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的历史险些和中国历史一样漫长，即便上古文学限于史料缘故原由每每处于无知状态，但晚至周代，中国文学史的信史时期就已然开启了，彼时的《诗经》和《楚辞》不仅代表着当时的北派和南派文学，也对后世上千年的古代文学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但事实上，对我们大多数读者而言，中国文学史彷佛是从唐代开始的：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一贯到当代文学。
我们许多人都可以很清楚地梳理清楚自唐始的中国文学史脉络，可再往前的历史，所知可就寥寥了。
美国历史学家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曾说，历史的连续性否认前后相连的时时代存在如此明显、强烈的反差。
唐诗堪称是中国文学史上无与伦比的一个高峰，但恰如任何历史阶段都不可能凭空涌现一样平常，唐代文学的发达气候，势必也可以在它的前面找到先声。
而我们顺着历史脉络往前爬梳，就会创造，在唐代文学之前，是六朝文学，一个被忽略已久的文学时期。
实在六朝文学并没有被完备忽略，比如我们都知道东晋的大墨客陶渊明，还知道“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中的庾信和鲍照，以及李白推崇备至的谢灵运。
这几人都是六朝文学中值得大书特书的文人。但恰如我们不能仅仅凭借李白、杜甫、白居易这几人就对唐代文学盖棺定论，同样的我们也无法仅凭上面几人来定义六朝文学。
六朝文学是几个朝代，几代文人共同谱写的文学气候，而不是几个人之间的自玩自闹。
因此全面地理解六朝文学，这是个别系的事情，而当我们完成这一事情之后，就会创造唐诗的气候，早在数百年前就已经埋下了伏笔。
《张一南北大国文课》六朝文学篇正是一个别系理解六朝文学的窗口。
这本书来源于作者的上课讲义，因此兼具科普性与学术性。在正式翻开六朝文学的面孔之前，张一南首先就这四百年的文学史划出了一个大致的框架。
六朝文学可以划分为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四个时期，每个时期又进一步分为前后两期：
汉魏时期（192-266）从蔡邕去世开始，到西晋建立。这一期间以魏明帝曹叡去世（239）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成为建安文学（曹植、曹丕），后期称为正始文学（阮籍、嵇康），建安和正始都是年号；
晋宋时期（266-479）包括西晋、东晋和南朝的第一个朝代宋。这一期间以西晋的灭亡（316）为界，分为前后两期。西晋文学是陆机和潘岳的时期，东晋和刘宋的文学是陶渊明和谢灵运的时期，这个时期还涌现了天才的墨客鲍照；
齐梁时期（479-557）包括南朝的齐和梁两个朝代，这一期间以南齐的灭亡（502）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南齐的文学，一样平常称为永明文学，这是王融和谢朓的时期；后期是南梁的文学，一样平常称为萧梁文学，这是萧纲和他的宫体诗的时期；
陈隋时期（557-618）包括南朝的陈和初步统一了中国的隋，同时也包括北朝文学，后者一贯不发达，直到陈朝灭亡，一部分文人北上之后才迎来了转机。这一时期的文人有何逊和庾信。
在划分出这个大致的框架之后，后续正文的篇幅基本按照韶光顺序依次讲述各个时期，各个期间的文人和他们的作品。
张一南在论述的过程中紧张参照了同样出于这一期间的文论著作《诗品》。张一南依照钟嵘对六朝文人的评价，将他们划分为四个象限：
第一象限的特点是“节制感情，讲求文辞”，代表人物是曹植、谢灵运和陆凯；
第二象限的特点是“不节制感情，讲求文辞”，代表人物是王粲、张华、潘岳等；
第三象限的特点是“不节制感情，也不讲求文辞”，代表人物是曹丕，陶渊明；
第四象限的特点是“节制感情，不讲求文辞”，代表人物是刘桢和左思。
本书论述的墨客们，亦即六朝文学的代表人物基本都可以列入上述象限当中。当然也有例外，比如阮籍就不属于上述的任何一类，而诸如陶渊明和鲍照等人，也无法被大略归类。
陶渊明是本书重点论述的墨客之一，他在其生前并没得到应有的地位，直到宋代才被重新创造，并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有名，也最主要的文人之一。
张一南在书中的论述表明，陶渊明并非一位可以大略归类的墨客，他的诗有各种类型，可以说是众体皆备。但大家记住的只是他的田园诗，并因此形成了一个刻板印象：陶渊明的诗便是田园诗。
进而把陶渊明不是这个风格的诗也按照田园诗的风格去解读，从而将陶渊明建构成为单一风格的墨客。
谢灵运是《张一南北大国文课》六朝文学篇另一位重点论述的墨客，钟嵘在《诗品》中给予了谢灵运很高的评价，仅次于曹植，位居第二（比较之下，钟嵘认为陶渊明只是个中品）。而在全体中古时期，都是谢灵运的时期，直到杜甫出来，谢灵运的第二名的地位才被取代，但地位还是很高。
谢灵运自己曾说，天下之才一石，曹子建八斗，他自己一斗，剩下的人一斗。在推崇曹植的同时，对自己的评价也不低。谢灵运的自傲也表示在了他的诗歌当中，张一南用“英雄欺人”来形容谢诗的特点，意思是说谢灵运写诗便是要让人看不懂，便是要写古人没有的履历。
这一点突出表现在谢灵运对付《易经》中典故的引用上，要想读懂他的诗赋，非得非常熟习《易经》，并且是用汉代经学的办法去读《易经》不可。
张一南对付谢灵运诗赋的这一特点的讲述非常精彩，书中写到，谢灵运不是独立地去看现实中的山水，而是透过他读过的文籍去看山水的。换言之，在谢灵运眼中，现实是不存在的，而只是一个“象”，然后他对着这个“象”去探求意义，跟他对着《周易》文本里的形象探求意义一样。
张一南在这本书中还重点提及了鲍照，由于他的诗歌对后来的唐诗有很大影响。
钟嵘对鲍照的评价是中品，这是基于鲍照的五言诗而言的。但张一南在本书中重点论述的不是五言诗，而是鲍照的七言古体乐府。
在鲍照之前，还没有像样的七言古诗，而鲍照的横空出世在形式上为乐府开启了一个新的纪元，在后来一度被齐梁歌行埋没，但终极又被杜甫等一群唐代墨客挖掘出来，成为唐诗的一大气候。
在《张一南北大国文课》六朝文学篇当中，作者张一南在讲述每一时期的墨客及其作品时，都因此一种整体意识来论述的，上面只是提及了几位我们相比拟较熟习的墨客。
但我们所熟习的，每每也只是他们的一个方面而已。诺奖作家索尔·贝娄曾说，我认为分类的戏码是一种排他性的设计。
任何分类、标签化的行为，对付墨客及其作品而言，都存在埋没个中丰富内涵的风险，这正是贝娄所说的“排他性”。
张一南在书中虽然也无法免俗地进行了分类，但她同时也强调，我们不应该单单关注标签所代表的内容，同时也该当意识到标签之外的丰富内涵，以免让自己自困于刻板印象的狭窄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