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已有的文献学史，不是按朝代顺序进行阐述，便是按著作内容进行归类。它们写法上虽有不同，但毛病却完备一样：都忽略了社会的代价取向和古代知识的消长。如果忽略了社会的代价取向，文献学史就只能“就事论事”；如果忽略了古代知识的消长，文献学史就只是“自言自语”——古代知识系统为什么要如此建构？经史子集为什么要如此排序？古代文籍按什么标准进行分类？撇开了代价取向和知识消长，文献学史便失落去广阔的语境，也没有理论的深度，乃至缺少可理解性。分类是古典文献学非常主要的层面，本文试图以中古与近古文献学发展史为例，从代价取向、知识消长与文籍分类三者的关系，来追寻古代知识分类和文籍分类的深层缘故原由，并阐述自己关于文献学史写法的一些浮浅构想。
一、《七略》的完成与嬗变
西汉儒家定于一尊后，刘向、刘歆父子以儒家思想整理古代的知识秩序，完成了综论百家之学和部次天下之书的伟业，这一成果保留在班固《汉书·艺文志》（后文简称《汉志》）中，该志紧张是《七略》的节本。《汉志》称《七略》“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1]，个中《辑略》是诸书的总要，以是《七略》实际上只将图书分为六部。这是我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图书分类，也是我国第一次系统的知识分类。“六略”的秩序首列“六艺略”以明尊经之旨，强调学术以六经为归，而人伦以孔子为极；其次是“诸子略”，因诸子十家“虽有蔽短”，而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2]；再次是“诗赋略”，因诗、赋都源出于《诗经》，也可以说是经的“支流”；末了接下来依次是“兵书略”“数术略”和“方技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属于思想情绪天下，向人们展示思想不雅观念和道德诉求，而“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则属于技能层面，向人们供应当时人的知识范围和生活技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前“三略”属于“道”，后“三略”属于“器”。六略的排列秩序无形中凸显了汉民气目中知识的等级秩序。
对付汉代的文献学史可从三个层面阐述：一是有多少著名文献学家，有哪些紧张造诣；二是有哪些紧张特点；三是为什么有这样的造诣，为什么形成了这样的特点？已有的文献学史其笔墨紧张都集中在第一点，其次是阐述第二点，而基本不涉及第三点，因而这样的文献学史勾留于征象的描述，它们只能让人知其然而不知其以是然。
如果将《汉志》中的《诸子略》与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进行比较，就不难创造文献学家的代价取向，不仅决定了文籍的分类，也决定了知识的等级。司马谈认为“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因此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革。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3] 在六家诸子中，司马谈推崇的是道家而非儒家，认为道家集各家各派之大成，而班固则认为“儒家者流”，“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4]。这样我们就随意马虎理解，在《论六家要旨》中，儒家只杂于其他各家之中，在班固的《诸子略》中，儒家则置于各家之首。东汉定于一尊的儒家思想是国家的意识形态，儒家经典和思想都具有不容置疑的地位，难怪班固责怪司马迁“其是非颇缪于贤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5] 。这里可以看到文献学史与思想史的“纠葛”，我们无法撇开“思想”而谈“文献”。
同样，更不能撇开“知识”来谈“文献”。这一历史期间最著名的私家书目中，远绍“七略”流风确当数王俭的《七志》和阮孝绪的《七录》。《七略》虽名义上称“七”而实际上只是六分，王俭的《七志》名义上称“七”而实分九类：“一曰《经典志》，纪六艺、小学、史记、杂传；二曰《诸子志》，纪今古诸子；三曰《文翰志》，纪诗赋；四曰《羽书志》，纪兵书；五曰《阴阳志》，纪阴阳图纬；六曰《术艺志》，纪方技；七曰《图谱志》，纪地域及图书。其道、佛附见，合九条。”[6] 改“七略”中的《六艺略》为《经典志》，是由于“经典”更具有原谅性，后来“四部”中的“经部”之名便源于王俭的《经典志》。改《七略》中的《诗赋略》为《文翰志》，是由于王俭所处的时期文体日繁，诗赋只是众体中的两种文体。不但分类因文籍而变，类名同样也因文体而改。特殊是《七志》中的佛、道二志，可以看出玄门在齐梁间的兴盛，也可以看出佛教在南朝的传播。阮孝绪自称《七录》的撰写“推敲王、刘”，在图书分类上与《七略》和《七志》一脉相承。《七录》中列《经典录》内篇第一，名和序都依《七志》。他认为“刘氏之世，史籍甚寡，附见《春秋》，诚得其例。今众家纪传，倍于经典，犹从此志，实为繁芜”，因而，打破《七略》和《七志》史附《春秋》的成例，列《纪传录》为内篇第二。“七略”中原有《兵书略》，南朝时“兵书既少，不敷别录”，以是将诸子与兵书合为《子兵录》内篇第三。王俭将《七略》中的《诗赋略》改为《文翰志》，到阮孝绪时文集日兴，“变翰为集于名尤显”，于是他在《七录》中列《文集录》为内篇第四，列《术技录》为内篇第五。将《佛法录》列为外篇第一，反响了“释氏之教实被中土”的事实，列《仙道录》为外篇第二。《七志》中“先‘道’而后‘佛’”，《七录》中“先‘佛’而后‘道’”[7]，便涉及文献学家宗教崇奉的差异和对宗教的不同认知。
从《七略》及其嬗变的情形可以看到，书以类而分，类因书而明。有其学必有其书，有其书必有其类，因此，图书分类不可能“一劳永逸”，它一定随着知识的消长而变革。
二、四部的确立与完善
古代知识的存在形式相对单一，书本是知识最主要的载体，因而文籍分类与知识分类基本可以重叠。文献学史阐述文籍分类的变革，当然离不开历史上知识的消长。不少历史学家和知识社会学学者，从国家馆藏目录、史志目录及私家目录所登录的书目，来追溯历史上各种知识的兴衰；反之，文献学家则应从各种知识的兴衰，来揭示历史上文籍分类的变革。遗憾的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文献学史，基本上与相邻的知识学“老去世不相往来”。
从东汉到宋元这段韶光，恰好是中国古典文献学发展的关键期间，由于这一期间古典文献学完成了从《七略》到“四部”的转换。《七略》成熟于两汉，“四部”定型于唐朝，中国古代的图书分类和知识分类，都是在这两种分类法之间徘徊，隋以前大多是沿袭《七略》而稍加改变，唐往后大多在“四部”根本上而略加完善。四部分类法终极为什么取代了《七略》呢？要回答这个问题便绕不开各科知识的消长和文献学家的代价取向。
关于四分法的起源，学术界仍有辩论，不合紧张集中在四部分类法始于魏郑默的《中经》，还是源于西晋荀勖的《中经新簿》。在魏晋南北朝这三四百年中，中国学术发生了深刻的变革。
首先，诸子逐渐衰微而文集日益兴盛。两汉虽然文章渐富，诸子与诗文判然分途，但作者“皆成一家之言，与诸子未甚相远”，以是贾谊奏议一类文章都收入《新书》。《后汉书》和《三国志》文士传中，只称著诗、赋、碑、箴、诔多少篇，从来不说有文集多少卷，建安往后“文集之实已具，而文集之名犹未立”[8]。章学诚认为自从挚虞作《文章流别论》后，文士才纷纭搜集古人诗文标为“别集”。文人不可能拘守一家之学，自然很难成为专门之家，社会既没有诸子存在的空间，也没有产生各家各派的学术条件。从曹植“大家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9]，到刘勰所谓“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文人不再在“成一家之言”高下功夫，而是在措辞翻新上变花样。他们以各种各样的文体，表达抵牾繁芜的思想情绪，这些作品大都属于文学创作，很难归于诸子的某家某派，常日由他们自己或后人结为文集。在《汉志》中，《诗赋略》仅有作家一百零六人，文体仅收诗赋两体。到魏晋南北朝之后，文体上不仅“辞赋转繁”，而且产生了许多新文体，作家和作品更是大量呈现，从《隋书·经籍志》（后文简称《隋志》）中录得的书原来看，总集通记亡书共两百四十九部，五千二百二十四卷，这些总集不仅由魏晋南北朝人编成，总集中的诗文也基本上是魏晋南北朝人的作品。别集通记亡书共八百八十六部，八千一百二十六卷，个中后人编的秦汉总集只有一百五十七卷。
其次，历史著述的勃兴。如《隋志》史部正史类收录的六十七种史著中，六十一种为魏晋南北朝人所撰；在古史类三十三种史著中，魏晋南北朝的占三十一种；在杂史类七十种中，魏晋南北朝的占五十七种；史部的其他各种著述中，魏晋南北朝的都是两汉的几倍或上十倍，纵然撤除两汉史著的亡佚等成分，魏晋南北朝的史学著述仍旧远远超过两汉。《汉志》史籍附于《春秋》，到了魏晋南北朝，数量弘大的史籍便由附庸蔚为大国。
《七略》的分类法显然不能适应新的变革，继续《七略》的《七志》和《七录》，也不得不将原来的《诗赋略》改为《文翰志》或《文集录》，《七志》虽然仍将史部附于《春秋》，到《七录》就从《春秋》中析出众史。其余，《七略》中原来的《兵书略》文籍少得不能成类，《诸子略》中如墨家、法家、名家都已消亡，《七录》只好将诸子与兵书合为《子兵录》。但是，无论《七略》还是《七志》《七录》，都无法知足当时学术的变革和知识的消长，有些文籍在这种分类法中无类可归。章学诚早就敏锐地看到从七略到四部是势所一定：“七略之流而为四部，如篆隶之流而为行楷，皆势之所不容已者也……凡统统古无今有，古有今无之书，其势判如霄壤，又安得执七略之成法，以部次近日之文章乎？”[10]
荀勖《中经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晚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往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大凡四部，合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11]。荀勖的四部和《七录》一样，将史乘和类书析出《春秋》之外，将兵书、术数并入诸子之中，这样就形成了经、子、史、集四部。到东晋李充编《晋元帝四部书目》时，史学文体更为多样，史学著述也更为繁富。“因荀勖旧簿四部之法，而换其乙丙之书”[12]，从此往后，经、史、子、集就成了中国古代学者所谓“四部之学”。
四部的成熟形态当然是《隋志》。《隋志》将当时所有文籍分为四部四十类，它既采取了从《中经》《中经新簿》到《晋元帝四部书目》四部分类法的框架，又接管了从《七略》到《七录》细分小类的成果，一千多年来被公私目录奉为圭表标准。《隋志》在四部中容纳了七略所有的小类，包罗了所有现存的新旧文籍，然而，它包罗万汇的优点正好暴露出它大杂烩的缺陷：
（一）它在划分文籍时常常自乱其例，四部像一种什么都可以装的大型丛书，如经部将作为纲纪的六艺与舛谬浅俗的谶纬并列，史部将地理、历法与史籍同门，子部更将虚论其理的诸子与专言迷信鬼怪的术数方技共处，这使得经不像经，史不像史，子不像子。
（二）各小类也没有统一的分类标准——时而以体分，时而以义别，这样图书分类既会发生混乱，“辨章学术”更无从谈起。
（三）经、史、子、集四部既非学科又非流派，失落去了《七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能，《七略》每一小类“必究本末，上有源流，下有沿袭，故学者亦易学，求者亦易求”[13]，以是章学诚感叹“但是四部之与七略，亦势之不容两立者也。七略之古法终不可复，而四部之系统编制又不可改，则四部之中，附以辨章流别之义，以见笔墨必有源委，亦治书之要法”[14]。
（四）更为严重的是《隋志》的编者精英意识太强，在代价取向上尚虚理而轻实学，崇“形而上之道”而贱“形而下之器”，“生生之具”的实学都不能独立成部，全淹没在属于人文的“经、史、子、集”之中。姚名达对《七略》多所责怪，但肯定《七略》“视实用之‘方技’‘数术’‘兵书’与空话之‘六艺’‘诸子’‘诗赋’并重，略具公正之态度”[15]。《隋志》将《七略》中的“方技”“数术”“兵书”并入子部，将历法和算数划归史部，赤裸裸地表现出代价取向上的偏颇——在知识等级上，弘玄虚之“道”而抑实用之“器”；在社会实践中，一定尚虚而不务实。《七略》中“方技”“数术”“兵书”三略，还能与“六艺”“诸子”“诗赋”并列，到了《隋志》就没有给自然科学留下独立的空间，四部中基本上是人文的天下。流风所及，我国唐宋往后的读书人，不是闭门谈玄论学的文史学者，便是登高赋诗的墨客骚人。
四部分类法后来成为官方和私家目录的定法。可是，《七略》不能适应知识的消长，“四部”又稠浊了学术源流，由于中国古代文献学家大多有学派不雅观念而无学科意识，他们只能在《七略》与“四部”之间打转，以是像章学诚这样思想敏锐的文献学家，虽对四部多有不满，但对它又只能徒唤奈何。
三、四部的承传及寻衅
至南宋才涌现一位敢于寻衅四部分类法的文献学“壮士”——郑樵，他的《艺文略》是“对付四部四十类成法”的一次“彻底毁坏”，“对付小类节目之剖析，不惮苛细，其胆量之巨，识见之宏，实旷古一人”[16]。他以其过人的胆识，冲破了四部分类所建构的知识系统，并在当时已有的知识类型根本上，依据自己的“类例”原则，重新建构了我国古代的知识系统：“《七略》者，以是分书之次，即《七略》不可以明书。欲来日诰日者在于明推步，欲明地者在于明远迩，欲明书者在于明类例。噫！
类例不明，图书失落纪，有自来矣。臣于是总古今有无之书为之差异，凡十二类：经类第一，礼类第二，乐类第三，小学类第四，史类第五，诸子类第六，星数类第七（《艺文略》中名为‘天文类第七’——引者注），五行类第八，艺术类第九，医方类第十，类书类第十一，文类第十二。经一类分九家，九家有八十八种书，以八十八种书而总为九种书可乎？礼一类分七家，七家有五十四种书，以五十四种书而总为七种书可乎？乐一类为一家，书十一种。小学一类为一家，书八种。史一类分十三家，十三家为书九十种，朝代之书则以朝代分，非朝代书则以类聚分。诸子一类分十一家，其八家为书八种，道、释、兵三家书差多，为四十种。星数一类分三家，三家为书十五种。五行一类分三十家，三十家为书三十三种。艺术一类为一家，书十七种。医方一类为一家，书二十六种。类书一类为一家，分上、下二种。文类一类分二家，二十二种，别集一家为十九种，余二十一家二十一种书而已。总十二类，百家，四百二十二种，朱紫分矣。散四百二十二种书可以穷百家之学，敛百家之学可以明十二类之所归。”[17]“十二类，百家，四百二十二种”，不但席卷了当时所有知识类型，还对这些知识类型进行了重新建构，重新努力别辟门户构架了知识系统的“鸿纲”。这一新建构的知识系统最大的优点，是将人文知识、社会科学知识与自然科学知识“朱紫分矣”，让许多知识类型剥离经、史、子单独成为一类，让“道”与“器”、“理”与“艺”比肩而立。明人胡应麟也充分肯定他对知识的建构和对文籍的分类，更由衷惊叹他总群书敛百家的伟大气概：“郑氏《艺文》一略，该括甚巨，剖核弥精，良堪省阅。”[18]的确，郑氏所建构的知识系统，“鸿纲”构架既“该括甚巨”，局部子系统也“剖核弥精”。
从这个知识系统的“鸿纲”构架来看，郑氏所分的十二大类对当时所有知识险些席卷无遗，既表现了他极其开阔的学术视野，更显露了他难能名贵的学科意识。譬如，别“礼类”“乐类”“小学类”于“经”之外，出“天文类”“五行类”“艺术类”“医方类”“类书类”于“子”之中，就显示了郑氏的卓识。“礼”在古代是随时而异的礼仪法制，自然不能与亘古不变的“经”类同条，“小学”是古代大家须要诵习的笔墨，当然不可与深奥的“经”类共贯，“医方类”属于治病救人的“技”，“诸子类”属于立言明道的“理”，四部将“医方类”并入“诸子类”有何理据？“艺术类”表现人类感性的直觉与想象，“诸子类”表现的是人类理性的抽象与思辨，将“艺术类”与“诸子类”合而为一岂不更为荒诞？郑氏所分的十二大类中，除“经类”和“类书类”属于丛书性子外，其他十大类已具有当代意义上的学科知识特色。姚名达在《中国目录学史》中说：“向来目录之弊，惟知类书，不知类学。类之有无，一依书之多少而定。司马谈分思想为六家之旨，后世徒存其遗蜕于《子部》，而不能充之于各部。乃至以不成学术之名称，猥为部类之标题，自《七略》《七录》已不能无其弊，《隋志》以下抑又甚焉。”[19]“惟知类书，不知类学”的根源是文献学家没有学科意识，“四部”中的“经”“子”“集”三部都不是学科名称，而完备是三种丛书，“史”虽然在当代是一级学科，但“四部”中的“史”部十分繁杂，依旧是部类而不能算学科。郑樵以十二类取代四部成法，在进行文籍重新分类的同时，也建构了全新的知识系统。
郑樵为什么要进行知识的重新分类呢？由于《艺文略》在学术史上的意义至今还没有被人们充分认识，当然更少人追索这种分类的深层缘故原由。他重新将四部厘为十二大类，与他重实学而轻空言的知识论取向息息相关。他生平轻视“以虚无为宗”的“空言”，倡导攸关“生生之具”的“实学”。[20]只有明了他这种知识论的代价取向，我们才能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分类，只有理解他的知识构造和学术追求，才能理解他为什么“能”这样分类。“总古今有无之书”“差异为十二类”，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他抑“空言”而扬“实学”的代价目标，更表示了他“敛百家之学”的年夜志壮志。
这里只能勾勒中古与近古文献学史的粗略线条，旨在阐述知识消长、代价取向与图书分类之间的内在联系。此外，要想编写一部有理论深度的文献学史，还必须考虑到如下几个方面：知识形态的变革与文献庋藏方法的更新、知识传播与文献订正、知识存亡与文献辑佚、知识产生时期与文献辨伪，这些层脸庞当另文谈论。
原刊《江汉论坛》2013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