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一 铁 凝
这段韶光，身边许多朋友都在评论辩论《朗读者》。他们中有些是文学界的同行，但大多数从事的事情与文学并无直接关联。他们有着各自不同，乃至罕见交集的身份，然而当评论辩论《朗读者》、评论辩论节目里那些经典篇章的时候，他们的眼睛里流露着相同的情绪，那便是温顺与冲动。我乐意相信，在这一刻，我与他们共享着同一个幸福的身份，那便是文学的阅读者、人类心灵的谛听者。
我同时把稳到，由《朗读者》而起的诵读文学经典的热潮，并没有仅仅勾留在媒体传播和好友热议的层面，它已经渗入了广大的人群，成为生活场景：许多城市都设置了“朗读亭”，每一个经由的人都可以走入个中，朗读自己喜好的篇章并进行录制，他们的声音和形象将有可能涌如今《朗读者》节目的正片之中。许多城市的“朗读亭”外都排起了长队，听说有读者为了录制三分钟的视频，在亭外耐心等待了足足九个小时。
《朗读者》已经成了一道能干的文化风景、一种引人寻思的文化征象。它向我们证明，诚挚、深奥深厚、幽美、康健的内容，在本日依然能够得到普遍的关注，好的文学永久拥有直指民气的伟大力量。常有人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匆忙暴躁的时期，当代人的精神天下平庸而匮乏。对付这样的不雅观点，我只能部分地认同。当下的生活固然匆忙，很多时候，我们也的确面临发急躁的问题；但纵然出于各类缘故原由，我们同自己内心相处的韶光相对有限，人们依然会本能地渴望着纯粹、辽阔、有质量的精神生活。近年来，以《朗读者》为代表的一批文学文化类节目广受欢迎，正是由于它们勾引人们放慢生命节奏，谛听内心的声音，顺应和知足了人们对精神生活的渴望。
《朗读者》中涌现的文本，很多是经由漫永劫光考验的名篇佳作；纵然是出于今人之手的篇章，此前也多已在读者间广为流传。它们中有相称一部分，都当得起“经典”二字。作甚经典？答案可能有很多，但我想最直接的一条，便是它们拥有温暖而强劲的力量，能够长久不衰地谅解灵魂、拨动心弦，触碰到我们情绪深处最优柔最深刻的部位。这种力量，并不会因韶光流逝和年代更迭而减弱。《朗读者》里的许多篇章，都是我从前间的挚爱；那些熟习的笔墨，关乎爱与恨、喜与悲、生与去世、豪情与希望，曾经深刻地启迪了、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很多年过去了，我创造，本日的年轻读者依然会为之鼓舞、冲动；个中有许多句子，我至今能够脱口背诵，它们在新一代读者心中同样激起了深奥深厚的回响。好的文学便是这样，它能够超过年事和代际的鸿沟，陪伴一代又一代人发展，在情绪体验和文化影象的代代传承之中，把各类崇高和美好的品质通报给无尽的后来人。
朗读，便是朗声诵读，是谛听自己的声音，也是谛听他人的声音。通过口的诵读与耳的谛听，汉语和它内在的气质、精神，以焕然一新的办法进入了我们的心灵。古老而常新的汉语，具有抑扬抑扬的独特韵律，这韵律不仅是美的，而且包含着我们共同的文化影象和我们共同的情绪。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朗读者》使阅读成了认同的过程，一个人在朗读中寻求更为广大的联系——通过这美好的母语，我们不仅彼此瞥见，我们还得以彼此听见，我们得以完成彼此身份的响亮确证，由此结成血脉相连、情绪相通的共同体。
现在，《朗读者》里的故事和诵读篇目已被整理成书，由公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将有更多的读者阅读和朗读这些作品，从中感想熏染真善美的力量，感想熏染文学的力量。同时，这统统也是对包括我在内的写作者的提醒：一个人内心的声音在广大的人群中持久回响，这是世上最美好的事，这更是一份严明持重的任务。我们会更深刻地记住这份提醒，负责地写下去，把心交给读者，把更多的好作品献给我们的公民。
媒介二 叶嘉莹
二○一七年的时候，董卿女士约请我参与《朗读者》节目的录制。我是一九二四年生人，年纪很大了，本来不接管媒体的采访和活动，但听到约我去吟诵，我就去了。在我的心目之中，吟诵是诗歌生命里边最主要的一部分，古人作诗大都是伴随着吟诵写出来的。我这么大年纪的人，从小都有这种吟诵的习气。中国古典诗歌之美最须要以吟诵来传达，吟诵的时候，音调、音节的美感都会跑到你的头脑里、心灵里。吟诵久了，你不用专门学平仄、押韵，自然就学会合辙押韵了。我亲自体会到了古诗之美、吟诵之美，而现在的青年人，他们找不到一扇进去的门。我一辈子不辞劳苦所要做的事情，便是把这扇门打开，让大家都能走进去。
在我看来，《朗读者》也在扮演一个开门人的角色，它借由朗读的魅力来推广阅读，将最有生命力的笔墨遍及于社会，将普通的读者都接引到最美好、动人的文学里面来。我认为这是《朗读者》最大的意义和代价所在。朗声读诵，每每是靠近一篇文学作品最快、最直接、最深入的办法。
文学的力量是惊人的。《朗读者》之以是令我们冲动，便是由于它将我们的人生与文学紧密牵连在了一起，它为所有世间的苦痛与无奈、热望与激情，都找到了最贴近的笔墨。在朗读的时候，我们的灵魂与文学家的灵魂遥相呼应，碰撞出兴发冲动之力。我的生平有诸多不幸，遭遇了许多打击，文学始终是支持我走过忧患的力量，是给我带来抚慰的源泉。我有了诗词，有了文学，便有了统统。实在，对每一个有觉得、有感情的人来说，都会是如此。
公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文学作品的历史颇为悠久，他们出版的图书席卷古今中外，给中国几代读者带来莫大影响。《朗读者》的出版，意味着他们又多了一种可以长久流传、影响深远的好书。
《朗读者II》（全3册），董卿/主编，公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
显微镜下的大明
◎马伯庸
开门见山，先澄清一下读者看完书后可能会产生的两个误会：这本书不是小说，是历史纪实；我不是专业的明史学者，我是个作家。
那么一个以虚构为业的作家，为什么溘然要写这么一本非虚构的历史纪实？这完备是机缘巧合。
2014 年我和一位喜好明史的朋友谈天，她讲到万历年间徽州有一桩民间税案骚乱，过程跌宕起伏，细节妙趣横生，结局发人深省，这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
听完讲述，我意犹未尽，去征采了一番资料，创造关于这桩案件的资料实在太丰富了。当时的一位参与者把涉案的一百多件官府文书、信札、布告、奏章、条记等搜集到一起，编纂成了一本合集，叫作《丝绢全书》。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一个地方性事宜能够保存下来如此全面、完全的原始材料。
这桩丝绢案在《明实录》里却只有一句冷冰冰的记录，但如果把《丝绢全书》里的细节加入个中，全体事宜就急速变得鲜活起来。里面的离心离德，里面的民气百态，当时官场和民间的各种潜规则，切实其实比电视剧还精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是一篇篇生动细腻的故事。
这种史学意义上的“起去世人，肉白骨”，已具备了文学上的美感。愉快之余，我迫不及待地想跟别人分享这个创造。可是对大部分人来说，阅读原始史料太过困难，无法自行提炼出故事。我自己动手，把这桩丝绢案整理出来，用一种不那么“学术”的办法转述给大众，遂有了《学霸必须去世——徽州丝绢案始末》。
是文最初揭橥于我自己的微博，急速引起了广泛关注，读者们的激情亲切程度让我始料未及。我好奇地问他们，这篇文章到底什么地方最吸引人？他们纷纭表示，这些沉寂于历史中的细节太迷人了。
长久以来，历史在我们脑海中的印象，是烛照万里的规律总结，是居高临下的伟大叙事。这虽然是精确的，但视角实在太高了，高到没什么人情味。纵然有些讲述者故意放低视角，也只勾留在庙堂之上、文武之间，关心的是一小部分精英，再往下，没了，或者说记录很少。
普通老百姓的喜怒哀乐，社会底层民众的心思想法，每每会被史籍忽略。纵然提及，也只是诸如“民不聊生”“民怨鼎沸”之类的高度概括，很少会细致入微地描写。
从官修实录的视角来看，徽州税案只是一句大略的记载，记下有这么个事就够了。可这起案子如何而起，如何演化，如何激化成民变，又如何停止，详尽过程还得看《丝绢全书》才能了然于胸。详细到每一笔银子怎么分摊，详细到每一封状书怎么撰写，详细到民众生事、官员开会的各类手段，详细到各个利益集团的辩论技巧，一应在目，恍如亲临。
写完徽州丝绢案，我对这个领域充满了兴趣，随后又相继写了几篇纪实，侧重点略有不同。在《学霸必须去世——徽州丝绢案始末》里，看到的是一项不公正的税收政策，如何在诸多利益集团的博弈下发生变革；《谁动了我的祖庙——杨干院律政风云》讲的是歙县一桩民间庙产争夺的案子，通过几个平民的视角，见证了明代法律体系在基层的奥妙运作；《笔与灰的决议——婺源龙脉保卫战》讲的是婺源县一条龙脉引发的持续争议，可以看到县级官员如何在重大议题上平衡一县之短长；《天下透明——大明第一档案库的前世今生》讲的是大明黄册库从建立到毁灭的全过程，从中磋商明代政治是如何一步步垮掉的。
这些事宜和徽州丝绢案的风格一模一样，通过丰富的细节来稽核某一个切片、某一个维度。这些都是详细而微的细节，但正好从这些“小”中，我们才能真切地见到“大”的意义。它就像是一台显微镜，通过考验一滴血、一个细胞的变革，来判断全体人体的康健程度。
这便是为什么我给这本书起名叫《显微镜下的大明》。我相信，只有见到这些最基层的政治生态，才能明白庙堂之上的各类决议，才能明白历史大势通报到每一个神经末梢时的嬗变。
张立宪在评论著名纪实文学《巴黎烧了吗？》的两位作者时说：“真正的叙事高手从来不用定性或装饰性子的字眼，而是把得出结论的权利和快乐留给读者，这一点拉莱·科林斯和多米尼克·拉皮埃尔也做到了。”我对这句话心有戚戚焉，因此也效仿先贤，在这几篇文章里，只管即便不去下什么结论，而是虔诚地把所有的事情都展现出来，交给读者自己去判断。
其余，再次重申，我不是专业学者。在研读这些资料时，我创造自己须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险些每一处细节记录，都会产生很多衍生的背景问题。在丝绢案初稿里，干系人等要去户部上告，我下意识地认为是去北京户部。后来在他人提醒后才知道，南京户部要卖力江南税收，颇有实权。再比如说，在《笔与灰的决议——婺源龙脉保卫战》里，我算错了一位县令的年事，以为他是个少年才俊，后来经人提醒才创造自己犯了打算缺点。
要搞清这些问题，确保细节无误，你别无选择，只能去阅读大量的资料和研究论文。这些论文旁征博引，推论严谨，利用史料的方法更是精妙。每一篇论文，都着眼于办理一个或几个小问题，恰好能回答我对某一处细节的疑问。许多篇论文汇总起来，就能在一个方向上形成打破，形成独特的创见。让你拨云见日，豁然开朗。在研读过程中，你能够清晰地觉得到所谓“学术共同体”的存在，他们彼此增援、借鉴与启示，一个学术成果引出其余一个，环环相扣，众人拾柴，终极堆起了一团能干的学术火焰。
实在很多我们以为惊艳或罕见的历史再创造，在学术界早就不新鲜了。比如徽州丝绢案，研究它的学者很多，并不是什么新奇的打破。只可惜学术与大众之间有高大的藩篱，彼此不通，这才让如此生动的故事被冷落良久。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只是一个转述者、一个翻译官。我的职责，只是把原始史料和诸多学者的成果总结出来，用一种比较轻松的办法分享给大众。
《显微镜下的大明》，马伯庸/著，湖南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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