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编｜张进
本文选自《水浒十讲》，作者：李庆西，版本：书城大家｜文汇出版社 2020年8月
从前
（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半期）
，我曾迷于几部中国古典小说，在《水浒传》一书上虚掷不少功夫。过去这书被认为是一部反响农人叛逆的作品，乃至有“农人叛逆教科书”之称。至八十年代初，“叛逆说”已大受质疑，有些学者便相应提出另一种阐明，将其视为摹写市民阶层生活与空想的叙事之作。这种“市民说”的来由是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里评论辩论《三侠五义》的一句话，所谓“《三侠五义》为市井细民写心，乃似较有《水浒传》余韵”如斯。从鲁迅这话里是否可以反推《水浒传》也是“为市井细民写心”之作，而“为市井细民写心”是否就即是产生了一种新型的“市民文学”，这些都是当时研究者们辩论的焦点。我不赞许“叛逆说”，同样也不认为“市民说”有何道理，一部成书过程漫长而繁芜的作品，是否能够表示某种清晰的阶级
（阶层）
的主体意识，这本身大可疑惑。可是，在学院派的判牍中，“阶级论”和“反响论”的不雅观念已是根深蒂固，而以“市民说”取代“叛逆说”，更像是与时俱进的姿态调度，这让人觉出一种“咸与维新”的学术焦虑。当时，我写了一篇题为《〈水浒〉主题思维方法辨略》的论文
（原载《文学评论》1986年第3期，收入拙集《文学的当代性》，公民文学出版社1988）
，提出《水浒传》的命意在于揭橥中国人的伦理危急，书中触及的儒家伦理思维的扞格之处正是解读这部作品的关键。我认为，真正值得把稳的是一种被历史阴影遮蔽的二律背反——“忠君”/“造反”，“替天行道”/“犯上作乱”，在“冠屦倒施”的语境中正是等位关系，或者确切说是一种互为条件的因果转换。
当年写那篇文章时，我自己也有一种焦虑，便是急于从“阶级论”以外去找寻文本解读方案，现在看来那篇东西仍有许多问题没有谈透。
实在，《水浒传》也是一部极富社会学研究代价的中国作品。五百年来它盛行于人稠地广而灾害深重的汉语文化圈，以羼杂着传奇、史诗与悲剧意味的英雄话语教养民众，给一个精神失落落的民族带来了自我救赎的抚慰。当古老的文明已经失落衡，制度安排只能为威权政体补苴罅漏的时候，留给个体的生存空间只能是充满暴行与无知的荒蛮之地。按霍布斯的说法，既然国家系统编制限定了个体自由，那就应该让每一个公民都享有安居乐业的权利；国家作为一种国民共同体，应该是“理性、和平、富余、体面、友情、优雅，乃真与善的国度”
（《论公民》）
。可是，谁来担保霍布斯的政治设计不出问题呢？在《水浒传》所展现的那种弱肉强食的语境中，弱者终极的自救只能是反抗，哪怕是想象中的反抗。
在许多无聊的夜晚，我重新翻开《水浒传》，又瞥见许多屠戮，许多血和许多泪，徒生许多无奈的感慨……
青面兽杨志，明陈洪绶水浒叶子
一
一部大书，何以开篇不写那一百八人而先写高俅？金圣叹在《〈第五才子书水浒〉七十回总评》中提出这个问题，照他的说法是隐括“乱自上作”的春秋笔法。不过，细细斟量这个“乱”字，实有其双重含义：在朝是纲纪混乱，在野便成了社会动乱。由高俅一类人物胡作非为，推衍出林冲一类人物聚啸山林，即鲁迅所谓“国政弛废，转思草泽”的叙事逻辑。
高俅由“破落户”佞倖小人混到主管军事的殿帅府太尉，显然是秩序失落范，意味着伦理、代价体系的彻底崩溃。高俅既非科举进身的文官也不是疆场上拼杀出来的武将，他只是一个身陟高位的泼皮。以传统现实主义不雅观点来看，杂流出身而至高官难免不免短缺履历天下的真实依据。按，王明清《挥麈后录》言其原为苏轼书僮，后入王晋卿门下，因擅于蹴鞠为端王赏识而发迹。《水浒传》显然采取了这个由潜邸亲随领殿前司职事的传闻，但此说不见正史，也缺少其他史料支持。高俅此人《宋史》无传，其殿前司都指挥使一职见于《宋史·徽宗纪》和《东京梦华录》等书。小说附会这样一个史载不详的人物，因此个案的有时性传奇性绕开制度层面的多少话题，直接投射道德批驳意图。
显然，《水浒传》一书对“破落户”尤为警觉，尤为痛恨。杨志天汉桥下卖刀，正是遇上牛二那种破落户地痞，终于上演英雄失落路的一幕。公法管不了牛二放刁耍赖，却不能容许杨志刃血除恶，可见“破落户”周旋人间比别人有更多的空间。在《水浒传》的语汇中，“破落户”并非指家道败落，而是礼义尽失落的一班无赖。如西门庆出场时，书中先容说是“阳谷县一个破落户财主”，实在他家境殷实，乃至财大气粗。按，潜说友《咸淳临安志》云：“绍兴二十三年，上谓大臣曰：‘近今临安府收捕破落户，编置外州治，本为民间除害……’”当时“破落户”已是一种社会痼疾。《水浒传》前四十回中，除了打劫生辰纲的晁盖一伙，诸多豪杰上山落草前都是遇上了这样的恶势力，如鲁智深之于郑屠户，武松之于蒋门神，宋江之于无为军的黄通判。如果说高俅算是“国家罗汉”，镇关西、牛二之类则是各处出没的闾巷恶煞，他们的存在便是年夜大好人失落足的契机。
评骘《水浒传》素有“只反贪官，不反天子”的说法——矛头止于官僚集团，足以证明梁山革命的不彻底性，这是一个政治叙事的后设命题。不过，这里有些歪打正着的意思，如果可将官员 / 天子视若一种二元格局，那倒不难窥识“只反贪官”的真实意图。天子不妨作为权力意志的象征，而官僚集团才真正是国家机器。《水浒传》的叙事策略是把官僚集团与儒家的政治空想剥离开来，描述出一幅国家自上而下的泼皮化图景，从而颠覆了古代圣贤建构的空想国。
作为官员的儒者失落去了精神依傍，治国平天下的政治话语权已被褫夺，这何尝不是全体文官制度的大失落败。这里无疑展现了一个颇有创意的政治伦理主题：执政者从道义上损失了执政的合法性，而千疮百孔的王权制度依然不失落其自我修复功能，那便是有另一种力量在“替天行道”。不用说，“替天行道”的条件是“天下无道”。
豹子头林冲，明陈洪绶绘水浒叶子
二
《水浒传》中吏治问题尤为严重，尤其是法律部门。谁有权谁是大爷，如董超、薛霸只是解押犯人的差役，高俅想在林冲远戍沧州途中下毒手，还须陆虞候出面费钱买通他俩。这对超霸组合绝不放过任何创收机会，日后押解卢俊义也照收李固两锭大银。
李固陷害卢俊义其实花费不少。官府里上高下下都打点到了，他还想买通押牢节级蔡福、蔡庆兄弟在狱中做掉卢俊义。书中有一段他与蔡福的密谋，出价五十两蒜条金，人家竟讨至五百两。不料梁山泊硬是要援救卢俊义，柴进找上门来，脱手便是一千两黄金。这蔡氏兄弟后来也上了梁山，可在牢里尽做这等“吃了原告吃被告”的勾当。
不用说，有钱的也是大爷，一部《水浒传》充满金钱与权力的交易 / 博弈。不说官场上贪贿成风，纵然江湖上义气为重的豪杰们也总是金钱开路。晁盖、宋江、柴进等都有“慷慨解囊”的美誉，但他们的年夜方解囊每每是买通关系的贿赂手段。如，刘唐醉卧灵官殿让雷横
（其时尚在县里管治安）
逮住了，晁盖便用十两银子通融下来。林冲在柴大官人庄上与洪教头比武时，柴进使了银子让董超、薛霸给林冲开枷。林冲进了沧州牢城营内，忙不迭地给管营、差拨塞上银子，于是免了进门的一百杀威棒，还给开了枷，派他一个好差事。
这种行贿在书中被授予仗义积善或是自我保护的正当性，既然反派人物费钱买凶，正面人物也照式解囊应对。蒋门神贿赂张都监、张团练陷害武松，施恩想援救武松也便费钱办事，正邪之间似有一种共谋关系。施恩用一百两银子买嘱康节级多予照料，另以一百两银子打通办案的叶孔目，硬是把武松的文案改轻了。按，书中有诗为证：“赃吏纷纭据要津，公然白日受黄金。”每次进牢里探视，都还少不了酒食钱财一起打点。
宋江也有这一节，进了江州牢城营，从差拨到管营的一起银两照料。只是漏了押牢节级戴宗，这戴院长便在点视厅上大产生发火，理直气壮地来讨他的“常例钱”。戴宗在江湖上久已有名
（后来梁山排座次在天罡之列第二十位）
，打单起犯人却是毫无道义可言，这便是“系统编制内”养成的恶霸作风。宋江不给戴宗上贡是由于吴用说过那是他哥们。实在，哥们义气也是要金钱维系的。晁盖很懂得这一层关系，阮氏兄弟一来就给了三十两花银，后来上山坐稳了头把交椅，他派刘唐给宋江送去一百两黄金——当初官方缉捕生辰纲要犯，是宋江“担着血海也似干系”来透风报信，惦着这份人情也便是义气。不过，这一百两黄金差点坑了宋押司，阎婆惜捏着他私通盗贼的痛处，硬叫他把金子交出来。实在那些金子宋江只是“受了他一条”，剩下的都让刘唐拿回去了。可这话阎婆惜去世活不信，照她的说法是“公人见钱，如蝇子见血”。
不论“公人”还是“贼人”，什么事情离了金钱都是切切不能的。后来梁山派人往京城活动招抚一事，也是大把撒钱。中国小说里边，将金钱浸染写得如此无孔不入，大概没有超过《水浒传》一书的。
难怪，金圣叹评点《水浒传》见到处使银子，竟有“十三可叹”之叹。
武松醉打蒋门神，明刊容与堂本插图
三
评论者常日忽略了书中一个主要事况：《水浒传》并没有描述百姓的生存困难，古人所说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的悲惨景象压根未见，相反各处都是一派丰饶富余的图画。按小说家叙事意图，造反的动因根本不在于民生疾苦，而是社会关系、人际关系的失落衡失落序，亦即所谓纲纪败坏、礼义尽失落，实在便是缺少公正与正义。
坏人作歹无以入罪，年夜大好人犯事必被惩办，这是小说阐述的一个主要特点。如宋江杀惜、武松杀嫂、雷横打去世白秀英，个中各有款曲，却一概难逃法网。反之，牛二、西门庆那些人作歹，官府却是管不了，只能让杨志、武松们去办理。这与其认为是官府的选择性司法，毋宁说是小说家用以陈述世道恶劣的叙事策略。
显然，书里任何一宗案子都能找出年夜大好人坏人甚或第三者第四者的共谋关系。譬如，宋江之杀惜，不但是宋江的焦躁和孟浪，那婆惜的贪婪和无赖，以及她与张三的私情，还有招文袋里晁盖信件供应的口实，所有这些纠葛不清的交互关系，一并做成了红粉殒命的惨案。在更为普遍的意义上，“贼人”作乱，“公人”作歹，亦相辅相成，有着扯不清因果关系。于是，以恶制恶堂而皇之地成了一种崇高的道义。在一个伦理尽失落的社会里，自然是弱者的抗争被授予正义色彩，亦足以令人同情，所谓江湖道义本源于此。
刘唐来向晁盖报告生辰纲的，振振有词地说，“小弟想此一套是不义之财，取之何碍？”这是江湖上黑吃黑的道理。智劫生辰纲的事儿看着解气，可用现在的话来说，正是“黑社会性子的有组织犯罪”。可是，如果没有这些江湖上的不法之徒，那些系统编制内的不义之人岂不是更为无法无天，梁中书每年为蔡京祝寿送上十万贯金珠宝贝的大手笔，岂不就成了京中官府大院里饭余茶后的嘉话？
黑吃黑的以恶制恶注射了正义的鸡血，就像病毒似的各处蔓延。金眼彪施恩倚靠其父的官方背景在快活林开设酒店
（按，《水浒传》里的公务员亦有自家营生，病关索杨雄原是蓟州政府里做押狱兼刽子手的，又在城里开了一家屠宰作坊，于是宰人兼宰牲）
，买卖原来十分红火，“每朝逐日，都有闲钱”，这让蒋门神看了十分眼红，便仗着张团练的势力夺了酒店。其时武松正在施老爹的安平寨里服刑，恰好让施恩找来给自己出气。武松上演了一套醉打蒋门神的全武行，施恩完成了“义夺快活林”的复仇叙事。整一个黑社会的快意恩仇。
无序造玉成部社会的黑社会化。权力和暴力各逞其能，交相照映。毛太公的两个儿子孔明孔亮，“因和本乡一个财主争竞，把他一门良贱尽都杀了，聚拢起五七百人，占住白虎山，打家劫舍。”读《水浒传》，每遇这种越轨出格的事情，总让人豪情冲动，屠戮与劫掠不经意间纳入了“义”字当头的话语体系。
该脱手时就脱手，实际上很难定义该不该的必须条件。以是，这种江湖上的程序正义每每遮蔽了实体正义的问题，乃至与扶危济困相号召的江湖道义构成巨大的悖谬。宋江上山后杜绝了打家劫舍那种贸然脱手的草寇作风，也算是“去邪归正”的自我救赎。
四
老话说“逼上梁山”，实在未必都是被逼上来的。一百零八人上山的路线图值得研究，除了那些没有叙事意义的零散投靠者，大体可描述为四种类型：
一、个体冤案
（或犯事）
的本家儿，成了被追杀被伤害的工具，如林冲、鲁智深、杨志、武松、柴进等人。这是真正被“逼上梁山”的一拨。按人头算来这些人并不多，但多是重量级人物，或是在书中起到穿针引线的浸染。当然也有解珍、解宝之类的小角色
（这哥俩居然混了个天罡之属）
。像杨雄、石秀杀了人，还没来得及被官府通缉就投了梁山，姑且也归入此类。或许，宋江也该归入这一拨。宋江因杀惜而被缉拿和刺配，不能跟林冲那些人相提并论，但终极也算是被逼无奈上山入伙。
二、存心与官府为难刁难的团伙，紧张是打劫生辰纲的晁盖、吴用等人，他们构成了水泊梁山的早期班底
（先前王伦那几位不成景象）
。大概为了突出梁山泊这条主线，书中对分布各处的江湖社会着墨不多，但时时也有述及，如少西岳、清风山、桃花山、二龙山、黄门山诸部，还有十字坡上卖人肉馒头的张青、孙二娘夫妇。许多人并非因个人命运断港绝潢而造反作乱，刘唐和公孙胜找上晁盖是来送“一套富贵”与他。同一个江湖，同一个梦想，大家都有一套论秤分金银的发财之梦。晁盖等人后来上山落草虽是为躲避官方缉捕，但他们的行为具有主动性，与林冲、杨志的英雄失落路绝非同调。
三、被“赚”上梁山的主儿，如朱仝、徐宁、卢俊义等人，这几个被“赚”的故事都相称精彩。还有玉臂匠金大坚、圣手诗人萧让、神医安道全也是这样弄上山的。拿下祝家庄后，宋江让人假扮官员传唤李应，又暗中取来家眷，便将他与杜兴赚上山来。活生生断了人家后路，实为“逼良为寇”，或许算是另一起“逼上梁山”。这是梁山招募人才的一种分外办法。
四、被梁山俘获或招降的官军将领，如秦明、黄信、李云、呼延灼、关胜、索超、宣赞、郝思文、韩滔、彭玘、单廷珪、魏定国、凌振、董平、张清、龚旺、丁得孙等。加上林冲、鲁智深、杨志、武松、花荣、朱仝、雷横、徐宁、孙立、孙新那些人，梁山一百零八人中官军旧将差不多占到四分之一。这大批官军将领相继反叛，意味着梁山泊的道义胜利。
以上四种类型中，被动入伙的是绝大多数。有趣的是，主动者原来逐财而啸聚山林，被动者则是见义而投身水泊。从黑社会的山林草寇，到雄踞一方且以“替天行道”为号召的武装集团，江湖道义终而由私谊变为公义。梁山泊在与官府和朝廷的时时周旋中，实现了自身的改造和提升。
五
过去有一种威信见地认为，宋江改聚义厅为忠义堂是“搞改动主义”，是“屈膝降服佩服”。 在批评者看来，宋江将造反纳入王权格局下的政治博弈，乃至为朝廷招抚，不啻革命者自废武功。可是，这跟小说的叙事旨意完备不是一回事。
聚义厅改名在宋江嘴里只是一言带过
（第六十回）
，而李卓吾评容与堂百回本《水浒传》指出，“改聚义厅为忠义堂，是梁山泊第一枢纽关头，不可草草看过。”由动宾构造的“聚义”变为“忠义”并列，且以“忠”字为先导，实际上纳入了“政治精确”的大方向，是将重建国家伦理秩序的政治诉求引入草泽社会。从打家劫舍到“替天行道”，梁山在做大做强的同时完成了自我升级，这一点确实“不可草草看过”。前边第四十二回中，宋江回家取爹被官军一起追杀，于还道村落遇九天玄女，受三卷天书，水穷云起之际得神授法旨：“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以神道设教，从道义上授予自己一种庄严义务
（同时将黑道漂白）
，此乃一大迁移转变。
实在，“替天行道”是一个共同纲领，在“大碗饮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银”的均匀主义目标之上，提出了辅国安民、去邪归正的政治改革目标。缺了这个大目标，很难结成某种统一战线，很难收买那些被动入伙
（被俘和被“赚”）
的豪杰们。
值得把稳的是，宋江梦遇的玄女娘娘是道家神祇，传说中也算是“替天行道”的创始人。按，张守节《史记正义》引《龙鱼河图》曰：“黄帝以仁义不能禁止蚩尤，乃仰天而叹。天遣玄女下授黄帝兵信神符，制伏蚩尤。”
（《五帝本纪》）
联系到当日天子是有“道君天子”之称的徽宗，这里彷佛故意在思想情调上与朝廷保持同等。
梁山泊人物中儒道释俱全，但是道家的地位绝对显赫，吴用、戴宗都是道者一起，四把手公孙胜干脆是职业道人，其下还有朱武、樊瑞诸辈。小说第七十一回受石碣天书，在忠义堂上做醮，那是梁山泊最主要的典仪，做的便是道家的法事。《水浒传》在反省儒家伦理政治失落败的同时，对黄老之术、谶纬之学表现出浓厚兴趣，无疑是一个可以深入研究的问题。
六
中国人历来说“官官相护”，可是从《水浒传》的环境看，官僚集团并没有那种一损俱损的整体意识。官场本来便是屠戮之地，从林冲误入白虎节堂那一刻起，命运就开启了圈套中的格杀。杨志被高俅一脚踢出职场，花荣与刘知寨为宋江而兵戎相见，殷天锡仗势侵略柴皇城的宅子……可见官场尽是相互排斥。后来说到梁山泊招抚，朝中明显是两派，蔡京、高俅一班人竭力阻挡，宿元景等人是匆匆成派。殿前太尉陈宗善奉旨往梁山招抚，蔡京派来一个张干办，高俅派来一个李虞候，气焰嚣张地惹恼了梁山豪杰，硬是把事情给搅了。
官场不谐是出问题的关键。《水浒传》绝不涉笔民生问题，是故意撇开更广泛的危急成分，将抵牾集中于制度与伦理问题。按书中描述的环境，官僚集团内部显然缺少最少的凝聚力。像梁中书、蔡九、高廉这些有家族背景的地方大吏最敢胡作非为，搜刮生辰纲之类的苛捐杂税，没有弄出民怨沸腾的局势，却使官僚集团利益分配格局明显失落衡，屡屡造成情势失落控的突发性事宜。《水浒传》历来被称作“官逼民反”，这种意见实为大谬。实在书中更多的环境是“官逼官反”，是上层官僚逼得下层官僚断港绝潢，是文官逼得武官铤而走险。
赵宋王朝一向是重文抑武，多以文臣制军，而《水浒传》却分明表现出崇武贬文的叙事意图，无疑是对那套文官制度所代表的政治伦理的批驳。举凡朝中的蔡京、童贯、高俅，地方上的梁中书、蔡九之俦，乃至清风寨的刘知寨、东平府的程太守，文官一个个都是坏蛋。国家就坏在这班人手里。文官里边，大概只有郓城知县时文彬一人还算为官清正，相反那些武将世家、军班行伍多是忠良之辈，如林冲、杨志、花荣、武松、关胜、呼延灼……等等，武将多竟身怀冤屈，终不改报国之心。以是，梁启超认为《水浒传》大有“鼓吹武德，提振侠风”之义
（见《小说丛话》）
。
七
《水浒传》与其说是讴歌农人叛逆，莫如说是表现一种想象中的地主阶级的“光荣革命”，明火执仗的革命党不是别人，正是庄院主人及其寄托者，而书中那些大大小小的庄院多为江湖势力的“金主”与“桩脚”。
当系统编制内的官僚们都成了国家的蠹虫，系统编制外的乡绅们便是社会中坚。
梁山泊先后做一把手的晁盖、宋江都有自家的庄院。诸多豪杰中，柴进、史进、穆弘、穆春、孔明、孔亮、李应等人，都曾利用自家的庄院周济天下豪杰或掩护山寨行动。庄院与山寨，并无迈不过去的沟堑，像史进还在庄里时就跟少西岳上的强人称兄道弟，打得一片火热。而柴进的庄院干脆广纳天下豪客，更像是江湖社会的秘密联结站，跟各处山寨都有关系。
《水浒传》中的庄院大多有自己的武装，庄主本人也都有棍棒拳脚上的功夫，实际上庄院也跟山寨一样形成了某种武装盘据。同时，庄院也是秘密活动的掩体，晁盖策划劫掠生辰纲正是有这份方便。不同的是庄院具有兼容黑白两道的两面性，表面上它不与官府对立，暗地里却是通向江湖社会的中转站。小说描述的这种系统编制外的经济－军事实体不能说没有真实依据，但个中明显具有想象的身分，它在士绅阶级主持的村落庄自治的根本之上，极大地延伸了民间贤达的政治诉求。由于这种组织的反系统编制性，更由于它与黑道接轨的自由度，它很随意马虎刺激人们的某种抱负。
从庄院到山寨，不仅躲避世间的苛政，亦可藉此打造某种乌托邦想象。实在，水浒的故事正是“礼失落求诸野”的一个范例案例。在缺少纠错机制的儒家礼治学说中，王道复兴的唯一机会便是向民间寻求变革动力，《水浒传》正是演绎了这种古老的政治传统。
当然，不是所有的庄院都是梁山革命的同道，像曹太公、毛太公那类庄院主人便是邋遢小人，而祝家庄和曾头市更是梁山的对立面。祝家庄、曾头市那样的庄院有如军事堡砦，兵马齐备，粮草自足，俨然国中之国。
八
三打祝家庄，两攻曾头市，可谓书中的重头戏。不过，看上去这两次征战多少有些师出无名。打祝家庄起于时迁偷了祝家店的一只鸡，打曾头市是由于对方抢了段景住盗取的一匹马。时、段二人偷鸡失落马尚在上山落草之前，他们还不算是梁山泊的人，碍不着山寨的面子，犯的上如此大动兵戈？
打祝家庄是宋江的主张，他对晁盖说，“若打得此庄，倒有三五年粮食。”提要挈领天机，原来是要办理山寨给养。曾头市同样油水不少，后来破寨之日，“抄掳到金银财宝，米麦粮食，尽行装载上车，回到梁山泊给散各都首领头子，赏赐三军。”像攻打高唐州、大名府等处，除补救柴进、卢俊义，亦是钱粮之计。
不过，小说家未必有心瞩意山寨钱粮细事。打祝家庄，是宋江上山后第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书中这样安排自有让宋江建功立业的考虑。拔了祝家庄、曾头市这两个钉子，亦藉以铺述梁山泊发展壮大的光辉进程。由于有招抚的计策目标，梁山泊希冀得到与朝廷对话的地位，必须做大做强。宋江作为梁山二把手，先后指挥了一系列战事：三打祝家庄，破高唐州补救柴进，击败呼延灼和青州官军，攻陷华州救出史进鲁智深，芒砀山收服樊瑞一伙。如果提及初宋江以“慷慨解囊”得到江湖上的美誉，现在这实实在在的战功更是让弟兄们信服。
之后便是曾头市了，这回是晁盖执意而往，再让宋江独占风光，老大的面子上就不好看了。结果，初打曾头市，晁盖率众亲征，竟将自己这条命搭了进去。实在，碍不着谁的面子，小说家的意图很明显，梁山泊的故事到此须作出“换帅”安排。那晁天王说到底只是草莽英雄，缺少胸襟与涵容，凡事都是江湖上的手段，究竟不堪大用。
《水浒传》的后半截是按照宋江的招抚思路推进，晁盖若是不出局也只是一个摆设，这时候要让有政治头脑的宋江坐头把交椅才行。
宋公明一打祝家庄，明刊袁无涯本插图
九
浔阳楼题反诗是宋江少有的失落态。那首《西江月》竟道“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略”，如此直白的表露，显得有些大傻，或是老酒喝多了。他在粉壁上写下的一词一诗，都有“他年若得”或“他时若遂”的字样，以示困厄中不失落大志向大抱负。“血染浔阳江口”的预言很快就应验了，宋江大概预感一场大风暴将至，他的人生不会就此划上句号。至于诗中“敢笑黄巢不丈夫”一句，实际上是别有心曲。黄文炳的解读是，“这厮无礼，他却要赛过黄巢，不谋反待怎地？”当然，这是存心找茬。宋江“敢笑黄巢”并非取笑黄巢作乱不足，正好是不认同那种玉石俱焚的造反目标。其谓“不丈夫”，是说黄巢没有扶危济困的任务感。
自幼攻读经史的宋江相信秩序与规范，他对王权的合法性并无异议，故忍辱负重之际，面对黄钟毁弃、小人得志的混乱局势，仍是心怀整顿乾坤的大义务，后来上山落草自是命运机缘的安排。他几次再三声称“权居水泊，专等招抚”，不能仅视为对朝廷表白忠实，更主要一点在于：他不能将山寨作为他和弟兄们的终极归宿，且并不打算改朝换代自己做天子
（李逵倒是屡屡叫唤杀去东京，让宋大哥做天子）
，既是“替天行道”，梁山泊的江湖道义正可作为“去邪归正”、改造系统编制的伦理精神。
《水浒传》的“造反－招抚”的叙事模式带有某种救赎之义，是水浒故事流传中涌现的颇有想象力的政治办理方案。当然，以文学想象擘划这类军国大事，并不具有实际的可操作性，故而这在书里书外都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这里暂不谈论此中的是非弯曲，但收敛反抗锋芒不能不让人想到某种策略性思路。招抚的设计很可能具有双重叙事策略——除了安排故事走向，演绎梁隐士物之命运，彷佛亦有规避官方笔墨检讨的考虑。
作为一部在民间流传甚广的大书，《水浒传》如果只是鞭策生事和讲述反政府故事，显然很犯忌。施耐庵们不想落个利用小说反朝廷的罪名，大抵也会想到自我设限的办法，故而藉招抚拉开持续串“纠偏”的行动序列。梁山泊皈依朝廷往后的主题变调一眼就能看出，后边的“征四寇”全是攘外安内的关目
（征辽和平田虎、王庆三部分，应非原来所有，郑振铎认为是闽中坊贾所添加，但如今可与全书视为一个整体加以谈论）
，那些仓促、混乱的叙事明显是在找平衡，似有浪子转头、戴罪立功的意思。按鲁迅的说法便是：“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由于不反对天子，以是大军一到，便受招抚，替国家打别的匪贼——不‘替天行道’的匪贼去了。终于是奴才。”
（《三闲集·泼皮的变迁》）
不过，招抚并非迫于“大军一到”的军事围剿，这一点鲁迅说的不对，其时梁山泊反倒是两赢童贯、三败高俅，军事上霸占很大上风，朝廷根本无奈其何。很明显，招抚是被招抚者的主动行为，如果说“终于是奴才”，亦须从这个角度去诠解。
武松血溅鸳鸯楼，明刊袁无涯本
十
“奴才”这说法难免不免太损，抑或可以说是一种犬儒主义。在严苛的专制统治下，反抗叙事难免会采取一种扭曲的形式，屈就大概是为了舒展，苟且之中掩蔽着颠覆性话语。
然而，统治者并非不能勘破这遮掩蔽掩的把戏，文网密布之日自有大批鹰犬，像黄文炳那样的“误读”倒也未尝不是正解。虽说坊间《水浒传》刊本多标以“忠义”名目，可是崇祯末年终遭官方查禁，入清往后始终在禁毁书目之中。按，同治八年，江苏巡抚丁日昌发布禁书《省例》，训斥《水浒传》等书，有谓：“乡曲武豪，放肆为任侠，而愚民鲜识，遂以犯上作乱之事视为平凡。方以为盗案奸情纷歧迭出，殊不知忠孝廉节之事，千百人教之，然未见为功；奸盗诈伪之书，一二人导之而立萌其祸。”
官方不能让“奴才”逞意于文学想象，尤其不能让他们沉浸在红色梦幻之中。英国人柏克在不雅观察法国大革命那场风暴时，留下一句名言：“恶行的手段一旦得到宽容，很快就为人们乐于采取。”
（《法国革命论》）
明清两朝对《水浒传》的禁毁同样表现为这种担忧：崇尚反抗与屠戮的文学一旦得到欣赏，很快就会变为现实。
文学绝不即是现实，但文学的豪情快意即是给了众人一个说法，在秩序不能约束强势阶层的时候，反抗与屠戮即成了自我救赎。譬如，读到血溅鸳鸯楼一节，确实让人十分高兴。武松持续杀了蒋门神、张都监和张团练，蘸着血在粉壁上写下“杀人者打虎武松也”八个大字，真是凛然一股英雄之气。至于他手刃张都监妻妾丫鬟佣仆八九口人，你都不以为是在滥杀无辜。
但是，反抗与屠戮究竟只是手段，反抗与屠戮不能替代公正与正义。《水浒传》的救赎之义在于确立道义的代价，而且包括重修伦理秩序的构想。招抚的政治设计或可视作与虎谋皮，小说以悲剧停止亦足以表明此路不通。然而，如何让反抗者回归社会，实现人的体面与肃静，这是一个永久的问题。
二○○八年七月至玄月漫记
校正｜陈荻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