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出自赵之谦的印章边款，原印是这一方：
（赵之谦刻“钜廘魏氏”及边款）
赵之谦的印学理论大部分都在边款里。而这个边款，又是他浩瀚边款里特殊有名的边款，这是一首论印诗，论其在中国印学史上地位，我以为绝不亚于丁敬的那两首著名的论印诗，这是一首七言古诗：
古印有笔尤有墨，今人但有刀与石。此意非我无人传，此理舍君谁可言。君知说法刻不可，我亦刻时心手左。未见字画先讥弹，责人岂料为己难。老辈风骚忽衰歇，雕虫不为小技绝。浙皖两宗可数人，丁黄邓蒋巴胡陈（曼生）。扬州尚存吴熙载，穷客南中年迈大。我惜赖君有印书，入都更得沈均初。石交多有嗜痂癖，偏我操刀竟不割。送君惟有说吾徒，行路难忘钱及朱。
一、纵论天下，浙皖横站
赵之谦的印学主见，以这一首诗来说，是有划时期意义的，由于他提出了有笔有墨的主见，强调骨法用笔和笔墨韵味，如果不是这首诗中的理论，估计赵之谦也就不会成为印坛承前启后的大宗师。其浸染在于调和浙派的过分强调用刀以及皖派的过分强调书写（邓石如之后，更加明显）。
钜廘魏氏是指的魏锡曾，字稼孙，仁和人。赵之谦的好友，福建候补盐大使。篆刻鉴赏家，精于印论，印谱收藏家。印学史上并不多讲此人，但实在他也是一位主要的印学家，他所处的时期是吴让之与赵之谦并峙的时期，但这两个名家印谱都有魏锡曾匆匆成印行，并且年纪相差30岁的吴让之和赵之谦之以是有了交集，皖浙交汇，紧张源于魏锡曾。
同治二年，也便是1863年夏秋之际，魏稼孙从福州（当时赵之谦在福州避难，躲太平军）北上访问当时在泰州避难的吴让之（他平常多在扬州住，在泰州躲太平军），一方面是为吴让之集印谱，其余一方面便是将他集拓的赵之谦的印稿让吴让之审阅并作序，晚清印坛两位大师级的人物，隔空进行了一次关于印学的控讨。两人隔空辩论的印坛历史公案也由此而起，改天专说这件事。
书归正题，上面的诗大致的意思是：
古人的印有笔有墨，今人的印只剩下刀与石，这种道理也就只有我赵之谦还知道，除了你魏稼孙也没有别的知音可以谈论。你知道这个理论但是不奏刀刻石，我刻石的时候，心里想的这些理论，手上也做不到，没有看到字画就先开始批评了，批评别人随意马虎责备自己却难一些，老一辈的印人已经衰歇，很多人认为这是雕虫小技导致这项技艺近于灭绝了，浙宗、皖宗只有这些人：丁敬﹑黄易﹑邓石如﹑蒋仁﹑巴慰祖﹑胡唐﹑陈鸿寿。扬州还有一个吴让之，穷居南中而且年纪已经很大了。幸亏有你替我印了印谱，在都城还有沈树鏞，关于印石理论我们都有奇怪的癖好，偏偏我又不肯放弃，你要走了，我只能跟你说说我的徒弟，你将来别忘了钱式和朱遂生（这两个人都是赵之谦的弟子）。
一方面提出自己的见地：刻印章要有笔有墨；一方面环视当今天下的印人，列举了一些他认可的印人（赵之谦提到的这些印人，新人学印都可以分清派别，效法学之）。
赵之谦的这首诗里提到的这些人，皖派、浙派的全都有，丁、黄、蒋、陈是浙派的，邓、巴、胡是皖派的（或者说是邓派的），吴让之是邓的弟子。他认为这些人是践行有笔有墨精确理论的大家。实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赵之谦在这首诗里面已经用自己的有笔有墨的理论站在了更高的印学理论高度，即他认为皖浙两派在印学上是相通的，而且他自己是当本日天下印学足以傲视印坛的人物，乃至他自己的学生都值得提一下（不过终极那两位并未成大家）。
二、有笔有墨理论对付新人的一点启示
我之前专门就有墨有笔一事写过文章，本日再啰嗦两句。
我们临汉印，汉印里的笔墨遗意残余很少，比如：
（汉印“修合县宰印”）
整方印里的笔墨具有书法意味，均如用羊毫写出来的一样，这算是笔墨意味表现的比较好的，但我们临印时会临出来吗？比如县字的右边，笔顺是如何的，先刻哪一笔，后刻哪一笔，如果依照书法原则去刻，原印的笔墨意味则会表示的较好。但我们在临印实践中，这些笔画是通在一起刻的，既没有先后，也没有书法中笔墨的时序之美。由于他们在印蜕中也是连在一起不分的，新手每每把稳不到。
到了文人篆期间，这些笔墨意趣为文人所把稳，个中的最早的，是朱简（对，并不是邓石如），我们看他的印：
（朱简刻“汤显祖印”）
一方印中表示笔墨之意的地方很多，如
（把稳图中标出的笔画）
在朱简笔下，这些笔画已经不是像汉印一样打通处理的，而是把他们表达出来了哪一笔先写，哪一笔后写这样的时序之美，相同的还有：
（把稳图中标出的笔画）
赤色是先写出来先刻的，蓝色的是后写后刻的，两笔之间明显有断绝处。再比如：
（把稳图中标红处）
把稳图中标红处，均是书写过程中的起收笔，朱简都在刀法上做了特殊的处理。总之一方印中，既有切刀带来的明显的刀痕，又有汉印章法上的平正，又有书写意味，是笔墨与刀石情趣相得益彰的佳品。
近代邓石现在后的印人，则在“印从书出”理论的大旗之下，以自家书法入印，笔墨味得到了充分重视，乃至只把稳笔墨而不把稳刀情石趣的情形也有，但对付新人来说，在临写古人作品时，还是须要充分把稳笔墨味的。
（【老李刻堂】之141，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