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中原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相处的过程中，为了改进两国的关系，或者实现一种有条件的和平，每每会在签订和平协议的同时，伴以两种分外的赞助行为，那便是“质子”或者“和亲”。
和亲是通过将皇族的女性嫁给对方，建立一种联姻关系，来改进双方的关系;而质子则因此皇室子弟为人质，质押在对方国家，以此建立起一种和平。相对来说，“和亲”还带有一定程度的志愿性，而“质子”看上去则是一种委曲求全的被动行为。送过去的“质子”，在某种程度上便是对方威逼或者制约已方的一种工具，用“质子”建立起来的双方的和平关系每每比较生硬，也比较薄弱。但是历史上，特殊是汉唐两朝，为什么会盛行“质子”征象呢?“质子”对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有哪些关系呢?靠“质子”去建立起来的和平，又能否长久呢?
“质子”是民族关系的一种分外形式，与贸易关系、朝贡关系、和亲关系一样，都是维系两个民族关系的一种手段和沟通的桥梁。常日来说，送质子的一方都相对弱小一些，他们用送质子的手段，去取得相对较强大的一方的保护，取得自己对所辖地区的统治权。而接管质子的一方，则要承担对方的安全责任和经济上的一些声援责任，因此质子关系的本色，是一种权利责任关系。
一、质子制度的思想根本
历史上涌现的每一项制度，都有现实的根本，绝不是空穴来风。
古代主从关系之间，有一种礼仪，名叫“策名委质”。它是通过将自己的名字写在名刺上，投递给特定的一方，以此表达投名者乐意与接名者建立一种持久的从属与统辖关系。“策名委质”的过程，便是建立一种确定双方君臣关系或者主从关系的过程。
从汉代开始，中原王朝就把这种确立君臣关系的上古礼仪推而广之，将实在用范围扩大到民族关系的层面之上，在确定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宗藩关系时，“策名委质”得到了进一步的延伸。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建立主从关系，不再仅仅须要“投名”那么大略。由于这并不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主从，而是国与国之间的臣服，是“以国委质”。
古代宗主国与藩属国的关系，也有不同的亲疏关系种类。这几种不同的亲疏关系被称为“五服”，也便是甸服、侯服、宾服、要服和荒服。完备并入宗主国称为“甸服”;并入宗主国，但以公国或者侯国的办法存在称为“侯服”;被宗主国武力征服是为“宾服”;与宗主邦交界，建立朝贡关系是“要服”;阔别宗主国，没有固定的朝贡关系的是“荒服”。
正由于与少数民族国家的关系不同，以是中原王朝在处理这些关系时，会根据不同的“服”来定位，然后再制订详细的政策。比如汉代就将匈奴定为“荒服之国”，以是对匈奴关系的原则是“朝觐、贡赋、质子”。个中“朝觐”是一种象征意义，“贡赋”的哀求也很低，只要他们象征性的贡纳一些特产，而汉朝给予的回赐要远远高于匈奴人的贡赋。但是汉朝对匈奴“质子”看得很重，由于“质子”可以一定程度管束匈奴人，使其有所顾忌，同时也可以扩大汉朝对其他少数民族政权的影响力的震慑力。因此“质子”是三原则的核心。
二、“质子”的浸染和意义
“质子”作为一种权变之术，在另家面临存亡危急时，作为一种和解手段，能够最大程度的保护已方，因此有着悠久的历史。春秋期间，吴国攻打越国，越国在面临亡国之际，越王勾践便亲自做为质子，以身入吴，保存了越国，使得越人得到了休养生息的韶光，末了灭亡了强大的吴国;秦国为了破解六国合纵，也把秦始皇的老爸秦异人送到赵国为质，在赵国生下了秦始皇。而选入中学语文教材的《触龙说赵太后》一文，也是赵国求救于齐，齐国要赵国以长安君为质方肯出兵，赵国左师触龙说服太后，终极以长安君质于齐，换来了齐国出兵，解除了赵国被秦灭亡的危急。
“质子”在汉代被看做办理少数民族问题的主要手段，是由于这种手段能够不费一兵一卒换来和平。汉朝做为强大的中心王朝，把接管少数民族政权的“质子”算作是自己的专利，是泱泱大国的特权，只许可少数民族政权向汉朝派质子，而不许可他们之间互派质子。如果在其他少数民族政权之间互派质子的行为，汉朝会不惜发兵干预。由于在强大的汉朝看来，自己才是天下共主，是当然的宗主国，接管质子是自己的专利，绝对不许可其他政权问鼎这项权力。
对付“质子”的浸染，汉代大儒董仲舒的意见很有代表性。他说：“义动君子，动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可以仁义说也。故与之厚利以没其意，与盟于天以坚其约，质其爱子以累其心。匈奴虽欲辗转，奈失落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杀爱子何”。
在汉朝统治者看来，匈奴人是很难用仁义道德去教导的。要想他们不敢与汉朝开战，就该当让他们派出单于的爱子为质，这样匈奴才不敢冒着“失落重利，欺上天、杀爱子”的危险，才能确保和平的实现。
由于质子每每都是少数民族政权首领的爱子，他们将来继续王位的可能性很高，以是在他们到汉朝当人质的这段韶光，让他们尽可能多的学习汉朝的文化，“质其种裔，习我华风”，来改变他们掉队的风尚，也不失落为同化少数民族的一个举措。
少数民族政权的质子来到长安后，每次汉朝举办的主要活动，都会约请他们参加，让他们理解汉朝的文化礼仪，乃至还会付与他们一些官职，让他们最大程度的学习汉文化。
三、对质子的管理
来到长安当质子的各国质子，首先要遵守汉朝的法律。他们不是外交使节，没有外交豁免权，如果犯法，一样要受到法律的惩罚。东汉时楼兰国的太子入质汉朝，后来楼兰王去世，楼兰要求接回太子返国继位，但是由于楼兰太子在汉朝触犯了法律，正在下狱，汉朝谢绝了楼兰的要求。楼兰只得另立其他王子为国王。
汉朝设有大鸿胪寺专门管理四夷事务。这是一个以管理民族事务为主，兼管外交的机构。那些质子来到汉朝后，鸿胪寺会为他们供应专门的馆舍居住，这种馆舍有着统一的名称“蛮夷邸”。汉朝会根据入质的质子的背景、国力，安排鸿胪少卿或者从事去照顾他们的起居，安排他们的学习，安排他们不雅观摩汉朝的前辈文化礼仪。
汉朝对质子的学习生活非常重视，是由于只要有机会，汉朝都会去拥立这些质子，让他们去建立一个亲汉的政权。
东汉班超出使西域后，西域诸国莫不向化，纷纭臣服汉朝，贡奉不绝。只有鄯善王对班超等人一开始礼敬备致，后来匈奴青鸟使来到鄯善后，鄯善王对班超等人便疏懈冷淡。班超与从人三十六人夜袭匈奴青鸟使大帐，杀去世匈奴青鸟使，逼迫鄯善王遣子入质，归附汉朝。后来鄯善王去世后，汉朝失落败了匈奴人立鄯善王的阴谋，派敦煌太守宋亮送鄯善王子归国，杀了匈奴人立的鄯善王，以入质汉朝的鄯善王子为王，开启了汉朝与鄯善的友好关系。
一样平常来说，质子在汉是熟年限的，不会一贯当人质当到老。以匈奴为例，一样平常新单于继位后，便会向汉朝叮嘱消磨新的质子。从呼韩邪单于起，直到乌珠单于的近百年中，无一例外。当年匈奴壮大时，西域诸国纷纭向匈奴遣送质子，但是随着汉朝的强大，这些国家，包括匈奴在内，都转而向汉朝叮嘱消磨质子，臣服于汉朝，解释质子征象与一个国家的国力有着极大的关系。汉代的质子制度，也成为后世仿效的一项与少数民族政权相处的主要制度，一贯被沿袭和完善。
四、唐朝对质子制度的完善
在汉朝处理民族关系中大放异彩的质子制度，到了唐代有了空前的发展。唐代遣送质子入唐的国家和质子的人数都大大超过了汉朝。虽然唐代对少数民族地区普遍实施羁縻制度，但是质子制度仍是对外交往中一个很主要的方面。
唐朝与汉朝比较，民族政策比较开明，能够比较平等的对待少数民族政权，这是唐代民族政策的发展，也是质子地位变革的缘故原由。
从唐太宗开始，对少数民族的认识更加客不雅观和科学。李世民认为“戎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华不殊”，将少数民族的公民与中华的汉人放在一个平等的地位上。他对少数民族同胞也是“爱之如一”，因此被尊称为“天可汗”。
唐朝对少数民族地区普遍实施“德化”统治，避免武力弹压，而是用金帛厚结其首领，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羁縻统治。唐朝虽然也哀求少数民族首领将厥后辈派来长安来充当人质，但是并不以“质子”称呼，而是改以“宿卫”的名称，将质子称做是“选其酋首，遣居宿卫”，至少是在名义上改变了质子们的“人质”身份，表示了统治者的人性关怀。
唐朝的“质子宿卫”制度与汉朝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那便是这些“质子”们，每每都是主动哀求入唐为质的。这是由于一方面唐朝的“质子宿卫”制度非常健全，对少数民族基本上不存在歧视，以是少数民族的王子们都认为这是一项应尽的光荣责任。其余唐朝前辈的经济和文化，也无时无刻不在吸引这些年轻的王子们，很多少数民族地区的王子们都把到长安当质子当做一件光荣的事，是对自己的“镀金”，从而形成了争相入质的奇不雅观。
根据《新唐书》的记载，一旦入质唐朝的质子们进入大唐境内，边陲的都护府就要给他们发放文牒，并为他们配备汉人服装。质子们由都护府派人护送，一起上享受驿站的食宿和车马，到达长安后，由鸿泸寺评定品级，中心政府按品级给这些质子们付与散官，并发放赏赐，每月安排俸禄。如果海内有事，质公民哀求返国的哀求得到批准后，唐朝政府会为他们供应护卫。也有一些质子是受唐朝政府的叮嘱消磨，身负义务返国的，他们的安全和报酬就更有保障。
唐太宗时，波斯王卑路斯去世，李世民封在唐为质的波斯王子泥涅师为波斯王。但是波斯海内发生变故，已另立新王，泥涅师已无法正常返国继位。唐太宗便派裴行俭以出使大食为名，组织了一支武装使团，将泥涅师藏于个中。裴行俭的这支使团取道吐火罗和西突厥，对波斯进行奇袭，推翻了自主的波斯王，将泥涅师送上了王位。
唐朝非常重视少数民族地区质子的教诲问题。唐朝对质子们教诲的哀求也很高，哀求质子们通过学习，能“明习汉法，语兼中夏，知经国之要，察安危于古今”。他们到长安后，会被送入太学接管汉文化教诲，毕业后再送入宫廷学习唐礼，然后才能充任宿卫。有些质子由于各类缘故原由，一贯不能毕业，被称为“宿卫生”，还每每会受到其他质子的嘲笑。唐朝正是通过对这些质子的教诲，将汉文化不断向四海传播。
五、质子制度的衰亡
质子制度是伴随羁縻制度的发展到达顶峰的，因此它的兴衰与羁縻制度的兴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明清期间，质子制度的衰亡，是由于中心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实施“改土归流”的政策，改变了原来的羁縻制度，加强了中心集权，使得质子制度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明清之前的统治者，对少数民族衽因俗而治的羁縻制度，分封少数民族地区的首领为国王，实施国王对少数民族地区的世袭统治。为了担保他们的忠实，以是哀求他们向中心政府派出质子，做为臣服中心的一种手段，来达到中心王朝对这些政权的宗主身份。
但是明清两朝，中心政府对许多少数民族地区派出流官，废除了少数民族首领的世袭制度，在这些地区设置府、州、县，这些地区同王朝的其他地区一样，成为中心直接管理的地方政府，再也不须要用“质子”这种手段来巩固统治。以是在土官被废除之后，质子制度就成了无源之水，没有了存在的根本，自然也就退出了历史舞台。
不过清朝对蒙古王公子弟实施的“内廷教养”制度，可以看做质子制度的一种变通。蒙古的王公子弟十五岁就要送到理藩院，与清朝的皇子们一起接管教诲，是清朝统治者收买蒙古人的一种手段，强化了清朝和蒙古各部落的联系和掌握，密切了双方的关系，对北部边陲的稳定起到了主要的浸染。
质子制度在民族关系的历史上起过主要浸染，它推动了各民族之间的和平，给定了边陲的安宁，在不同民族之间传播了文化，为中华民族的大领悟和不同民族间政治、经济、文化互换都做出过贡献，乃至有些质子还为缓和民族抵牾、办理民族冲突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都是我们不应该忘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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