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也叫古体诗,与唐代成形的平仄严谨的格律诗相对而言。
若论期间,在唐人及后人看来唐以前的诗歌都算作古诗;唐代往后虽然律诗占主导地位,还是有人会刻意写作破律的诗,这部分也可以算作古诗,如李白的《古风五十九首》,杜甫的《美人行》《兵车行》等。

曾刚父旧藏丁惠康题《古诗源》书影

光绪三年《评比古诗源》书影

《古诗源》是清人沈德潜所选编的一部唐以前的古诗选集。
这是一部资料性的选本,唐以前的著名诗篇(除《诗经》《楚辞》外)大多数都已选录在内,而且还从一些古书中辑录了不少民歌谣谚,按时期分十四卷,共七百余首。
可谓:

古诗源终于有简体校注本啦 使览者穷本知变以渐窥精细之遗意

于古逸存其概,于汉京得其详,于魏晋猎其华,而亦不废夫宋、齐后之作者。
既以编诗,亦以论世。
使览者穷本知变,以渐窥风雅之遗意。

但此书几无人校改,学界盛行的一贯是白文本。
周明教授用五年韶光为之校注,校出错误百余处,并附有考释、表明、集评等内容考释讹误、阐释诗意、列明原诗出处等。

周明教授的《古诗源校注》,接管了近当代以来学者辨伪、订正、注释、考证、鉴赏的成果,详略得当,是目前唯一的简体校注本。

编选者沈德潜(1673—1769),字确士,号归愚,是清代著名的墨客和诗歌批评家。
除了《古诗源》之外,还有《唐诗别裁》《明诗别裁》《清诗别裁》等选本,流传颇广。

《吴中先贤谱》中的沈德潜画像

校注者周明,1937年生,1958年山东师范学院(今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
1978年考取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攻读中国古代文学史,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
1982年调江苏教诲学院任教,1997年退休。
1998年获国务院颁发确当局分外津贴。
揭橥学术论文39篇,专著《中国古代散文艺术》《文心雕龙校释译评》等。

古诗源校注

沈德潜 选 周明 校注

ISBN:978-7-100-18431-1

定价:268.00元

商务印书馆 2021年1月

周明教授为《古诗源校注》所作的序言较为详备地先容了《古诗源》的特点和代价,特录如下以供读者参考:

《古诗源》是清代著名诗选家沈德潜选编的一部唐前古诗选本,收录了从上古至隋代的古诗及歌谣680题700余首,按时期顺序分为14卷。
这是一部篇数不多而选目较稳妥且编排比较系统的精良古诗选本。

沈德潜说:“诗至有唐为极盛,然诗之盛非诗之源也。
”(《序》)他认为唐以前之古诗是唐诗之源头,以是他把选编的这部书命名为《古诗源》,意即“古诗为源”。

沈德潜手迹之一

《古诗源》的优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梳理古诗的发展进程,表现出符合客不雅观历史进程的诗史眼力

沈德潜把古诗的源头上溯至上古的“陶唐”时期,但源头的水是向前流动发展的。
为“使览者穷本知变,以渐窥风雅之遗意”(《序》),他按照由古至今的时序,选入了对唐诗兴盛有浸染的各代古诗,指出其发展的统绪。
他在《例言》中说:“上自陶唐,下暨秦代……穷诗之源也。
”“《风》《骚》既息,汉人代兴……就五言中,较然两体。
”(两体,即“古诗体”与“乐府体”。
)魏晋之后,“诗至于宋,系统编制渐变,声色大开”,至“萧梁之代,风格日卑”,“陈之视梁,抑又降焉”,但“梁时《横吹曲》,武人之词居多。
北音铿锵,钲铙竞奏……犹汉魏人遗响也。
北齐《敕勒歌》,亦复相似”。
“北朝词人,时流清响。
庾子山才华富有,悲感之篇,常见风骨,所长不专在造句也。

南北统一之后,“隋炀帝艳情篇什,同符后主,而边塞诸作,矫然独异,风气将转之候也。
杨处道(杨素)清思健笔,词气苍然。
后此射洪、曲江,起衰中立,此为之胜、广矣”。
从《例言》的这些语句中可以看出,沈德潜虽然尊“诗教”“风雅”为唐前诗歌的主流,但他也推崇“风骨”。
他说,晋代“太冲拔出于众流之中,丰骨峻上,尽掩诸家”,“后此越石、景纯,联镳接轸”。

这条主线其后虽时隐时显,但不绝如缕,由作为“汉魏人遗响”的北朝乐府民歌接续,至北朝墨客庾信“常见风骨”。
再今后,隋代墨客的风气逐渐转变,成为唐代陈子昂倡导风骨的先导。
沈德潜梳理出的这篇唐前诗史与刘勰《文心雕龙》中对先秦至(刘)宋古诗发展的阐述是同等的,而且增加了对齐、梁、陈、隋诗的评述,脉络是很清楚的。

与其《例言》相应,《古诗源》按时期顺序分卷编选了唐前的古诗作品,显示出古诗发展的阶段性。
例如,第一卷《古逸》,从史籍、诸子等书中采录了大量上古歌谣,使读者感知中国诗歌起源于上古歌谣,它们也是《诗经》《楚辞》产生的土壤。
这些作品有助于读者理解先秦诗歌的全貌。

其后,选入了汉代五言诗,刘邦、项羽、刘彻等人的诗篇悉数选入,所谓“苏李诗”与《古诗十九首》等汉代五言诗名篇亦尽收卷中。
汉乐府民歌也选入很多。
其后魏代墨客中的三曹、建安七子,魏末阮籍、嵇康的代表作品,充分地展示了建安风骨、正始之音的风貌。
今后,晋诗卷选入“三张二陆两潘(缺潘尼)一左”的诗作为太康之体的代表,以王羲之诗作为玄言诗的代表,以郭璞诗作为游仙诗的代表,以陶渊明诗作为田园诗的代表。
南朝宋代以谢灵运山水诗为代表,还有齐、梁永明体之诗,等等。
各种题材异彩纷呈,名篇佳作琳琅满目。
对宫体诗作家也有涉及,不过所选作品并非隧道的宫体。
总之,本诗选以时期分卷,以大墨客担纲,确实能显示唐前古诗发展的弯曲进程。

沈德潜手迹之二

二、重视有至情至性的雅正之作,所选均为经由历史磨练的传统名篇

沈德潜并不认为统统古诗都是唐诗之源,只有那些雅正且有至情至性的作品才入他的法眼。
沈氏论诗崇尚真情。
他说:“古人意中有不得不言之隐,借有韵语以传之。
如屈原江潭、伯牙海上、李陵河梁、明妃远嫁,或年夜方吐臆,或沉结含凄,长言短歌,俱成绝调。
若胸无感触,漫尔抒词,纵办风华,枵然无有。
”(《说诗晬语》)这个不雅观点与梁代诗评家锺嵘的不雅观点(见《诗品序》)是同等的。

沈氏所选都是动人的佳作。
对付有定评的名家名作他是不吝篇幅的,例如《古诗十九首》全选,曹操选8首,曹植选29首,谢灵运选25首,鲍照选35首,谢朓选33首,庾信选22首,陶渊明之作竟选入40首,险些涵盖陶公全部精良之作。
一些并不著名的作者,只要作品真情动人,也加以选录,如梁代卫敬瑜妻王氏的《孤燕诗》、北齐冯淑妃的《感琵琶弦》,虽是小诗,也颇有传诵的代价。

对付这些精良诗篇,沈德潜在评注中都作出简要点评。
如评蔡琰《悲愤诗》曰:“冲动大方酸楚,读去如惊蓬坐振,沙砾自飞。
在东汉人中,力量最大。
……由情真,亦由情深也。
”评《古诗十九首》曰:“《十九首》大率逐臣弃妻朋友阔绝去世生新故之感。
中间或寓言,或显言,反复低徊,抑扬不尽,使读者悲感无端,油然善入,此《国风》之遗也。
”评阮籍的《咏怀》曰:“阮公《咏怀》,反复零乱,兴寄无端,和愉哀怨,杂集于中,令读者莫求归趣,此其为阮公之诗也。
必求时势以实之,则凿矣。
”评刘琨之诗曰:“越石英雄失落路,万绪凄凉,故其诗随笔倾吐,哀音无次,读者乌得于语词间求之。
”这些评语均系真知灼见,多为后人评论这些古诗时引用。

对付历代民歌,沈德潜也很重视。
除先秦歌谣外,两汉至隋的民歌选入90多篇。
民间作品在《古诗源》中占的篇数是相称可不雅观的。
他对乐府体作批驳价很高,说“《庐江小吏妻》《羽林郎》《陌上桑》等篇,诗中之国风也”,“不雅观此可以知治忽、验盛衰也”(《例言》)。
对付这些民歌叙事、抒怀的朴拙动人,评语中屡见讴歌。
如评《孤儿行》曰:“极噜苏,极古奥,断续无端,起落无迹,泪痕血点,结掇而成,乐府中有此一种笔墨。
”评北齐咸阳王宫女所作之《咸阳王歌》曰:“深情出以婉节,自能动人。
一时文人诗,浅率无味,愧宫中女子多矣!

由于标榜雅正,《古诗源》中还选入一些思想上、艺术上都没有多少代价的庙堂之作,如唐山夫人《安世房中歌》、颜延之《郊祀歌》之类的诗篇,读者不借助古注,难以读懂。
我认为这是沈氏为装点门面不得不尔,他真正喜好的还是那些具有至情真性和风骨的作品。

三、把稳诗歌艺术的品鉴,辨别不同墨客独特的艺术风格

沈德潜选编《古诗源》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让读者理解唐诗之源,知道唐诗是如何接管前代诗歌的营养发展而来的,而且是向学诗者供应一个范本,供人揣摩。
他说:“不敢谓已尽古诗,而古诗之雅者略尽于此,凡为学诗者导之源也。
”(《序》)《古诗源》无注,但沈氏说:“为人启涂径,未能免俗耳。
”(《例言》)他为人启路子的方法是在诗作者名下、诗题之下或诗篇末端作简要的评点,如评曹操诗曰“沉雄俊爽,时露霸气”;评曹丕诗曰“子桓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
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评曹植诗曰“子建诗五色相宣,八音朗畅,使才而不矜才,用博而不骋博,苏、李以下,故推大家”。
这几则评语准确地指出了曹氏父子三人不同的艺术风格。

其评左思曰:“太冲胸次高旷,而笔力又复雄迈,熏陶汉魏,低廉甜头伟词,故是一代作手,岂潘、陆辈所能比埒!
”又评其《咏史》八首曰:“太冲咏史,不必专咏一人,专咏一事,咏古人而己之脾气俱见,此千秋绝唱也。
后惟明远、太白能之。
”这两则评语均为研究左思的学人反复引用,可谓的评。
评鲍照曰:“明远乐府,如五丁凿山,开人间所未有,后太白每每效之。
”评陶渊明诗曰:“清远闲放,是其本色,而个中自有一段渊深朴茂、不可几及处。
”这些评语指出了各个墨客独特的风格,没有深厚的艺术品鉴功力是道不出的。

对付乐府民歌的艺术特色,沈德潜也有独到的把握。
他说:“措词叙事,乐府为长。
”(《例言》)对乐府民歌与文人古诗艺术风格的差异也看得很准,例如评汉乐府民歌《陌上桑》曰:“铺陈秾至,与辛延年《羽林郎》一副笔墨,此乐府体别于古诗者在此。
”他对《古诗为焦仲卿妻作》的评论十分精彩,曰:“共一千七百八十五字,古今第一首长诗也。
淋淋漓漓,反反覆覆,杂述十数人口中语,而各肖其声音面孔,岂非化工之笔!
……作诗贵剪裁,入手若叙两家家世,末段若叙两家如何悲痛,岂不冗漫疲塌!
故竟以一二语了之,极长诗中具有剪裁也。
”他对这首诗的评价是相称高的。

对付大家之作的缺陷,沈德潜也不回避,如评陆机曰:“士衡诗亦推大家,然意欲逞博,而胸少慧珠,笔又不敷以举之,遂开出排偶一家。
西京以来,空灵矫健之气不复存矣。
降自梁陈,专工队仗,边幅复狭,令阅者白日欲卧,未必非士衡为之来源也。
……士衡以名将之后,破国亡家,称情而言,必多哀怨,乃词旨敷浅,但工涂泽,复何贵乎?苏、李、《十九首》,每近于风,士衡辈以作赋之体行之,以是未能动听。
”这一评论也证明真情是诗歌的灵魂,沈氏对此是十分重视的。

《古诗源》虽是一部精良的选本,也有不敷之处。

一是选诗甄别不精,选入了一些公认的伪作。
他在《例言》中说:“汉以前歌词,后人拟作甚夥,如夏禹《玉牒词》、汉武帝《落叶哀蝉曲》类是也。
词旨可取,不妨并登,真伪自可存而不论。
”诚然,先秦古歌有的出于伪书,沈氏选编之时,研究者尚未能确判其真伪,收入书中当可不论。
汉往后的一些诗篇,出处清晰可考,本可不误,但沈氏时有错冠其主名者。
如《河中之水歌》,最早采录之书《玉台新咏》题作无名氏“歌词”,《文选》李善注引作“古诗”,《艺文类聚》称为“古辞”,但《古诗源》却署为梁武帝作。
《西洲曲》,最早收录之书《玉台新咏》题为江淹作,《乐府诗集》收入“杂曲歌辞”,实是南朝乐府民歌,沈氏也将其归于梁武帝,均为失落误。

二是诗篇存有异文,不敷为怪,但有一些是明显的错字,沈氏未能勘正。
三是囿于儒家诗教的束缚,对六朝期间乐府中大量保存的《子夜歌》《读曲歌》之类的小诗,沈德潜称其为“诗中别调”,认为它们“郑、卫杂兴”,故概不入选,殊不知这些小诗也是唐诗所由出的。

《古诗源》这部著名的古诗选本,长期以来一贯没有较详的注本。
笔者蚍蜉撼树,加以校注,目的是想接管近当代以来学者辨伪、订正、注释、考证、鉴赏的成果,汇成一书,并不想让它成为一家之言,但并不即是说书中没有笔者的一得之见。
在此把编写《古诗源校注》的一些做法加以解释。

关于【考释】。
在各诗篇正文之后,笔者首设“考释”一项,在此用力最多。

其一是指出本诗的最早出处。
《古诗源》所选之诗在古代许多史籍、总集、别集、类书中均有收录,不免存有异文。
许多别集系后人搜辑而成,并非原貌。
找出其最早出处,可考见作品原貌,有助于辨伪和订正。
当然,笔者并非唯古是从,而是在订正中细心考辨,择善而从。
这项事情得益于逯钦立师长西席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

其二是辨析作品真伪。
有些作品经历代研究者考定为伪托,已成公论,如所谓“苏李诗”,笔者只加以确认。
有些学术界尚未确定真伪,笔者只先容辩论梗概,如蔡琰五言《悲愤诗》。
有些则提出个人一知半解,如论证世传陈琳《饮马长城窟行》非陈琳作,而系乐府古词;指出署名蔡邕的《饮马长城窟行》也是乐府古词。

其三是考定诗题之误。
如隋朝杨素之诗《赠薛播州》,查播州在今贵州遵义,且在唐初贞不雅观年间始置州,去世于隋代的薛道衡不可能到唐代才有的播州任刺史,考之诗篇内证,应为番州,即今广东广州市。

其四是考定诗篇写作韶光。
本书不设作者小传,但尽力考定诗篇写作韶光或作品本事,藉此可以知人论世,有助于把握诗篇旨意。

这项事情多参考本系先贤吴文治师长西席的《中国文学史大事年表》。
有时笔者也提出自己的一得之见,如曹植《杂诗》之一《高台多悲风》是思念其弟曹彪的。
考《三国志· 魏书》,知其异母弟曹彪在魏明帝太和六年(232)徙封楚王,身在万里之外的南方,身份已非吴王,也非白马王。
曹植于此年病故。
诗中说:“翘思慕远人,愿欲托遗音。
”由此推知此诗作于太和六年而非某些选注本说的黄初三年(222)。
又《仆夫早严驾》一首,旧说作于魏文帝黄初四年(223)。
考《三国志· 魏书》曹植在太和二年(228)由浚仪王改还雍丘王,此年八月魏伐吴,大败,大司马曹休亡。
曹植于玄月上《求自试表》,愿赴国忧,《表》中年夜方冲动大方之情与诗篇同等,诗曰:“远游欲何之?吴国为我仇。
将骋万里涂,东路安足由!
”故推知此诗作于此年,“东路”并非黄初四年由京城洛阳返回封国鄄城之路,而是由浚仪(今河南开封)返回雍丘之路。
黄初四年曹植与白马王曹彪泣别,是不会有这种年夜方之情的。

再如对陶渊明《游斜川》诗作年的考证,系吸取了袁行霈师长西席的研究成果,确定该诗首句“开岁倏五日”应作“开岁倏五十”(张玉谷《古诗赏析》此篇注曰:“《宋本陶渊明诗》作“五十”)。
由诗序中之“辛丑岁”(401)上推50年,知陶渊明生于东晋穆帝永和八年壬子岁(352),亡故之年在宋文帝元嘉四年(427),故墨客享年76,而非63。
由此,则陶氏年谱当重新编写,作品系年也当重新推定。

其五是对一些组诗的内部构做作重新认识,取得一些新的见地。
如左思《咏史》8首、鲍照《拟行路难》16首,旧说均以为非作于一时一地,与阮籍《咏怀》、庾信《拟咏怀》一样,是同题作品的搜集。
笔者研究后认为,左思《咏史》应作于晚年,是回顾生平经历、记述生平“心史”的组诗,按时序排列,内部有严密构造。
而鲍照的《拟行路难》似应作于青年期间,是墨客尚未入仕之时忧叹人生困难之作,很可能便是他向临川王刘义庆投献的那一组精品。

关于【表明】。
为《古诗源》中的诗篇作注,很难成为纯粹原创性的事情,由于能参考的古注和今注都很多,无需回避,也无法回避。
这些注释为笔者供应了很多便利。
笔者吸取了以往最好的注释成果,有时也提出自己的见地。
注释力求详尽,指出个中的通假字、语助词,并解析一些分外的句式。
有些句子,要注出词语的出处或典故的来源,这项事情多参考朋侪冯保善的《新译古诗源》,使我省去许多翻检之劳。
《古诗源》所选之诗在各种总集、别集中异文颇多。
本书不出校记,对主要的异文在各条注释中随文注出;沈书中有些确属错字,则在注文中改正。
这项事情依然得益于逯钦立师长西席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

关于【评论】。
本书在各篇表明之后设“评论”一项,选用了一些古今研究者的评语,以古代的评论为多。
这些评语有助于读者深入学习、欣赏这些诗篇。
个中有些是从《文心雕龙》《诗品》等书中摘引,更多的是从各种选注本或各种研究资料汇编中转录,在此特加解释。

本书以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竹啸轩初刻本为底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