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白石词编年笺校》
《宋词选》
《宋词三百首笺注》
事情彷佛看上去天经地义，几成铁案。但我们只要再翻检几种宋词的选本，就知道并非如此。有名度很高、也广受好评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的《唐宋词选》（公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阐明这首词的“中都”就说：“都城的泛称，这里指汴京（今河南开封）。”王水照等《宋词三百首评注》也注为：“指北宋都城汴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此外，持相同见地的还有郭伯勋注的《宋词三百首详析》、吴熊和等编著的《唐宋词一百首》等，都明明白白地认为南宋人姜夔笔下的“中都”该当指北宋都城汴京，但又一无阐明，彷佛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这不免让民气生迷惑，不由得想探究一下将南宋的“中都”阐明为汴京的缘故原由。
《唐宋词选》
《宋词三百首评注》
幸好不是所有的注本都没有阐明缘故原由的。俞平伯师长西席的《唐宋词选释》（公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也收录了姜夔的这首词，而且也把“中都”阐明为汴京，更难堪能名贵的是，比较以上所举诸本，他的这条注释要详细得多：“中都，汴京（今河南开封）。蟋蟀北方呼为匆匆织、趣织，自汉以来如此，非始于宋。看本篇‘候馆’下三句，‘中都’如斯自非泛语。详下注7、9、11。”以下注7引陆玑《毛诗疏义》、注9引《汉书·王褒传》颜师古注、注11引《诗经·豳风·七月》笺，作为蟋蟀呼为匆匆织乃北方方言的例证。所谓“候馆下三句”，则是说词中“候馆迎秋，离宫吊月，别有伤心无数”颇有故国伤怀之思：大概，在姜夔这个南宋民气中，杭州永久只是一个临时的“行在”，真正的“中都”从未改变，便是指已经沦陷的汴京吧！
《唐宋词选释》
俞师长西席的《唐宋词选释》在“改革开放”后，于1979年由公民文学出版社初版。当时的任务编辑陈建根的《审读见地》，揭橥在1979年第四期的《中国出版》上。由这份审读见地，我们大概可以理解到这本书出版的来龙去脉：俞平伯师长西席曾于1961年开始选编《唐五代词选》一书，后增加宋词部分，命名为《唐宋词选》，于1963年9月向公民文学出版社交稿。交稿后，却因各种缘故原由，社内决定只试印两百本，暂缓大批量的印刷。没想到，这一拖竟拖延了十几年之久。直到1977年，公民文学出版社决定约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编《唐宋词选》，才想起俞平伯师长西席也曾经交过一本《唐宋词选》的书稿，审读之下以为代价很高，于是就想请俞师长西席修正后交社出版。但经历过政治风暴的俞师长西席仍心有余悸，本来并不想再将旧稿公之于众。后来，经由编辑几番奉劝，才勉强答应出版。当时的俞师长西席已经年近八十，但在决定出版后，又下了很大的功夫修订。末了才更名为《唐宋词选释》，于1979年在公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十分巧合的是，在俞师长西席与当时《唐宋词选释》任务编辑陈建根的通信里，竟然就有对姜夔这首词“中都”一条阐明的谈论。1979年3月24日，俞师长西席曾致书陈建根，个中说到：
姜白石《齐天乐》注三，决定用改文。“盖”者，不愿定辞，故无碍也。反面看来，其非指临安亦易明，上云饮张宅，其地即临安，下文另提“中都”，清闲别处。又，蟋蟀呼匆匆织，幽州人语，是北方，见下注（七）亦以汴京为是，兄以为何如？
3月25日，又寄一书，再次提到这条注文：
经由思考，姜词“中都”确指汴京，而非临安。兹改写注（三）（九），又添（十三）（按，定稿当是注[十一]），另纸抄奉，希为改正，如此将移动版面，看下页另有空缺，或无甚困难，乞酌定，如何？望复电为荷。这次改动有关姜白石此词作意是相称重大的，必须细心思考检讨，即此可见一斑。原稿几致大误！
由这两封书信可知，俞师长西席对这条注文是有修正的。原来的版本该当是根据一样平常的认识及夏承焘等人的注本，注作杭州。但俞师长西席始终心有疑窦，末了以为还是以注作汴京为佳，故撰作改文，将“中都”阐明为汴京（即开封）了。险些同时开始编写，在1981年出版的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编的《唐宋词选》，虽因俞师长西席年事已高，并未参与，但该书的编辑，正是与俞师长西席通信磋商问题的陈建根。在姜词的这一条注释里，《唐宋词选》显然参考了《唐宋词选释》，接管了俞师长西席的见地，阐明“中都”为汴京。大概是为了简明普通，又省去了缘故原由，成为了往后许多注本注“中都”为汴京，却又语焉不详的原本。
在理解了这条注释的缘故原由与来龙去脉后，回过分来，俞平伯师长西席的这种阐明是否合理呢？俞师长西席彷佛的理据充分，无懈可击，但仔细查考，却又不然。首先，虽然临安（杭州）在官方的称呼里，称作“行在”，即天子所在的临时都城，并非真正都城。但姜夔的时期，南宋偏安已久，人们口中习称的“都”“中都”等，指代的便是临安。南宋学者洪迈活动的年代与姜夔相仿，他的《容斋随笔》里，就多次提到“中都”，无一例外地指的是南宋行在。如《容斋三笔》卷五“郎官员数”条：“绍熙四年冬，客从中都来，持所抄《班朝录》一编相示，盖朝士官职姓名也。”以下，则据《班朝录》中朝士郎官人数，谈论较之北宋末年，人数越来越少，从而得出秦桧欲专权，“不欲士大夫在朝”的结论。显然，这里的“中都”指的便是南宋朝士所在的临安。又《四笔》卷十二“州升府而不为镇”条：“顷在中都时，每为天官主者言之。”显然所指也是他在南宋都城临安为官的时候。可见，“中都”在当时人口中，该当只是指称临安行在的习语，姜夔纵然有故国之思，但写词序并不是写《春秋》，没有严谨的“笔法”，也未必会在字里行间称一个已经沦陷的旧都为“中都”的。
俞平伯师长西席的关键证据，即所谓“蟋蟀北方呼为匆匆织、趣织，自汉以来如此，非始于宋”，这条理由看似有理，实则最有漏洞。我们知道，措辞，尤其是方言，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蟋蟀在汉代北方称为匆匆织，并不能成为在宋代南方不能称为匆匆织的情由。我们如今的杭州话里就有中原官话的元素，而这种元素的加入，正是由于南宋迁都的缘故原由。那缘何“匆匆织”一语不能成为南宋时临安对蟋蟀的称呼呢？宋末元初周密的《武林往事》，是一部记录南宋临安景致、风尚的书，个中卷六“小经济”一条，即罗列临安的各色物品，个中就有“匆匆织儿”、“匆匆织盆”之说。可见，大概“匆匆织”一词，正好正是当时临安对蟋蟀的称呼。
俞平伯
末了再来说说俞师长西席在书信中对“中都”一词阐明最初的疑惑。序文中说，“丙辰岁，与张功父会饮张达可之堂，闻屋壁间蟋蟀有声，功父约予同赋，以授歌者”。词是在张功父，即张镃家中饮酒时所作，张镃家正在临安，以是彷佛下文的“中都”，如果再是临安，说“临安呼作匆匆织”如斯，就显得有点重复了，因此中都该当别有所指。但须要把稳的是，姜夔并非临安人，来到临安，乃是所谓“客居”。如此则所谓“中都呼为匆匆织”，正是相对付姜夔家乡所在而言，那再说“临安人呼作匆匆织”，彷佛也无不可。况且，张镃与姜夔针对蟋蟀有同赋之作，题名为《满庭芳·匆匆织儿》，个中有句：“殷勤劝织，匆匆清晨机心。”可见，久居临安的张镃是称蟋蟀为“匆匆织”的，“中都呼为匆匆织”一语，针对的该当便是张镃的这个临安人的同赋之作。俞师长西席最先的疑惑，实在便是解开问题的关键。
如此，姜夔词里的所谓“中都”，绕了一个大圈，还是回到原点，以阐明为杭州为确。看来，平伯师长西席《唐宋词选释》里的阐明，是一次对注文失落败的改写。现在想来，倘若俞师长西席在当时只是看看别人的阐明来撰写这条注文，肯人云亦云，大概就没有本日注本中杭州、汴京的歧异与诸般的迷惑了。然而，面向大众的诗词选注本，除了要简明、普通地向大众先容著名的古典诗词之外，对一些字词的阐明，也该当熔铸着注者本身对诗意、词意的思考。并不是只要大略地参稽其他注本，阐明词语、注译文意就行了。俞平伯师长西席对诗词注本中的一个小小问题，来回数四、寤寐求之，从最先的疑惑，到末了的决定改写，慎之又慎，纵然末了得到的结论并不那么精确，但也确确实实可以成为诗词读本选注者注释撰写的榜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