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很多人会说，对家庭的忠实，对家乡同胞的忠实，对国家民族的忠实，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是一种左袒呢？或者说是一种集体层面的自私呢？桑德尔的回答是否定的。我们先来看一个例子。在美国南北战役期间，一位南方的将领罗伯特·李，被林肯总统任命指挥北方军队，而这位将领谢绝了。
虽然他反对南方的奴隶制，但是他认为，自己对家乡的责任要高于对美国联邦的责任，他在对儿子的一封信中阐明说：我不能下定决心举起我的双手，来攻打我的亲戚、我的孩子、我的家乡，只有在须要保护家乡的时候，我才会拔出我的利剑。
罗伯特·李面对的不仅仅是一种情绪冲突，更是一种道德两难。一方面他武断反对奴隶制，一方面他又武断掩护自己的同胞，是做一个察看犹豫者看起来精确的事，还是做一个自己认为精确的事。桑德尔说，如果我们仅仅对罗伯特·李的困境进行生理学的解读，那么我们就丢失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不仅同情像罗伯特·李这样的人，而且我们还敬佩他们。不是由于他们所做出的选择，而是由于，他们选择本身所表示出来的人格品质。
对家庭的热爱、对同胞的掩护，对国家的忠实，不仅仅是一种情绪偏好，还具有主要的道德分量和道德代价。情绪会产生同情、怜悯和悲愤之情，而道德品质才可以引发我们产生由衷的敬佩。在我们历史也有岳飞精忠报国，花木兰替父从军的动听故事，这些故事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种情绪力量，展现的更多是一种伟大的人格品质。
桑德尔说，我们所敬佩的是一种脾气，这种脾气将自己的生活环境算作是一种反思性的、情景的存在，并且能够接管这种环境。我们能意识到它的分外性，因此能把稳到各种不同的主见和更开阔的视野。要具有性情，就要接管自己的各种束缚而生活。这种束缚包括对家人、同胞和国家等共同体的任务和责任。只有当我们承认忠实和联络，和其他道德主见一样具有同等分量的，我们所面临的两难困境，才能被理解为道德困境。
如果康德和罗尔斯道德不雅观所关注的是个人选择本身的自由和独立，那么桑德尔认为，我们也要关注，在选择过程中所表示出的精神和品质，这种精神和品质同样具有道德代价。我们不能仅仅把“选择”算作一种权利和自由，不能只关注“选择”本身。我们还要看到，做出选择时所面临的真实情景，我们不能分开于真实场景去评价一个选择的道德代价。
桑德尔指出，自由主义者以是为的，我们不受任何未加选择的道德纽带的束缚，要得到自由，就要成为那个唯一能约束我的责任的创立者，这种道德不雅观是有缺陷的，由于，身处共同体之中的我们，在任何场景中，都不是一个绝对自由的人。
在康德和罗尔斯看来，权利优先于善，那些界定我们各种责任和权利的公道原则，该当中立于各种良善的生活不雅观念。康德认为，为了得到这种道德原则，我们必须抽离与自己各种有时性的利益和目的。罗尔斯也认为，为了得到这种道德原则，我们该当搁置各种分外的目的、情绪和各种善的不雅观念。
但桑德尔认为，这种思考公道的办法和亚里士多德思考公道的办法是冲突的，大略来说，康德和罗尔斯认为，该当有一个绝对的道德原则，是优先于其他任何道德原则的，类似于柏拉图的“理念论”所描述的一样，理念是高于现实的，是绝对实质和完美的。但是作为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所秉持的道德不雅观却完备相反，公道原则不能，也不应该中立于良善的生活。
亚里士多德认为，道德本身的目的之一便是在于养成好公民、造就好品质。道德原则本身不应该是绝对中立的，也不应该是完备无目的的。道德原则本身该当是和我们的良善生活紧密干系的，是在生活实践中所表示出来的一种品质，这种品质能勾引人们追求更好的生活。正如桑德尔说，不关注良善的生活，而只关注绝对的公道，不仅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值得我们欲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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