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人：朱玉麒 演讲地点：中心党校求是大讲堂 演讲韶光：2023年11月
朱玉麒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央教授，兼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常务理事等，研究方向为唐代文籍和西域文献整理、中外关系史研究等。著有《徐松与〈西域水道记〉研究》《瀚海零缣——西域文献研究一集》等。
吐鲁番的墓葬考古与文书
对我国西北陆上丝绸之路的考古，由来已久。个中敦煌、吐鲁番由于新材料的创造，而形成一个世纪以来“敦煌吐鲁番学”的国际显学，引领百年风骚。当地由于干旱而使埋藏千年的纸质文书得以保存，成为未经后世编辑的历史期间文献原貌的遗留，这是敦煌、吐鲁番留给后世最主要的文化遗产。
吐鲁番市的交河故城景区。新华社发
吐鲁番文书中的学郎诗（局部）。资料图片
吐鲁番墓葬中剪作纸鞋的出土文书。资料图片
1900年6月22日，王羽士由于有时的机会，创造了藏经洞，敦煌17窟从此被载入史册，这个韶光点也被当作敦煌学的起始韶光。根据学者的研究，敦煌17窟中珍藏的5万余件文献的主体，原是莫高窟三界寺的藏经和资产。推测是在临近的丝路南道于阗王国遭遇攻击时，出于对敦煌紧接着遭遇洗劫命运的担心，三界寺在1002年往后不久，将这批物品封存洞中，此后随着本事儿的离开，藏经洞的秘密被长期遗忘。藏经洞大量写本文书的创造，为中国中古期间的历史文化供应了文本。有关敦煌文学文献的研究，也在一个多世纪里产生了主要的文学史研究成果，尤其民间普通文学作品的研究，丰富了我们对付中古期间文体发生、文学表现的认识。
相对而言，由于敦煌、吐鲁番文献的共同点，使得吐鲁番文献的许多代价在过去常常被敦煌的盛名所粉饰。就吐鲁番而言，大量文书出自墓葬中的葬具，如纸鞋、纸帽等等被裁剪后的形制，因而破碎不成样子。但是，吐鲁番的文书却又表现出更多的社会性、世俗性和有时性，因而具有了社会史研究的“碎片”效应：在纸张稀缺的吐鲁番，一件出自墓葬的吐鲁番文书可能是在当时社会的交往中作为笔墨的载体而行用于官府，多少年之后因失落去档案保存的代价而被废弃；它背面的空缺之处又被重复利用；直到没有可以下笔的空缺时，它方被作为垃圾，由凶肆剪碎为鞋面、鞋底并黏合起来，套在去世者脚上作末了的废物利用。当地的干旱环境，使吐鲁番文书得以穿越千年光阴隧道被保存下来，由此其在当时社会传承的过程就具有了举证的随机性和客不雅观性。吐鲁番文书所表示的历史，因此不再是一些史家诟病的传统史家主不雅观性编撰，也不再只是对历史过程做出的结论性静态阐述；它凸显的是吐鲁番社会进程中某个真实的、流动着的历史细节。
如果将吐鲁番文书得到的墓葬考古分出阶段的话，按照韶光顺序以及文献收藏的地点，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吐鲁番文书散藏于天下各地。吐鲁番的考古经历了早期列匪贼掘阶段，与敦煌藏经洞文书的散落一样，导致吐鲁番文书散藏于德国、英国、俄国、土耳其、美国、日本等地。由于资料零散、公布滞后，使许多领域的研究没有完备展开。这个期间，中国学者参与的吐鲁番考古活动，只有黄文弼师长西席参加1927年至1930年的中国西北科学稽核团，在吐鲁番做过调查和挖掘事情，后来撰写了《高昌陶集》《高昌砖集》《吐鲁番考古记》等专著。
第二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后，从1959年到1975年，进行过13次吐鲁番墓葬发掘，个中2000多件文书的整理事情，由中国文物研究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三家互助，终极成果是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图文本《吐鲁番出土文书》四大册。第二阶段的吐鲁番文书紧张收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第三个阶段，1978年往后，特殊是新世纪的吐鲁番考古，开始在一些新的地点如木纳尔、巴达木、洋海墓地创造古代写本文书。《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汉文佛教文籍》和《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是这一期间文书整理的主要代表。第三阶段的吐鲁番文书紧张收藏在吐鲁番博物馆。
利用废弃的世俗文书作为丧葬用具这一吐鲁番盆地的独特风尚，必将使文书随着新的考古发掘而不断浮现；同时，吐鲁番盆地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在东西文化中“旁边逢源”，保留的文书也表示出文明的多样性和历史的连续性等等特点。文书创造的可持续性和多样性，该当会在出土文献领域后来居上。
吐鲁番文书中的古诗
对付汉文化传播与接管中最故意义的精神层面——吐鲁番地区中古文学的磋商，由于资料相对稀缺，研究成果远远少于敦煌文学。
根据我个人的整理研究，中古期间出土文书中的吐鲁番文学史料，只有60多件。而在吐鲁番文书没有被发掘出来之前，吐鲁番将近五百年的中古期间（高昌郡—高昌国—西州期间，327年至803年）的文学发展情形，在传世文献中一贯难以得到印证。所谓的《高昌童谣》是唯一在正史中我们可以探求到的中古期间吐鲁番在文学上的表现：
《旧唐书》：（贞不雅观十四年，麹文泰）及闻王师临碛口，惶骇计无所出，发病而去世。其子智盛嗣立。……先是，其国童谣云：“高昌兵马如霜雪，汉家兵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反击自消灭。”文泰使人捕其初唱者，不能得。
这首《高昌童谣》涌如今当时王国即将崩溃的高昌城，未必是高昌儿童创作，推测极有可能是攻城的唐朝军队瓦解高昌的一种手段。但正史中记载，这首《高昌童谣》被传唱并引起高昌国王麹文泰的惶恐，无疑也在某种程度上表示了当时高昌民间汉文文学的广泛传播以及民众对其的接管程度。这首童谣也被后来的《全唐诗》收录。
此外，近年从北宋晏殊《类要》引《大业略记》的记载中，还创造了麹伯雅的《圣明来献乐歌》：
千冬逢暄春，万夜睹朝日。生年遇明君，欢欣百忧毕。
这是隋朝大业六年（610年）麹伯雅参加隋炀帝于东都洛阳举行的元宵灯会而撰写的，也是有关吐鲁番在传世文献中不足为奇的文学史料。不过根据学者的研究，这首作品实际抄袭自南朝鲍照的《复兴歌》（453年）：
千冬逢一春，万夜视朝日。生年值复兴，欢起百忧毕。
而在隋朝灯会上麹氏佚诗模拟南朝诗歌的表现，也揭示了南朝文学风尚对高昌的影响。
除此二者之外，学者想要在传世材料中取得更多文学研究的素材，进而规复中古期间吐鲁番文学发展的面貌，是极为困难的。直到随着吐鲁番文书资料的出土，丰富而多样的吐鲁番中古汉文文学的历史面貌终于得以跃然纸上。
我们在吐鲁番的考古工地上创造过什么样的文学资料呢？
首先，一批经典文学作品——指盛行于世的前代和当世的文人作品——在文书上涌现了。2006年10月，在鄯善县洋海4号墓地，创造了北凉缘禾二年（433年）赵货墓，个中的布面纸鞋，拆开后一只上缮写的是《论语》，一只上缮写的是《毛诗·大雅》。
在吐鲁番2006年的征集文书中，在一份《唐西州典某牒为吕仙怀勾征案》的背面，我们看到了一件每个字写三遍的习字残片：
1.簾簾簾鉤鉤鉤未未未落落落斜
2.斜斜栋栋栋桂桂桂犹犹犹开开开
3.何何何何必必必高高高楼楼楼上
4.上上清清清景景景夜夜夜徘徘
5.徘徊□□□岑岑德德德润润润咏
6.咏咏鱼□□□□□影影影侵侵侵
7.波波[
8.带带水水[
9.东自自自可[
10.用用上上上龙[
11.夜夜故故故大家[
12.来来来访访[
在把重复的字去掉之后，我们得到了一首古诗：
□簾鉤未落，斜栋桂犹开。何必高楼上，清景夜徘徊。
这首五言诗的后面，紧接着的是“岑德润”三字重复书写，推测他可能是这首诗的作者。通过检索传世文籍，我们可知岑德润是隋朝墨客，再以此诗与《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隋诗》中在岑德润名下为数不多的诗歌对照，我们创造了吐鲁番这份习字残片的更多信息，就在“岑德润”三字后面的残片上，原来因残缺而不相连缀的“波”“带水”“东自”“用上”等笔墨有了意义，它们是岑德润的《咏鱼》诗的残余笔墨。现将全诗录出，阙文据《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隋诗》补：
[剑]影侵波[合]，[珠光]带水[新。莲]东自可[戏，安]用上龙[津]。
而“岑德润”三字之前的这首诗歌，并未涌现于传世的文学文籍中。从内容上看，此诗很明显与后面岑德润《咏鱼》诗一样，也是一首咏物诗。虽然作品的第一个字佚失落难补，但并不妨碍我们对全诗吟咏内容的判断——这是一首咏月诗，我们将其拟定为“南朝或隋·佚名《咏月》诗”。以是，这是一片录有佚名五言咏月诗以及隋岑德润五言《咏鱼》诗共二首及不能缀合之古诗残字的习字残片，该当是唐代西州（唐朝在吐鲁番地区设立的州名）一个儿童练习生字用的作业本。
供应了一首未收入文籍的佚诗，这并非“古诗习字”代价的全部。这两首诗组成的习字残片本身，还为我们理解吐鲁番在西州期间的文学构成供应了第一手的资料，乃至对理解唐前期的文学和文化发展脉络，也供应了主要的佐证。
首先，这是迄今在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中创造的第一件用古诗作为习字范本的文书。从敦煌、吐鲁番创造的文书中，习字用的范本除了少数杂字难以判断外，多是《急就章》《千字文》《开蒙要训》之类官定的蒙学教材，而此文书以古诗作为习字用帖反复临写，可以说充分表明了一个时期新的风尚，那便是对诗歌的爱好，成为当时童蒙学习的日常形态。此外，每个字写三遍的传统也有助于我们理解汉字学习的重复是教诲史上早已形成的规律（当然也存在例外，比如有时由于没写好或者写得兴起，因而重复四遍，如吐鲁番出土习字残片中的“何”字，也是正常的习字生理表现）。
其次，也是更为主要的，是“古诗习字”的诗歌内容，让我们有机会对唐初诗歌崇尚的风格及其发展过程进行更细致的不雅观察，使我们认识到文学艺术的“南朝化”风格在这一期间遍及边州，而吐鲁番文化与中原文化一脉相承的特点也因之凸显。
以上两件属于新出土的吐鲁番文书。往前追溯，我们也创造了更多的经典文学作品。如在斯坦因从吐鲁番拿走、今藏英国图书馆的西域文书中，就有这样的笔墨残片：
前缺
]□新（？）
]□两京春去[
]□（？）草可怜[
后缺
同一年日本出版的《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中村落不折旧藏禹域墨书集成》，也在题名为《月令》的第130号文书中涌现了一片残页：
]□□芳□影天津霸岸
]□乐不知虚
]□曙色
后缺
通过对这两残片的字迹、纸张和笔墨勘合，创造缮写的是同一首唐玄宗诗《初入秦川路逢寒食》的组成部分：
洛川芳树影天津，霸岸垂杨窣地新。
直为经由行处乐，不知虚度两京春。
去年馀闰今春早，曙色和风着花草。
可怜寒食已清明
记录同一首诗歌的残片，目前分藏英国和日本两地，这也是早期吐鲁番文书飘泊“伤心史”的一个体现。不过，它的创造也是具有文学史意义的：
首先，诗歌作为范本被接管，就像前面的《咏月》《咏鱼》诗作一样，《初入秦川路逢寒食》证明了在唐代西州确实流传着作为习字或者诗歌练习的唐诗范本。
其次，我们还可以不雅观察到唐代诗歌在当时的流传情形，即非文学成分对诗歌传播的影响。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未创造其他唐代著名墨客的作品在吐鲁番涌现，这种情形当然可以用有时性来做阐明，但是与玄宗干系的作品在吐鲁番涌现却并非个别征象。环绕唐玄宗诗作而存在的吐鲁番文书，推测是帝王的至高权力在文学方面起了浸染。
虽然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著名墨客的诗作在吐鲁番文书里涌现，但在第二个阶段的吐鲁番墓葬考古挖掘中，我们创造了唐代边塞诗的作者岑参。1973年，阿斯塔那506号墓葬中挖出过一个纸棺，是唐天宝十三至十四载（754年至755年）交河郡长行坊的马料账。这是难得的大账，个中没有涌现唐诗，但是涌现了“岑判官”：
坊帖岑判官马柒匹，共食青麦叁斗伍胜。付健儿陈金。
此外还有：
郡坊帖马陆匹，迎岑判官，八月廿四日食麦肆斗伍胜。付马子张什仵。
郡坊迎 封大夫□马肆拾匹，八月廿七日食麦贰硕。付马子兹秀□、押官杨俊卿。
个中的“封大夫”即御史大夫、北庭都护、持节充伊西节度等使封常清，“岑判官”即岑参，当时是封常清幕府的判官。
岑参是唐代边塞诗派的代表墨客，也是唐代到过西域的少数墨客之一。马料账里记录的岑参，至少证明他确曾在西域大地上艰辛走过，他创作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等一系列西域名篇能如此随处颂扬，这与他在边塞切身的体验是干系的。
卜天寿的诗歌创作现场
值得把稳的是，一些属于民间文学的诗歌作品在吐鲁番文书中涌现了。如1967年发掘的阿斯塔那第363号墓葬，创造了一份长达5.2米的长卷，是唐中宗景龙四年（710年）学堂学生卜天寿缮写的孔氏本郑氏注《论语》，从《为政》第二哀公问曰章到《公冶长》第五，凡177行，个中部分有朱笔圈点涂改，后面有“景龙四年三月一日私学生卜天寿”字样，此后还有“西州高昌县宁昌乡 风里 义学生 卜天寿年十二”字样，判断是时年12岁的学郎卜天寿缮写的经书作业。
这份作业也很主要，由于东汉经学家郑玄的《论语》注本，在宋代往后就散佚了。而通过卜天寿作业，得以规复了将近1/5的篇幅，这是儒家经典史上的大事。
更主要的，卜天寿在缮写完《公冶长》第五之后，可能是纸张余白的缘故，他又连续书写了自己平日诵读的《十仲春新三台词》及一些五言诗与杂写：
1.十仲春三台词新 正月年首早春□□
2.改故迎新李玄附灵求斈树夏乃逢□
3.珎项託柒岁知事甘罗十二想秦□
4.无良妻解梦冯唐宁得忠辰
5.仲春遥望梅林青条吐叶
6.五=写书今日了师长西席莫醎池明朝
7.是贾日早放学生归了抄
8.五=伯鸟头林息宿各=覔高支□
9.更分散去苦落不想知
10.五=日落西山夏潢河东海流人□
11.不满百恒作方万年优了
12.五=高门出己子好木出良才交□
13.学敏去三公河处来
14.静虑寺罗城外宁戎寺
15.简玄觉寺路地坐捌月利
16.恭 写书人〇〇
17.他道侧书易 我道侧书□
18.侧书众侧读 众须侧眼□
19.学开觉寺学 景龙四年五月
20.冬问非今日维须迹年多
21.看阡简水万合始城河
22.西州高昌县宁昌乡 风里 义学生 卜天寿年十二 状具[下残]
23.右件身以来未经历任
24.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 辰宿列张寒来暑往
25.牒件通今月中旬临书状如前谨牒
这些是学郎诗。在纸张余白处信手涂鸦，是当时学郎的习气性行为，他们为自己在空缺的地方写诗还专门宣言：“书后有残纸，不可到时归。虽然无手笔，且作五言诗。”（见敦煌文书）这些诗歌，实际上是抄录学郎们所熟知的励志童谣、普通诗作或者浅近的文人诗歌等，同时还可能加上学郎吟诵时候即情即景的适度修正。在六言《十仲春新三台词》的后面，卜天寿又抄录了五言《写书今日了》《伯鸟头林息》《日落西山夏》《高门出己子》《他道侧书易》5首，里面错别字连篇，这样的情形和前面的《论语》缮写明显不同，推测《论语》有范本缮写，诗歌则是卜天寿凭借影象随手写来。譬如他所写的《写书今日了》：
写书今日了，师长西席莫醎池。明朝是贾日，早放学生归。
学者已经指出这首作品是敦煌文书中的《今日写书了》和《竹林清郁郁》的翻版。卜天寿在这里的缮写“贡献”，只是即景做了想当然的改造，并由于自己的学识不敷造成了笔墨的形音讹误，如把“嫌迟”误写作“醎池”，推测卜天寿有过《千字文》临习根本，熟记个中的“海醎河淡”“昆池碣石”的四言句，于是在书写时用“醎池”补充了自己还未详熟或者尚未学过的“嫌迟”二字。这首诗歌的书写办法及特色，揭示了中古时期童蒙教材由浅入深的特点和《千字文》利用的稳定性。
又如个中的《高门出己子》：
高门出己子，好木出良才。交□学敏去，三公河处来。
诗歌里也是别字很多。“己子”可能是“杞梓”，“学敏”当然是“学问”，“河”当作“何”。这是一首鼓吹“读书做官论”的“励志”诗作。相似的诗歌内容，在长沙窑文物题诗中也曾涌现过：
天地平如水，王道自然开。家中无学子，官从何处来。
两比较较，诗歌的格调一样，但是随着传唱不同，很多内容发生了改变。譬如前两句的比兴手腕，就改换了兴起的场景。后面的“三公”名称，在这里也刀切斧砍称为“官”。
通过对以上诗歌缮写的揭示，我们可以看到如下的唐代征象：纵然是在边州，人们对付诗歌的爱好，受到时期的影响，也已经非常普遍，因此诗歌成为蒙童学习的主要范本。回到正史记录的《高昌童谣》，它以是能够成为唐军击败高昌国的攻心之术，便是由于这种朗诵诗歌的爱好在高昌国的普遍性。而学郎诗的普遍存在，使当地儿童在改作、书写诗歌的过程中，对付汉语声律与诗歌的理解水平也得到了逐渐提高。
正是通过考古创造，我们得以重回唐诗传播现场。通过吐鲁番文书重现的边地学郎的临习和涂鸦情形，让我们能够更深刻地理解一千多年前唐诗成为文学高峰时所拥有的群众根本。
《光明日报》（2024年03月02日 10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