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旁边流之。
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这是《诗经》的首篇《关雎》，汉代毛苌认为它的主题是：“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以是风天下而正夫妇也。”可“后妃之德”和荇菜是啥关系，小毛公未明言（大毛公是毛亨，毛苌被称为小毛公）。
实在，古人以花象征女性生养能力，荇菜多花且花期长，繁殖力强，此为“后妃之德”的根本。在《诗经》中，桃、椒、木瓜、桑、葛、卷耳、芍药、瓠（葫芦）、芣苢（即车前草）、瓜瓞（一藤多瓜）等籽实较多者，均受赞颂。不仅植物受牵连，动物也跑不了，如螽斯（蝈蝈）、玄鸟（燕子）、鱼等。
《诗经》现存305首诗，50首涉及生养文化。
值得把稳的是，同期间西方的古希腊文明也认同“多子多福”，古罗马亦鼓励生养，持续千年，人口增长速率却远不如东方。除文化差异外，制度毛病、政策不力是主因。不过，正如老子所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人口增长慢曾长期制约欧洲发展，却也是其率先步入当代化的主要缘故原由之一。
可见，对人口增减不能一概而论，关键看能否有效掌握，能否契合时代须要。
（清）徐扬《盛世滋长图》
周代开办相亲大会
各民族上古神话中，均有生殖崇拜，“女娲造人”即其一。传说周文王有100个儿子，和希腊神话主神宙斯有45个子女（不完备统计，个中37个与凡人所生），皆属原始文明余存。
周代鼓励多生。《周礼》认为，大司徒的职责是“以保息六养万民：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慈幼”居首，汉代郑玄注为：“谓爱幼少也，产子三人与之母，二人与之饩（音如戏，意为赠予粮食）。”即生三子，官方派保姆，生二子，官方给食品。
鼓励之外，还有逼迫。
《周礼》载：“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书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中春之月，会（令）合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端而不用令者，罚之。”青年男女不参加官方组织的相亲大会，得交罚款。
相亲大会在“桑间濮上”。桑树年久则空，似有有身之态，“桑间”即鼓励生养。濮上是风景区，适宜约会。
学者战英在《简论中国古代的人口政策》中钩沉，为鼓励婚育，周朝采纳两种人口统计办法，即大比和书社。
周代卖力统计地方人口的是乡大夫，每年登记，只记“有用的人”，即“国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国中贵者、贤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
大比是每三年一次的户口清查，如数据不符，黜退乡大夫。
书社是“二十五家为社”，每社拥有地皮面积、户口多少记录在册。
管仲鼓励生养有办法
春秋时，中原人口仅1000多万，且诸侯征战不已，各国均鼓励生养。
管仲提出：“彼民非谷不食，谷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动，民非作力毋甚至财。”儒家的曾子也赞许：“有人此（意为才）有土，有土此有财。”
管仲的办法是：“有三幼者，无妇征；四幼者，尽家无征；五幼又予之葆，受二人之食。”即生三个孩子，母亲免役；生四个孩子，百口免役；生五个孩子，国家给保姆，还发两个孩子的口粮。
春秋末，越王勾践为打败吴国，推出新政：“令壮者无娶老妇，令老者无娶壮妻……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生三人，公与之母；而二人，公与之饩。”
战国时，韩、魏、赵、秦等均建立“上计”制度，即地方官年底提交户口、税收等预算。商鞅时，秦国户籍制度最严密，不仅用来收税、征兵、派徭役，还用来“诛族”“连坐”。
商鞅认为：“百人农，一人居者，王；十人农，一人居者，强……半农半居者，危。”他出台《垦草令》，禁父子或成年弟兄同居一室，否则税收更加，开小农生产“碎片化”先河。
农耕生产相对粗放，大庄园难落实个体任务，小农则后果自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但小农抗风险能力差、缺少成本，较少技能改造。在中亚精耕农业冲击下，尚能坚持局势，一旦失落去外部刺激，农业即陷入结束，随着人口增加，易涌现大饥荒。
此外，各诸侯人口政策太过功利性，致民间“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
汉代迎来第一个人口高峰
汉代是中国人口增长的第一个高峰期，峰值近6000万。此后1400余年，人口峰值与此相称，至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年）仅7000万。
汉初频年战役，“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汉高祖刘邦敕令：“民产子，复勿视二岁。”即免役两年。到东汉时，官方赐“胎养谷”三斛，免役期增至三年（加上了孩子的孕期）。
据学者袁延胜钩沉，汉代为促进人口增长，紧张采纳四种方法。
首先，早婚。女子15岁结婚，生养率比20岁高16%，比25岁高38%，比30岁高58%。
其次，严禁杀婴。比如酷吏王吉在沛任官时，敕令“若有生子不养，即斩其父母，合土棘埋之”。
其三，地方官干预。比如名臣任延当太守时，哀求“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齿相配”，如无聘礼，官方帮助，致“相娶者两千余人”，受益者念其恩德，生子多名“任”。
其四，税收杠杆。汉惠帝曾敕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当时人头税是120钱，“五算”即720钱，相称于成人一年口粮。
汉代编户齐民，民的责任共7项，即田租、刍、算赋、口赋、献费、贡、力役，5项来自人，两项来自地皮。西汉初人口1400万，仅200年，汉平帝时便达5900万。
古罗马也鼓励生养，但文官系统欠发达，地方税收全靠包税人，农人饱受剥削，形成了以农耕为耻的不雅观念。大量农人进城或参军，生养率不断低落。真正罗马人越来越少，罗马后期只能从“蛮族”中招兵，引发军阀混战。
为防假结婚 宋代另立法
汉朝灭亡后，中原多年混战，人口锐减。特殊是隋末战役，全国户口减少4/5。直到唐玄宗天宝十三年（754年）才规复到隋朝的水平，约8000万人（有争议）。
这是否意味着唐太宗期间并非盛世呢？据学者王丽娜统计，贞不雅观时人口年均增长率高达32.7‰，而“开天期间”年增长率最高仅17.8‰，少时才1‰。
唐太宗规定“男年十五，女年十三”可结婚，如“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仍未婚，官方逼迫婚配。此外，命令鳏夫寡妇再婚。李世民有21个女儿，6人再婚。
唐太宗将人口增长列为考察官员的标准：“刺史县令以下官人，若能使婚姻及时，鳏寡数少，准户口增多，以进考第。”
唐朝还大量招“俫民”，即境外移民。唐朝不歧视胡人，唐开国天子李渊有19个女儿，一半嫁给胡人。唐太宗敕令：胡汉可通婚，唐朝女性只能住在中原，不得外流。
宋朝延续了唐朝“男年十五，女年十三”的法定婚龄（南宋时各增一岁），为防假结婚，另立法：“诸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而辄悔者，杖六十。虽无许婚之书，但受娉财亦是。若更许他人者，杖一百。”
为支持穷汉生养，宋高宗敕令：“禁贫民不举子，有不能育者，给钱养之。”
宋代涌现了村落庄户（相称于屯子户口）、坊郭户（相称于城市户口）之别，冲破了地皮对个人的约束，有利于人口流动。南宋商品经济发达，中国涌现近代化曙光。宋朝被认为是中国人口增长的第二高峰期。
清代“摊丁入亩”创奇迹
元代户籍制度繁芜，分三等九甲，有学者认为人口达1亿旁边，尚未成共识。
受元代法律影响，明代寡妇再婚难度增加，且“自宫者”多，最盛期，寺人超10万。
但“隆庆开关”（1567年）后，与欧洲大航海贸易相接，大量瓷器、铁锅、棉布、丝绸出口，明朝成了天下工厂。随着外来白银成为主币，明末涌现大量商帮，形玉成国统一市场。受此刺激，明朝峰值人口应达1亿旁边（有争议）。
中国本土缺贵金属，白银多靠外来。明末时，欧洲爆发三十年战役，列强均卷入个中，战役造成1/3当地公民去世亡，经济严重衰退，无力购买明朝商品。白银缺少，造成物价上涨，在江南一些地区，90%的耕地已用来植桑养蚕，无出口支撑，大量已分开农业的劳工无钱购粮，陷入赤贫，乃至饿去世。
到了清代，康熙宣告：“盛世滋长人丁，永不加赋。”免除新生人口的人头税，没想到，很多地主串通胥吏，把自己应缴的人头税摊派给贫民。为应对此变，康熙实行“摊丁入亩”。
“摊丁入亩”是根据实际拥有地皮收税，近于当代财产税，大大减少了贫民包袱，因取消徭役，方便人口流动，且比两税法、一条鞭法更简便。
清代全国人口在顺治八年（1651年）时是5300万，到康熙时才1亿，到乾隆时达3亿，到1840年时，已达4亿，是中国人口增长的第三高峰期。
一方面，没了人头税，百姓敢报户口，清代人口统计比历代准确得多。
另一方面，生养包袱空前减少，鼓励了多生。
该增长时再增长
人口增长过快，拖累了中国发展。
欧洲1347年至1353年暴发了“黑去世病”，近一半人口去世亡，致劳动力缺少，人为暴涨，加上后来战役不断，倒逼欧洲经济从“人口密集型”向“成本密集型”转型，企业不得不依赖高技能。
明代末期江南GDP已占全国的1/4，增速比英格兰还快，可比拟个人收入，明代工匠只及英格兰的一半（有争议）。人口数量大，永久有廉价劳动力可用，抑制了企业的技能创新希望。此外，人口过快增长，加大了对环境的压力，清代自然灾害多达1121次，远超历代。
梁启超曾说：“中国人惟以多产子为人生第一大幸福，而不复问其所产者为如何……夫民族以是能立于天地者，惟其多乎？惟其强耳！
”这就可以理解，为何晚清以来，“操持生养，优生优育”成为主流呼声。
人口学研究认为：当代化之前，人口生养率与经济增长率呈相互追逐的关系，只有经济增长率永劫段超过人口生养率，才能超过这一门槛，否则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很快会被人口生养率“吞噬”。当年英国通过外洋殖民，化解了人口增加的困境，法国则爆发了大革命，大量人口去世于战役。
不办理人口问题，就无法实现当代化。
从宋代到清朝，中国几度靠近当代化，却始终未能超越。当人类超过当代化后，人口生养率会自然低落，此时各国又应主动刺激人口增长。（责编：沈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