又有“妻子好合，如鼓琴瑟”句，出《小雅·常棣》，系西周晚期作品。此外，“椅桐梓漆，爰伐琴瑟”见《鄘风·定之方中》，“琴瑟在御，莫不静好”见《郑风·女曰鸡鸣》，都是春秋时各邦国的诗篇。这便是说，琴瑟乐器在西周中期就已经涌现了。
不过也有一个问题，便是在《仪礼》等文献中，一些仪式用乐，例如在“燕礼”“乡饮酒礼”中，当个中一个仪式仪目即“升歌”（登堂而歌）进行时，两位伴奏的盲目乐工利用的乐器，都是“瑟”而非“琴”，《论语·前辈》“侍坐”章记载曾皙“鼓瑟希，铿尔”，也用的是“瑟”。在新近涌现的“清华简”（清华大学收购的竹简笔墨）却涌现了名为“周公之琴舞”篇章，是专门用“琴”为“舞”伴奏的。总之，就儒家文献《仪礼》和出土文献看，《诗经》所言“琴瑟击鼓”“鼓瑟鼓琴”的琴瑟并用，是见不到的，琴、瑟是单用的。关于这个问题可能有多种阐明，但不是这里评论辩论的问题要点，这里的要点是，“琴瑟”涌现，意味着仪式。这对本文要谈的话题来说，才是最关键的。
下面再谈“钟鼓乐之”的“钟鼓”。
对《关雎》的“钟鼓乐之”，《毛传》说“年夜德者，宜有钟鼓之乐”，即钟鼓是用来赞赏大德行的。郑玄又阐明说“钟鼓在庭”，则指出钟宣传奏的场合是隆重的仪式。与琴瑟和谐的象征意义不同，钟鼓指向的是隆重的仪式。
就现有的考古创造而言，鼓的涌现要远远早于钟。在距今约5000年的大汶口遗址中，曾出土过陶鼓，在距今约4500年的陶寺遗址中，还创造过彩绘木质鼍鼓，便是用鳄鱼皮蒙制的木鼓，在湖北崇阳还出土过商代晚期的铜鼓。征诸笔墨，甲骨文中“鼓”的记载大概多，个中 “”的字形，就像人持木棒敲击立鼓的样子。由此可知，鼓涌现于新石器时期，到商代已颇为盛行。到了周代，文献中著录的鼓很多，如《诗经》中有鼗、县（悬）鼓、鼍鼓平分歧的称呼；“鼍”表示鼓皮的材质，“县”则表示鼓为悬挂的乐器。这基本上沿袭了前代鼓的形制和演奏办法。湖北枣阳郭家庙墓地出土了一壁貌前所见最早的建鼓，曾侯乙墓中也出土了一壁建鼓，从二者的实物看，鼓身一样平常较大，除了悬挂敲击之外，还有以立柱立于底座上敲击的。
图3：曾侯乙墓出土建鼓：鼓框木制，鼓身长约100厘米，两面蒙皮，鼓面直径80厘米，鼓身中间垂直贯穿一根直径7厘米的木柱，并稳定植于一个青铜盘龙鼓座上。
钟涌现的韶光比鼓要晚得多。青铜钟的制造可以溯源至商。西周早期涌现成套的编钟，三件一套，音质效果并不理想。西周中期编钟有长足发展，如传世西周虢叔旅钟、上海博物馆藏西周早期晋侯稣编钟等。一套编钟由多少个大小不同的钟有次序地悬挂在木架上，敲击钟的不同部位可以发出高低不同的声响，大小不同的钟又各有声高的不同，这样一套编钟就可以有旋律地演奏，以是编钟又称歌钟。《诗经》等文献中关于“钟鼓”的记载也有一些，例如《周颂·执竟》“钟鼓喤喤，磬莞将将”，可知钟鼓是与磬莞（管）乐一起演奏的。
图4：应候钟。其形制为甬钟。 图5：甬钟各部位称谓图。
二、“琴瑟”与“钟鼓”同时涌现的意味
《礼仪·乡射礼》注说：“陔夏者，天子、诸侯以钟鼓。”可见钟鼓等大型乐器常用于仪式场合。《周礼》中也说：“正乐县之位：王宫县，诸侯轩县，卿大夫判县，士特县。”说的是悬挂钟的等级分别。这就可以理解，一样平常的仪式场合钟鼓不涌现的缘故原由了。然而，《关雎》则是“琴瑟”“钟鼓”齐鸣，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分别谈论了“琴瑟”和“钟鼓”之后，我们再回到《关雎》上来，“琴瑟”“钟鼓”在《关雎》的时期都指向了仪式，这为我们理解《关雎》的诗旨供应了很好的思路。郑玄说“琴瑟在堂，钟鼓在庭。言共荇菜之时，高下之乐皆作，盛其礼也”，他指出了琴瑟和钟鼓同时涌如今仪式中的办法，也指出了琴瑟、钟鼓同奏，是表示重大的仪式。郑玄的说法可以在《仪礼》所载的“周礼”中得到更为详细的印证。根据《仪礼》的记载，周代举行仪式一样平常都有“升歌”，四位盲目乐工升堂演奏，二人唱，二人以琴瑟伴奏，堂下的庭院还有乐工奏乐相应和。升歌之后，堂下演奏，称“间歌”。升歌、间歌，二者相应相和，构成一场仪式笙歌的局势。《关雎》中“琴瑟友之”一句，就恰好符合了“周礼”中用琴瑟伴奏的仪式场合。
单就“琴瑟”而言，彷佛还不能很好地解释《关雎》的仪式性。我们读诗，不能只顾一点，不及别的，而应统览全诗。诗中还有“钟鼓乐之”一句，《仪礼》中没有“钟鼓”相应的礼仪场合，原来《仪礼》所载之礼物级相对较低。“钟鼓”的出场在《左传》《国语》里有记载，列国青鸟使聘问活动中有“金奏”。王国维师长西席在《释乐次》一文中说“凡乐，以金奏始，以金奏终”“凡金奏之乐用钟鼓”“天子、诸侯全用之，大夫、士鼓而已”。可见“钟鼓”的出场所指示的礼仪场合是天子、诸侯级别的。在《关雎》中，先说“琴瑟”，再说“钟鼓”的环境，恰好与周朝仪式用乐的场合符合。按照《释乐次》的说法，我们可以大致推测出仪式用乐的过程：金奏—升歌—笙、间歌（合乐）—金奏。
说完“琴瑟”“钟鼓”的仪式性，我们再来看《关雎》全诗，“君子”“淑女”的身份和用乐的天子、诸侯等级符合。“君子”“淑女”对举，再加上对“寤寐求之”“辗转反侧”的描写，都显示出墨客的第三人身份，也与仪式上的歌唱角度相合。而且，“琴瑟”在《诗经》中都是用来比喻夫妻和谐的，如“妻子好合，如鼓琴瑟”“琴瑟在御，莫不静好”等。把《关雎》算作仪式上的乐歌，就把整首诗的气脉勾连起来了，不必再为了适应某种主题而对某些诗句强为阐明。
其余，我们还须要把稳的是周人对待婚姻的态度。周人以西方小国降服东方，但中原大地仍旧氏族林立，武王在孟津不雅观兵，“不期而会者八百诸侯”，要改变这种分裂的状态，周人在采纳封建制的同时，对婚姻制度进行了变革，一个姬姓诸侯往异性诸侯国嫁女，其余两个姬姓诸侯国要陪嫁，而且这三个姬姓之女都要带着侄女和妹妹陪嫁，这样三个姬姓诸侯国就与一个异性国缔结了婚姻关系。这种“媵嫁”制度，充分反响了周人对婚姻的重视。《礼记》中也说“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故君子重之”。从周人这种重婚姻的不雅观念看《关雎》，我们就更随意马虎理解个中的爱情指的是夫妻之间的，从伦理上说便是恩典。夫妻为人伦之始，《关雎》放在《诗经》的第一篇便是合理的了。
至此，我们从出土文物和传世文献两个方面磋商了“琴瑟”“钟鼓”的形制、演奏的场合及通报的意义，二者同时涌现指向的是仪式场合，周人重婚姻的不雅观念与仪式的隆重符合，诗中的爱情实则婚姻的恩典。
综合以上所说，将《关雎》理解为婚姻仪式的乐歌是比较得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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