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王安石的“东风又绿江南岸”，谓语中央词“绿”起初用的是动词“到”，自己以为一个“到”字只是感到刮风而已，并没有“春”的气息，于是改成“过”。东风过了又是什么景象呢？于是又改成“入”，再改成“满”。前后改了十多次仍未找到最满意的字。这时，他出船舱远眺，眼中的江南，东风拂过，一派活气盎然，万物无不充满绿色的活力！
灵感一动，脱去了动词的局限，直接用了一个最直不雅观的视觉名词“绿”。
这个“绿”的传说对我们的启迪至少有两个，一是普遍意义的“炼”的主要，二是分外意义的“炼”的得法。“炼”的主要尽人皆知，我们只须要磋商一下“炼”的得法。
当代汉语对谓语中央词一贯强调其“动词性”。凡是古人用形容词或其它的词支配宾语时，统统被归结为古汉语的“使动用法”或“意动用法”，我对此是有所“存疑”的。例如，最“当代”的汉语中有“美容”说法，“美”肯定不是动词，是当代人的“使动用法”吗？最少在诗词中谓语中央词是非常宽泛的。打破这个框框，我们会创造很多不同性子的词都能用于谓语中央词，只要你用得得当就好。
我们来剖析一个大家熟知的诗句，“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一说“鸡鸣茅店月”）。曾有人将其归类于“名词句”，说，鸡声（鸣）、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是六个名词的奥妙罗列，乃至给元人的“小桥流水人家”树立了榜样。我不完备赞许这个不雅观点，由于我始终认为它是两个主谓句。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先要看明白墨客的创作意图。
《商山早行》是唐代著名墨客温庭筠的羁旅行役诗，是墨客离开长安时所作。首联“晨起动征铎，客行悲故乡”，阐述了墨客动身的韶光和心情。墨客已经起床而后，驿站催人登程的铃声才响起，从此足可见墨客急于登程上路的情态。次联“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 ”正是墨客“动作”的过程写照：出得门来，闻见雄鸡的啼鸣声还在催送着茅店西天的残月；行至溪前，瞥见早行人的脚印已经留在板桥的晨霜上了。是墨客的动作感不雅观而不是静态不雅观察，以是不能理解为名词句。
作为主谓句，上句的中央词是名词“声（啼叫）”，名词用如动词，下句的中央词是名词“迹（痕迹）”，用如动词。按照这种理解，我们可以用动词代入法“失落包”一下中央词：“鸡‘啼’茅店月，人‘踩’板桥霜”，放在全诗里也是畅通的。但是，不管你怎么换，总不如原作给人的印象深刻。
它的美在哪里？在于一个婉转和间接。首先说，中央词与被支配工具的关系在这里表现为墨客的纯主不雅观性。我们知道，主语对付宾语的支配每每是客不雅观的或是有因果关系的，如“我宴客”、“你用饭”，客被请和饭被吃是我和你的一种行为结果。诗中的“茅店月”和“板桥霜”的被支配，则是墨客的主不雅观感想熏染。是鸡的鸣叫声提醒墨客举头看到了茅店上空的晓月，是更早的行人留下的足迹才让墨客看到板桥上的晨霜。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
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
诗词不同于写实笔墨，表达的正是墨客的某种自我生理，它不须要客不雅观的精确来支持。正是这种内心感想熏染的表达，才会引起读者共鸣，才会千古不朽。“铁烧红了烫手”虽然是真理，但它绝不是诗。
由此进一步说，谓语中央词既然没必要与宾语发生真实的联系，使得中央词的选择变得极为宽泛，为墨客的情绪抒发供应了海天般的空间。就像“两个黄鹂鸣翠柳”、“门泊东吴万里船”、“高堂明镜悲白发”的“鸣”、“泊”、“悲”都与被支配的工具没有真实关系，再如“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等等，险些俯首皆是。拙作有一句“月弄庭前柳”，有诗友表示“弄”比“照”好，会产生很温顺的觉得。
摆脱了严谨的桎梏，墨客完备可以凭觉得选词。同一个“白发”，你可以悲，可以叹，可以恨，可以笑；同样，一个“秋虫”，你既可以闻、捕，也可以怜、怨。春花秋月、阔水长天，这些本无感情色彩的事物，只要你选择了一个很能寄托情绪的中央词，还会担心读者不共鸣么？
《谈诗说韵》文集收录整理的是作者本人与诗友之间平时的干系笔谈，内容包括我对诗词的认识，及声韵、对仗、句式等的体会，统共十四篇笔墨，并非系统的传授教化内容，对付诗词爱好者或有互换代价。虽然我已就此止笔，但仍将连续开放谈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