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曾敭
鼎革之际平淡居京
张曾敭因秋瑾案开缺浙江巡抚后，病情一度恶化，有传言他常对人说：“秋瑾女士之事，吾之过也”。自卸任浙巡至辛亥革命爆发，张住在北京顺治门外贾家胡同，此后他险些没有留下笔墨记录，这里据一些碎片资料，对其居京生活略加缀叙。
张居京期间，屡有传言称清廷拟将其再次起用。《顺天时报》光绪三十三年十仲春二十七日（1908年1月30日）刊文：“开缺山西巡抚张曾敭，闻政府以其才具不宜外任，但其于外省环境阅历尚熟，拟保其留京，以侍郎位置之，或调入资政院，以免有遗才之患。”随后该报又刊出：“开缺山西巡抚张曾敭才堪大用，政府各大臣议令或入资政院襄助统统，闻张现仍力辞，拟回籍养疴。”但张并未回籍，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仲春时仍在北京，且病情好转。十月，《大公报》宣布称：“前浙江巡抚张曾敭起用之说喧传已久，刻据宦海近息……闻某枢臣以该抚前在闽藩任内政绩颇属可不雅观，拟即保以闽督之任。”然目前未见任何清廷欲再次起用张的官方资料。其仕途生涯在秋瑾案后，永久闭幕了。
张居京期间，多次看望张之洞，并与鹿传霖等人往来甚频。鹿于光绪三十四年仲春十一日拜访张之洞，张曾敭在座。四月十四日，张拜会鹿。八月初十，鹿拜会张和李符曾。孔祥吉提及张曾敭前去看望病中的张之洞。宣统元年（1909年）八月二十一日，张之洞去世。二十三日，江瀚前去哀悼，遇见同来哀悼的张曾敭。是年闰仲春，蛰居25年的陈宝琛再次入京为官，后与张来往甚密。陈写道，张之洞去世后，他常与张曾敭一道回顾过往，感慨时局。玄月一日，江瀚拜访张，二人相谈甚久。玄月初八日，张找江瀚，对其所撰《宗孔编》十分讴歌，索两册而去。玄月十五日，江去祭奠张之洞，遇见同来的张曾敭。十七日，江“赴张宅吊文襄公并为陪……伊与小帆中丞因祭文忠先去”。十月二十二日，江拜访张未遇。由是不雅观之，张其居京期间，并无太多活动，多为退休官员的日常生活。
同年玄月十四日，林纾、沈瑜庆等人相聚于张曾敭寓所，评论辩论伊藤博文被刺身死一事。林说：“伊藤处心积虑，欲灭中国……虽为日人元勋，于我则首恶也……吾国当枢，乃皆庸才，不能乘此奋发有为，则伊藤之去世，于吾初未有补充。”林道出此言时，张亦在座。可见他虽未生动于宦海，却依旧关注着时局变革。因此，张卸任巡抚后的生活，多系僚友间的相互拜会。此外，张与僚友相聚时，亦关注着时势变革，却也仅限于此，再未涉足任何政事。
辛亥革命后，许多前清官员以遗民自居，张亦然。沃邱仲子在1921年出版的《当代名人小传》中，便将张归为清室遗臣。清室覆亡后，张“避地涞水”。在这里，他与劳乃宣多有交往。劳于1911年隐居涞水。闻劳隐居后，陈宝琛有诗云：“忍见衣冠同一劫，得安耕钓即吾乡。”后陈又作《得韧叟涞水书叠前韻为答并柬小帆》。“小帆”即张曾敭。这是陈宝琛和张、劳二人来往较为密切的一段韶光。辛亥后大变的场合排场，使拥有权势的前清旧臣一时无所适从，他们与处于相同境遇的遗臣相互倾诉，以获抚慰。
1912年2月15日，即清帝逊位后的第三天，陈宝琛、宝熙二人前往涞水看望张、劳二人，并留有《十仲春二十八日同瑞臣楼樵访小帆韧叟于涞水再叠苍字韵》，谓：“山向畿西自郁苍，看人襟泪一行行。相从旷野伤吾道，差喜幽居近帝乡。雾凇障天消夜雪，风沙捲地失落春阳。杜鹃臣甫容勤拜，东眺犹应胜乐浪。”据此，张隐居涞水的韶光，至迟应在1912年2月之后。同年，劳乃宣、张曾敭、宝瑞臣、徐梧生等人“同赴易州西陵拜景庙暂安殿，并谒泰陵”。此时民国肇建，张去拜会清皇陵，便是他誓作遗臣的佐证。
因张曾任封疆大吏，且敕令杀害了以秋瑾为首的革命党，而革命是导致清朝覆灭的主因，故张在遗民群体中享有较为爱崇的地位，成为遗民诗词歌颂、书写的工具。
章梫所作《赠张筱帆中丞一首》有云：“畺符脱手狎渔樵，亲见铜仙泪未销。载酒月明晋阳寺，沈珠风靖浙江潮。词林物望拥前辈，故国衣冠梦早朝。蹇蹇孤忠谁作伴，桐乡遗老与招邀。”该诗写于1912年4月前后。林立认为，遗民词人间多形成一些身份分外的文学团体，相互酬唱，以在精神上彼此扶持，张等亦然。章梫先容了张的归隐生活后，对其任山西、浙江两省封疆大吏的业绩作了评述。“风靖浙江潮”指张敕令杀秋瑾事，只管事态和时局并未随着张卸任而平靖。章梫将张称作“词林”中的前辈。
秋瑾
林纾作《五君咏》有云：“张渊静、劳无功、胡瘦堂、温毅夫、李梅庵皆余友也，有诏徵之未至，而诸镇兵已临城矣。渊静称鲠亮，临老卸疆寄，避难隐涞水，食贫甘盐䜴……渊静幸数见，义愤累攘臂……渊静甫治任，烽烟已如沸。”张号“渊静”，林纾称其鲠亮，指张行事刚直。林纾诗中的张，为官时刚直耿介，在时局巨变的环境中浮沉数载难有作为，待卸去职务后，避世隐居。林纾将张塑造成了退出政坛后，甘贫乐道的隐士。
王逸塘《今传是楼诗话》中录有“弢庵师长西席”拜访张后的一首诗，谓：“蛰庵之外，如劳韧叟、张渊静则隐于涞水，荷锄削迹，世论高之”。弢庵师长西席有《再访渊静、韧叟涞水村落居》云：“自是人间待尽身，菰芦苦处愧遗民。朝朝掉鞅金鳌路，独自冠裾托侍臣。”陈宝琛字“弢庵”，是为此诗作者。“劳韧叟”指劳乃宣。故此诗系陈宝琛在1912年5月10日探望劳、张二人后所作。王逸塘的记录透露，张曾敭和劳乃宣隐居涞水不问世事，是十分为“世论高”的。此中的世论，当指遗民群体论张、劳二人。
王所录是在他看来主要的四句，实在该诗原题为《三月廿四日再访小帆韧叟涞水村落居》，前八句谓：“昨来腊尽顷春残，棋局长安总未安。场圃规成亭亦结，远山如画就君看。两村落还往一牛鸣，炊黍羹蔬数短更。此景从来谁梦到？菊花开后尚论兵！
”显然，陈宝琛认为纷争不已的局势短期内不会沉着。值得把稳的是，王逸塘将原诗中“同是人间待尽身”写作“自是”，“犹自”写为“独自”。原句“同是人间待尽身，菰芦苦处愧遗民”的表述更具张力。在陈看来，他们的人生迟早会走向告结，而他却正奔忙在政局动荡的朝野中。陈曾以“吾起废籍，傅冲主，不幸迈奇变，宁恝然遗吾君，苟全乡里，名遗老自诡耶”？勉励自己不做避世隐居的遗民。但访问了张、劳二人后，陈书“愧遗民”之句，解释二心坎深处对自我的选择产生了些许愧意。
涞水距光绪帝陵墓崇陵很近，张“于奉安时临哭”。在奉安仪式中，张再次巩固了遗民身份。后张搬家天津，这里是清遗民的聚居地，他“益杜门不与人事”。张与缪荃孙交往颇久。张移居天津后，缪荃孙多次前去拜访。据缪1914年10月13日日记：“拜吴仲怿、吴佩伯慈铭、张小帆、章式之、吕镜宇、翁弢夫。”越日“辰刻上津沪，张小帆前辈送行，晚抵济南”。
1917年，《晨钟报》上刊登了一首《津门晤张小帆中丞感赋》，诗云：“苍黄无泪湿金铜，渊静斋头拜寓公。小别三年疑隔世，破空一语问移宫。寒潭雪冱难为浪，高顶云孤不任风。且幸蒲轮迟上道，天留余地待孤忠。”该诗署名“古人”，其作者系林纾，后收入《畏庐诗存》。林纾在媒介中写道：“天子让政……盖非亡国不止，而余诗之凄凉激楚乃甚于三十之时。”故林纾诗集多为对清室的追思之作。通过林纾此诗也可看出，张晚年虽以遗臣自居，但与他人不同的是，张属于少有诗作记述心绪的隐居者。“国家不幸诗家幸”，在清末民初同光体诗繁盛的期间，张并未参与个中。
通过论析上述诗词，可对时人眼中的张曾敭稍有理解：一位从前在官场浮沉，民国建立后避世隐居的清遗民。此外，多见他人咏张的诗词，却少见他唱和之作。总之，张卸任浙抚后的生活较为沉着，多系与僚友的相互拜会。辛亥革命后，张以清室遗民自居。除此之外，几无其他社会活动。这是否会给人一种印象，即张在晚年险些没有任何心迹表露，只是在默默无闻中度完余生？事实上并非如此。
在“二烈女”事宜中的作为
1916年的天津城里，传唱着这样一首歌谣：
天津卫，真叫个狗，出了个土混戴富有，拐骗逃难小姐妹，卖到娼门去耐劳。天津卫，真叫个棒，张家烈女有一双，拼去世不做卖身女，吞了洋火儿两命亡。天津卫，真叫个损，出了个推事刘虎臣，颠倒黑白逼去世人，三条人命换赃银。天津卫，真叫个邪，天算夜的冤屈无处申，当年的苏三又转世，洪洞县里没年夜大好人。
据传，上面这首歌谣系天津“秀才善人”刘道原所编，然后教给他接济的托钵人传唱，一时传遍天津街。歌谣中的苏三出自著名京剧《玉春堂》，讲述的是蒙冤妓女苏三终获平反的故事。所谓“又转世”，乃指民国初年轰动津门的“二烈女”事宜。
“二烈女”系南皮偏坡营村落（今属东光县）人，其父张绍廷十几岁在天津红河套扛活，后在一家瓷器店学买卖，被金姓店主招赘为婿。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后，瓷器店被毁，张绍廷租来一辆黄包车坚持生存。绍廷一日丢了车，车主索赔，其无力偿还。戴富有闻此事后，派与绍廷相识的王宝山前去，假装安慰，乘机提出若将一女出嫁，所得聘礼可偿还债务。绍廷赞许。王宝山做媒将春姑许给戴富有宗子，并立书约。1913年，绍廷病卒，戴妻马氏邀金氏携两女同住，金氏察得戴教二女妓院歌词，后悔不已。马氏又劝金氏再嫁，金氏一怒之下搬出戴宅。事情并未就此平息。戴以悔婚为名将金氏告上法庭，并假造书约，称此前张家已将两女分别许给其二子，法厅便将二女判给了戴富有，戴家欲择期迎亲。金氏称婚期当天将以命争之。二女对金氏说，其父已故，弟尚年幼，若母亲再有不幸，幼弟将无人照看，“是重女罪也”，并称她们二人自有操持。1916年4月18日晚，二女仰药自尽，长女立姑17岁，次女春姑14岁。
刘道原向以不畏权势，敢于直言著称。“二烈女”自尽后，他挺身而出，穿着孝服，手拿招魂幡，在警厅对面的东浮桥头，大骂警察厅厅长杨以德，引起舆论大哗。张写道：“郡中名流既表章其事，吾张氏同族在津者初未闻，知及是相告语。”即天津士绅进行了诸多吊唁活动后，在津的南皮张氏族人亦获知此事。
该事宜掀起巨大舆论风潮，乃至后来被搬上舞台，多与“二烈女”自尽后社会上为她们举办的一系列吊唁活动有关。当时有诸多文化名人和政客为之书写纪念文本，个中后人解读和剖析较多者，乃王国维所作《张小帆中丞索咏南皮张氏二烈女诗》。这首长诗的产生，是张曾敭积极运作的结果。
王国维在民国文人中地位爱崇，要让其作诗绝非易事。罗振玉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在上海识得王国维之才后，二人“即相伴相偕”近30载。1916年12月31日，罗振玉致信王国维：“劳丈书来……并徵公题《张氏二烈女诗》，《事略》一纸奉寄。此书来已多时，弟置抽屉中，忘奉达，祈速藻为求。此乃张小帆中丞所托，张女，中丞家人也。拟鸠诸作合刊之也。”“劳丈”指劳乃宣，“张小帆中丞”即张曾敭。因此，张为请王作诗，颇费周折：他先找与自己交好的劳乃宣，将《事略》附上。罗振玉曾称他与劳乃宣两家乃世代之交，故张通过劳乃宣找罗振玉，也是事出有因。罗振玉与王国维交好，罗请王作诗，也就不是十分困难了。1917年1月10日，王复函罗：“张烈女诗是一好题目，唯作长篇则颇费时日，短篇则无从见好，且看诗思如何，或请乙老作之。”上述罗信写于农历尾月初七，王在收到信的第二天便回，可见不雅观堂甚觉“二烈女”事确实是“一个好题目”。信中提及的“乙老”指沈曾植。后罗并未再找沈，王应允作了长诗。
1920年6月7日，吸取信王：“张小帅托存问，渠催张烈女诗已数次，千祈迅寄。”王6月20日复信：“筱帆中丞所索张烈女诗，至前日始就别纸录出，祈转交。此纸恐不可用，尚拟续写。”24日，吸取函王：“顷奉示，及咏烈女诗，拜悉，遂即将诗稿交渊静中丞不误。”罗请王作诗的第一封信写于1916年12月31日，信中提及劳乃宣信“来已多时，弟置抽屉中，忘奉达”，即张请托韶光还要往前推。时隔多年，社会上关于“二烈女”的谈论早已平息，但以其故事原型改编的戏剧在津门再次造成不小轰动。张往事重提，敦促王“二烈女”长诗事，足见他对此事的看重。王诗中“中丞教作烈女歌，五年宿诺嗟蹉跎”一句，便指长诗拖欠太久，有报歉之意。
张托人请王国维为“二烈女”作诗，是他欲将此事留存后世的明证。正是“二烈女”自尽背后所蕴含的道德和气节，让张为之出山。“二烈女”被居津张氏族人获知后多有来吊唁者。此外，“二烈女”殡葬时轰动了全体天津，张也有类似记述：“迨举殡，道察看犹豫者为之流涕。”“二烈女”在张等人的推波助澜下，终成一广受社会关注的公共事宜，并被授予诸多意义。下面要谈论的几则碑文，便是这些意义的详细载体。
张除力请王国维作长诗以兹纪念“二烈女”外，他亦为此事写下了《南皮张氏二烈女碑记》，有谓：“孟子言，舍生取义，庄生亦云，去世生亦大矣，而无变乎己？呜呼！
晚晚世衰道丧，其能秉义自守，不以去世生易操者，复几人哉？故吾于两烈女之事尤深悼焉。”即时下“世衰道丧”的社会风气，让张对“二烈女”的德行更感钦佩。“世衰”指代民国以来秩序的突变，而所“丧”之“道”便是传统道德。“二烈女”成为公共事宜后，有人想让“二烈女”魂归故里，但“郡人则欲留此，以励末俗”。张此处的“以励末俗”与开头“世衰道丧”形成呼应。其已将“二烈女”归为重振社会风气的象征，碑文云：
秉彝之好，天赋所均。蒹葭萑苇，乃擢性真。皎皎二贞，受形全归。在艰弥励，执业不回。末俗之乖，彝伦攸。天地易位，人神恫怒。荐绅济济，踧踖罔措。威惕利谄，失落其故步。岂谓弱质，能扶人纪。劲标疾风，澄逾止水。取义成仁，一息千祀。在晋尹氏，唐则二窦。媭媚赴节，永垂世宙。抗志前辉，晚近罕觏。风激懦顽，闻者兴起。保此艰贞，招魂故里。钻石缀辞，以诏无止。
南皮张氏双烈女碑
前已述及，张与僚友交游时，少有笔墨留存，这并不表示他对民国政权没有自己的意见，上述碑文便是贰心中积蓄想法的表露。张在末了写道：“吾独怪混乱之世，利欲斗进，荡弃廉隅，辱人贱行之尤臧获所不屑，为全球靡然，不以为耻。而捐生就义，皭然不滓，乃在委巷之弱女子，岂非天理民彜之仅存？有心世道者，所急欲阐扬以维风教者哉。”在张看来，“利欲斗进”的浊世让“二烈女”不得不以一去世来保全名节。华世奎所撰《南皮张氏双烈女庙碑》中亦有相同的表述：“藐尔诸孤，竟亢吾宗。春冰虎尾，介竹贞松，闷馨宫墙之东。嗟有此二烈兮，乾坤虽否，而吾道不穷。”“乾坤虽否，而吾道不穷”便是张为“二烈女”之事多方奔忙的根结所在。他欲藉“二烈女”推崇的，是包括贞洁不雅观在内的传统道德，即在他看来依旧存续且对世风拥有教养功用的“吾道”。
张碑文写就后，立于南皮城文庙东侧建的“双烈女祠”中，后毁于“文化大革命”，我们现在看到的碑文是《南皮县志》抄录的。徐世昌所撰《南皮张氏双烈女碑》，大概于1922年前后立于天津河北公园（今河北区中山路中山公园）内，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推倒。1984年，河北区公民政府为保护文物，将此碑重新竖起，筑亭掩护之。于是，民国期间轰动天津的“二烈女”事宜，再次回到了人们的视野中。
无疑，“二烈女”在张等人的努力下，成为形塑和承载集体影象的载体，祠堂、公园等公共空间，可为之供应存续的场所。而“二烈女”这一事宜及为之立碑者想表达的内涵，在这些载体和空间中得到再次强化。由“二烈女”事宜所衍生出碑文、长诗等，皆具有象征性，可视作各种形式的“纪念碑”。纪念碑总力争使某人物、某事宜或某制度不朽。“二烈女”以一去世来践行的贞洁不雅观，与张等多方奔忙呼号建立起来的纪念碑所表达的理念，有很大的差异与不同。前者为保名节，避免母亲和幼弟为人所累。而张等在民国肇建、新旧交替之际竖起的诸种纪念碑，则是清遗民欲藉“二烈女”之去世，与现存政权进行一次文化抗争，进而唤起他们所认可的道德和文化。质言之，在一系列纪念碑中，作为事宜本事儿的“二烈女”本体逐渐失落语。这彷佛是近代中国女性节烈行为成为"大众年夜众事宜后，无法避免的文化征象。
综上所述，“二烈女”之以是能在津门引起广泛关注，有两方面缘故原由。其一，其南皮张氏的身份，张氏家族在此地有巨大势力。其二，张曾敭等清遗民的推动。烈女之事涌现后，张曾敭等忽觉前朝遗风仍在，加上“二烈女”系张氏族人，故乘势摇旗叫嚣。总之，张在古稀之年为“二烈女“奔忙，足见他对此事的关注。在此过程中，他感想熏染到了一种融入个中的身份认同，即便这种认同的范围并不广阔。通过该事宜，张一方面是让其族人业绩永昭后世，但更多是借此表达其对传统道德的认同与坚持。
身后的评说
1921年2月14日，罗振玉致信王国维，奉告了张的去世讯：“新正二日，筱帆中丞委化，老成凋落，可为哀悼。”罗振玉之孙罗继祖在该信下按语称：“公曾告我，张曾敭中丞之殁，乃新正二日，家人令其孙女陪其玩，有顷，女孙忽拜别。家人问之，说爷爷睡着了，即是无疾而终。”下文拟综合剖析墓志铭、挽辞、史籍等多种文本，以不雅观察张曾敭去世之后，人们藉纪念张所透露的繁芜内涵。
张去世前写了几行遗言，颇能反应他的一些心绪：“丧，与易宁戚，专事浮文，昔贤所戒。况我为亡国大臣，尤[更]应贬损，除以朝服敛外，殡葬统统比照庶人，不得沿用旧式，不得发讣开吊，尤其不准上报。如或不遵，即是不孝。”张的遗言寄托着其对自我身份的感知。在希望丧事从简、恪守儒家义理的同时，更因其为亡国之臣，哀求穿着清朝官服入葬，便是他对清室忠心的明显表露，也是对其遗民身份的末了一次展示。另，遗言强调不准上报，似让其子张愿等人勿上奏宣统帝。而遗民去世后上陈溥仪的紧张目的之一，是请谥号。
谥号是官员去世后生平功过的评价，多由朝廷赐予，然清遗民的谥号与曩昔多有不同。溥仪写道：“为了去世后一个谥号，每天都有人往紫禁城里跑，或者从迢遥的地方寄奏折来。”溥仪此语自是身在深宫，不知谥号在遗民心中的地位。历朝遗民多以不仕二姓的忠德践行其志，而在宣统帝尚居紫禁城，小朝廷仍存的条件下，在一些清室遗臣眼中，若能得到谥号，便是对其身份的认可。此外，若他们能获谥号，便解释朝廷仍在，清室未亡，有一丝抱残守缺的意味。
闻得张去世的后，劳乃宣给张宗子张愿写信：“我朝旧臣可请谥号于皇室，是否入告？予谥何字？”后劳再次致信张愿：“一是尊大人无疾而终，可称全福，悲之，亦羡之。治命诸不举动，自应屈服。惟弟前函所陈请谥号于我皇室一节，不识有无遗训制止？如无不许之命，似以议请为宣，愚见如此，望再与同道诸先辈商之。”劳让张愿为张曾敭请谥号，意在使张曾敭留名后世。比较劳乃宣，王照的建议更加详细且细化。其信云：
目前要事有三：一曰史传，二曰易名，三曰入祠。今非奉旨宣付史馆时期，宜先作祖传，秉笔之人不在文名之高下，不在交情之厚薄，必择脾气心术与老人契者为之，如蒋艺圃者可也。祖传推敲至当，缮为二册。一册径送清史馆，一册即函托赵次山或表玨生奏呈宣统帝，而谥可定矣。史馆有删而无改，而谥必括生平之行谊。苟祖传确当，则史传易名，二者皆无误矣。春秋葬称谥礼云：“日月有时，将葬矣，请以是易其名者。”此在葬以前可详慎为之，勿以匆遽，致有不当。谥定而后题柩，而后成主，停柩义园之日，家中暂奉非正式之木主可耳。先哲祠可入名臣，可入忠义，然村落夫公定，无须领徐总统之诺，世俗之态可厌，必须以此意达之。值年同乡，且此事亦不忋旧例，殁后三十年始入祠，以恩怨两无，方显公道也。光宣以来，诸公入祠之速，人情薄而急于市恩，不敷增重，故此事无须汲汲。老人于照有师道，用敢竭诚参末议，如此是否有当，祈采择之。
劳乃宣与王照二人希望张愿等人积极运作，以为其父争得声名。但张曾敭并未得到谥号。陈宝琛在张曾敭的墓志铭中写道：“遗疏入，上震悼，手书‘清风亮节’四字，并赐白金五百治丧。”据陈记述，张之去世彷佛得到宣统帝的高度关注和惋惜，事实上并非如此。罗振玉和王国维的书信对此事有所表露。3月21日，吸取信王：“弟本欲入都，由于小帅处请弢庵太傅题主，命弟襄题，此事毕，乃能启行。俟盛氏乞恩事有眉目（乃乞赏匾额，非谥事。谥事又经打消，此刻但有稍缓，其详容面告。江苏教诲会发电，缓步文内务府，此电已登各报，想已知之。小帅之谥，亦因此不成，弢老固请，仅赏清风亮节二匾）。”可见，只管有溥仪视为“灵魂”的陈宝琛为张力请谥号，却并未如愿。另据张瑛齐所撰《祖叔祖小帆中丞公传》：“事闻，钦赐‘清风亮节’四字，以褒荣之。”因此，张未获谥号，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墓志铭一定程度上可视为撰者根据去世者经历进行的再创造，其功用看似仅记录逝者平生，实则更为宏阔。陈宝琛为张撰写的墓志铭，紧张呈现了他的家族背景、出生及在特定时间内的为宦经历。然墓志铭中所呈现的事实本身只是大略地被利用，从而实现言辞的“自我表达”，即墓志铭本身实则“包含了一种潜能”。陈通过墓志铭的写作，欲为张勾勒出一幅充满“诗意”的画像，进而达成其心中对张的隐喻式理解。陈所撰墓志铭，将张塑造为一个浮沉官场、能力出众的官员。如提及秋瑾案时写道：“公檄捕鞫实置诸法，彼党先恐专横，不效则慑，不复敢谋浙，而当事人中言，调公江苏，旋复移山西。公乃连疏乞退，三上始得请。”事实上，张黯然离开浙江，个华夏因颇为繁芜。陈所谓“当事人中言”，似有张蒙冤的痕迹，这或许更靠近张彼时的心境，却与事实相去甚远。后张去意已决，不愿为官，连续上奏请辞，清廷准其开缺。陈所言张乞退时“三上始得请”，欲为其塑造清廷惜其才而挽留的环境。如此，刻在张的墓碑之上的，是一个效忠职守的干练能臣。
张去世后，劳乃宣撰写了《张渊静总宪挽辞》。劳首先追忆了他与张相识相知的情意，及张在官场跌宕浮沉，直至黯然离场的落寞。他写道：“南皮御史多夙缘，登科同岁生同年。我绾铜墨宰君土，君搏节钺临吾天。臭味交孚畹兰契，行藏互砺严松坚。皖江畴著□奇变，朴缄远在之江岸。默尔诛锄堂赛儿，钱塘潮势安然奠。新纶移指西山西，辞荣寂寞人海栖。”张卸任浙抚后心中多有不愿，“辞荣寂寞人海栖”一句，盖是对张彼时心境的解读。接着，劳忆及他们二人在涞水隐居时不问世事，互为知音的岁月：“我膺鹤书诣丹阙，铜驼陌上相提携。铜驼一旦卧荆棘，釜山麓下偕扶犁。禾麻南亩连阡陌，鸡黍东轩忘主客。膝下琳琅研简编，闺中参昂论刀尺。鼎湖携手泣遗吊，飞飞劳燕乍西东。”清室覆亡后，张、劳二人以遗臣自居，“东轩”用典陶渊明诗“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忘主客”用典清初诗僧成鹫诗“相逢忘主客，何处是归来”。劳连续写道：
君吟丁字沽头月，我咏田横岛畔风。寞渊日起思波遍，君掌鸟台我司宪。转眼华胥一梦空，遥天清泪挥如霰。江山举目又三春，谁是神州戮刀人。海滨腾兴新亭恸，尚复何心恋软尘。传来噩耗沧溟远，初闻涕泗衣裳满。俯仰□区转羡君，一瞑不视天真返。与君交谊今所稀，远希元白无差池。去世生契阔有同调，允宜执手长因依。岂料乐天三度别，寝门先竟哭微之。题诗且作平生语，为问墓穴知不知？
劳乃宣
1913年11月，劳乃宣移居青岛，“君吟丁字沽头月”一句便是他和张分隔两地、遥寄思恋的景况写照。在劳乃宣笔下，张无疑是一位真正的隐士。劳所写挽辞，并不重在经历之铺陈，而在于这些经历触动了他若何的感怀。此时距他和张避居涞水已过去了十年，如今知音已逝，他也去日无多了。1921年7月21日，劳以微疾卒于青岛寓所。这两位“登科同岁生同年”的心腹之交，终相会道山。遗民词多寄寓其政治和文化理念，以建构和巩固他们的遗民身份，保存文化影象。劳所撰挽词亦有此种功用。他将张归入历代遗民群体，便是对其晚年纪月至为崇高的评价。8月3日，罗振玉致信王国维：“韧丈已作古，在逝者诚无所憾，然今年张小帅、沈封老及韧丈，逝者已三人，我辈正自尴尬耳。”“张小帅”即张曾敭。遗民不是一种职业，只是在改朝换代之际才会涌现的称号，且不可世袭。看到身边的遗民不断逝去，罗等在世者或也看到了自己的未来。
前已叙及，张去世后，王照建议张愿将张曾敭业绩整理后送入清史馆，以强化张的声名。总体来看，《清史稿》对张的书写环绕其仕宦经历展开。传文首先讲述张出身正途及入翰林院的经历，接着以张处理的几次政务为例展现其政绩。紧张有永顺府任内募勇剿匪、福建盐法道时严守规章、广西布政使期间张罗庚子赔款、山西巡抚任内清剿枭匪和浙江巡抚任内处理盐枭吴家正。其次陈述张在沈家本实行法律改革时上奏反对，认为“治乱国用重典，犹惧不胜，骤改从轻，何以为治？此他省或可行，而浙独难行者也”。传文提及他与秋瑾案的关系时写道：“秋瑾者，浙江女生言革命者也，留学日本，归为绍兴大通学校西席，阴谋乱。曾敭遣兵至校捕之，得其左验，论重辟，党人大哗。调抚江苏，俄调山西，托病归。”若据《清史稿》，张无疑是一位兢兢业业、尽职尽责，且仕宦经历非常丰富的官员。
另，《清史稿》将周馥、杨士骧、陆元鼎、张曾敭、冯煦五人放在一起阐述，表明他们具有类似的特性。在传文末了写道：“光绪初，督抚权重，及其末年，中心集权，复多设法令以管束之，吏治不可言矣。锡良强直负重，安内攘外，颇有建树。馥谙练，士骧通敏，元鼎办交涉，曾敭论法律，并能持正，煦善治赈，与荒政相终始……锡良初疏谏集权，枢廷转相胁迫。及事变起，大势所趋，皆一如所言，世尤服其先见云。”作者强调锡良等五人的治绩及性情，而为官多年的张，竟以“论法律，并能持正”被提及。换言之，因张辗转各地为官时并无过多政绩可供颂扬，却在沈家本实行法律改革时发出非凡议论，被《清史稿》撰写者视为其稍显独特，且值得记叙的业绩。撰者如此陈述张的生平，亦是认同其作为的表现。总之，陈宝琛、劳乃宣等人通过墓志铭、挽辞等文本，巩固了张的遗民身份。而其业绩终极被写入《清史稿》，使张的遗民身份得以固化和定型。
结语
作为因秋瑾案而开缺的封疆大吏，张曾敭卸任后的复出传闻彰显著时期正处于鼎革之际，革命亦以摧枯拉朽之势动摇着清廷统治的根基。辛亥革命后，张选择做一个阔别政事的遗臣。他晚年表现较为激烈的行为，是动用个人关系网络让王国维为“二烈女”作诗，自己也留下了纪念文本。少见遗民诗词留存的张，在象征传统节烈行为的事宜中奔忙呼号，践行其所认同的道德与文化。在此过程中，他更多是欲为所坚守的道德文化作一次轻声叫嚣。可以说，张虽身处风起云涌的清末民初，但也仅是一个影响甚微、阔别政事的清室遗臣，一个平淡生活的普通个体。张去世后，生前同寅与后人为塑造其身后声名多方努力，诉诸多种纪念文本。无论这些文本所述内容客不雅观与否，但其所欲呈现的张，是浮沉官场多年、坚守传统道德的旧臣。
论者认为，清遗民虽对民国政治持批驳态度，但有些人亦在赈灾救援等社会事务中扮演了主要角色，以是对该群体的评价不应以大略的“遗老遗少”一语所概括。与罗振玉等人不同的是，张曾敭没有参与清遗民组织的社会事务，亦未卷入到图谋复辟等活动中。他一以贯之地坚持作一个普通的清遗民，期间少有显著的思想变革。质言之，在文化认同和民族主义的竞赛中，张力争守住自己心中的那方避难所。盖在鱼龙殽杂的清遗民群体中，他仅是默默无闻效忠清室的个体生命，也可算作近代中国由“天下”到“国家”的转向中，传统思想顽强留存的例证。
（本文摘自《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3年第10期，作者许飞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