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语素有巧借一法。乾隆年间篆刻家巴慰祖借宋玉《对楚王问》语自刻“下里巴人”印，字画家齐白石借《论语·里仁》语自治“见贤思齐”印，又山水画家梁树年借北周庾信《枯树赋》桓温名言自镌“树犹如此”印，皆巧借针言应对自家姓名一字，蕴藉耐品。读者细心，居然读出那“巴”那“齐”那“树”的存心，领悟到天赐好语的奥赜，这大约便是武林人所谓“腾挪骁越，但凭空中借力”的“虚借实着”。
据清代著过《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吴趼人（1866—1910）《趼廛条记》（宣统二年，上海广智书局1910年出版）云，“字画家例多作闲图章，以为起首押脚之用。其图章之文，或取古诗，或取针言，无一定也。画士李某，请人作一闲章，文曰：‘自成一家’，见者哗然。”印语有大言戏谑骇人者，“自成一家”应属此类。
“自成一家”，语本平凡，用来评论他人是褒扬美意，若用于自评，难免不免吹擂，授人笑柄。国人素以谦逊为嘉德，苟作过誉，众人当然嗤之以鼻，以是用“自成一家”“墨海掣鯨”“参悟古今”“书法哲人”等高度褒赞的词语自评，犯品质忌讳，随意马虎遭人嘲笑。李某胆敢放此大言，自有其戏谑的道理，可惜世间糊涂人多，未解个中隐意，便叱责不已。
世厌寂寞，江湖事，颇多不足为奇。近代济宁诗书家李汝谦（生卒年不详，号一山），性喜诙谐，又优文擅艺，玩世不恭，常常以藻思奇响语杂戏谑，笑傲朋辈，被当时文艺人目为“风趣之雄”。李汝谦常备一印炫耀，刻的便是“自成一家”。
李公是否读过吴公的《趼廛条记》，无从知晓；或者吴公生前认识李公，故事中的“画士李某”便是摹化此人而来，只是条记故事的人物身份秉性毕竟不似“风趣之雄”，质疑难以坐实，姑妄可也，但二“李”独采针言“自成一家”作印，原来故意，也算所见略同。
由于“自成一家”印语自赞过线，违规犯忌，李公朋侪曾以其名为“汝谦”，责问过“何以不谦”。李公窃笑，让人自去玩味，后来经明白人点醒印语四字的谐意，方知其清狂有趣，尤足发噱。古今李姓人甚众，想来也是一家，何况那震天动地的闯王自成恰好姓李，以是晚清那位“画士李某”和近人李汝谦刻印，都敢曰“（与闯王李）自成一家”，岂是狂妄？情由十足，谁也奈何不得。
李汝谦还有一印，更加奇语骇人。此印语十二字，曰“诛潜德于既去世，发奸雄之幽光”。一样平常闻见者不知究理，以其故意稠浊善恶而横眉冷对。唯熟习唐宋文的读书人知韩愈《答崔立之书》有“诛奸谀于既去世，发潜德之幽光”（奸谀已去世，犹适口诛笔伐，训斥其恶行；忠贤潜德而逝，犹可发扬光大，褒赞其善行），李公意欲巧谑炫奇，遂借句改字，但反笔出击，未尊原文，弄得诡谲晦涩，使读者难以体味。
“诛奸谀于既去世，发潜德之幽光”，本自韩愈文，实乃千秋史鉴之准则，历代史家之心灯。这12个字说得精辟，掷地有声。由于点醒了一个治世纪史的大道理，即纪史成籍若能昭示公理或者填补公理的遗憾，实际上也是弘扬正气的一种治世办法，以是历代官宦无不知晓。历史崇尚公道，纵善恶者故逝，也须肃正是非，天照原形，让今能知古，后能知今，故朱熹老夫子评说得妙，“‘诛奸谀于既去世，发潜德之幽光’，是故《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也。”换句普通的话说，纵当时冤屈了忠贤，便宜了奸邪，终极还有历史的清算甄别，可以笔诛既去世的奸谀，弘扬贤良潜德的幽光，使善恶奸贤都能昭然明世，才让后来的乱臣贼子胆战心惊。
古今生生不息，善恶是非何曾宁息？千秋当有多少不便明说的死活遗憾，但“自有史笔书之”，留下些许渺茫的希望，也足以安慰存世的忠贤。历代忠贤良取义成仁，昂然蹈去世，相信身后的史笔会公道于权钱之上，希望正在于此。
那么，李公何以胆大妄为，竟要改易史则去“发奸雄之幽光”呢？欲读懂此印，还须理解其人。由于李公一向嗜好古雅，专门搜集恶名昭著如奸佞之类的字画，已经蒐罗颇丰，正趾高气扬，以是借韩愈名句刻得此印，钤于奸佞字画之上，欲炫耀其收藏是“发擿幽光”（戳穿故世奸佞的幽光）。平心而论，李公此印，前后移动四字并改“奸谀”为“奸雄”，反笔寓讽，也是丑话实说，张扬正气，料无嗜物忘德之意。不过，将韩公的“诛奸谀于既去世”改成“诛潜德于既去世”后，“潜德”忽然变成奸佞的败德，讽意不显，读者懵懂，确实有些添乱。
民国元年，李公拟任山东泰安府知府时，又治“太山太守”一印，翌年撤府，李公降为县知事，被好事者谑称为“太（山）太（守）印”，归太太收藏，李公不以为忤，反以为乐。“太山”乃“泰山”古名；“太”通“泰”，自古已然。如此，既能回避“泰山”一词早已俗成“岳丈”代称，也显露其拾掇古语的美意。然而不久，县知事李公不愿“为五斗米折腰”，治印曰“岱宗殿守”，寓意“泰安末了的太守”，吐口忧闷，也学1100年前的陶渊明，来了个挂冠而去，结果惹怒上司，经山东省议会的《颠末议定查办泰安县知事李汝谦案》发落，打回原形，做了江湖闲民。
李公生性散漫，喜好以造谑引人瞩目，常常因过分招嫌到“不遭人骂事难休”的地步。例如所撰文稿，每钤一“中虚得暴下”的五字印章，读不懂的，莫名其妙，读懂的，皆捂鼻掩卷而去。此印语，也是借古而来。韩愈诗《张十八》首句即“中虚得暴下”（肠胃不适致腹下暴泄）。李公形容自己的文章皆是“中虚得暴下”的腌臜产物，自以为诙谐无比，结果搞笑成了“搞丑”，广为当时报人诟病嗤笑，而且由此虑及李公玩弄黠智，轻佻任性，避之犹恐不及。李公后来纵以持重文投稿，报刊皆谢绝其“暴下秽物”。看来，戏谑有度，过犹不及；聪明过分，结果难为的都是自己。近代掌故学家徐一士的《一士谭荟》评李公“其事多无心之失落”，的确语意中肯。
李公行状，多见于近代《史料条记丛刊》，料无虚撰。读李公以上五印，大略可以知其为人为艺。其格，狂直与狂狷之间，自适任性而已。其智，若依明人辑编的《智品》（聪慧七品）推论，上不及“雅品”“能品”，不过“谲品”“具品”之间，机趣逸致而已。其为人处世，据当时墨客马甲鼎《泰山游记》所言游访泰安一带的见闻，谓李公“年夜方好士”，评价不低。又康有为壬戌（1922年）癸亥（1923年）逝世前两次山东行旅，在济宁访碑，同业者就有李公。李公擅诗，意气傲兀，颇享诗名，《挽张之洞》诗七律五首，其二曰：“天将时局故翻新，万种艰危试一身。有福方能生浊世，无痴转不算完人。直兼新旧将焉党，最凛华夷却善邻。甘苦要听公自道，调解头白范纯仁。”实在，以“有福方能生浊世，无痴转不算完人”形画李公自己，该当适可而止。
五印中，“太山太守”和“岱宗殿守”，记生涯事，类同査慎行的“南书房史官”、吴昌硕“一月安东令”等印，在传统印语中属“显爵自嘲”一类，其间几许伤怀，唯友好知之。余三印，皆属善借，首举当是亦雅亦谑的“自成一家”；“诛潜德于既去世，发奸雄之幽光”，碍于艰涩，稍次；“中虚得暴下”，谑而不雅观观，最下。
五印聚会，识鉴方便。读印知人，又解得借单、翻借等印语作法，欧阳修曰“于物用有宜，不计丑与妍”，信然。（作者林岫为学者，中国国家画院院委、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