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
这是越地山中古道,历代改建,如今上山的路多是料石台阶。
石阶并不太陡,只是时有弯曲,一眼望不到尽头,逐渐深入绿色的林木丛中,正适宜假日三两人徒步。在山脚时,就见入口处停了不少自驾车。恰值周末,有不少人带着家人,来这城外村落边登山放松。
往上走,山道上逐渐见到本地人修葺掩护、拓宽的痕迹。路面很干净,掉落的竹叶都被扫到两边。时在深秋,南方的山色却仍显出葱茏,石阶两边,一起是浅绿色的大片竹园,或者深绿色的参差茶树。
辰光尚早,爬到半山,却陆续与一些登山的人擦肩。他们正不才山,有些还带着孩子,看着不像是上山又走转头下山的样子。山脚下村落里的朋友说有几条路可以上山下山,看来,这便是从其余的路上山的游客了。
正是当代城里人度周末的平凡样子容貌。然后,在这山中“碰着”了三百多年前的另一个城里人——张岱。山顶有寺,寺藏古人,古人张岱曾在这山上写下《避兵越王峥留谢远明上人》——
“避兵走层峦,苍茫履荆棘。住趾越王峥,意欲少歇息。谁知方外人,乃有孙宾硕。僧房幽且深,藏我同复壁。焦饭及酸齏,遂与数晨夕。一子又一奴,竟夺三僧食。萧然昼掩门,旬日九不出。寺僧百余人,谋面俱不识。一住过三春,两月生嫡。山窗静且闲,因得专著述。再订石匮书,留此龙门笔……”
越王峥是山名。
中国山多,但起了名的,大多数以“山”或“峰”为名,如泰山、珠峰。由于山多,分类也细,还有一些由于特色不同而区分的小类,数量相较山、峰为少,或者多涌如今古代。比如,高而大的山称岳,高而险的山称嶂,小而高的山称岑,小而尖的山称峦,土堆成的山称丘,顶上通路的山称岭……像如今在川中,从龙泉山凉风垭口向西拍摄成都,景象好的日子,可以见到远处横断山脉的群峰——贡嘎山、中山峰、嘉子峰,还有玉轮弯弯岗、城墙岩、马桑坪、红山顶、小雪隆包……唯有“峥”,是绝然少见的。
“峥”字,多见于“峥嵘”合体,指山势嵬峨,突兀耸立。与它类似的山字旁之词,如峻峭、巍峨乃至波折、嶙峋之类,都未见用为山名的。见越王峥之前,我也未见“峥”字为山名的。当地人只称此山为“越王峥”,而非“越王峥山”。
越王峥,在历史中实在也有“山”名,如栖山、越王山、越栖峰……但人们终极认可了“越王峥”。这里是会稽山支脉,今属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夏履镇,正当于绍兴柯桥区夏履镇与杭州萧山区所前镇之间。山上有道,一边通夏履,一边通所前。
听说,此山曾是越王勾践兵败于吴国后,栖驻残兵自保之地。山上至今有走马冈、伏兵路、洗马池等故址地名。想来,本地人在历史中末了选择了“峥”字,除了取它山势的形意外,一语双关,也包含了对越王驻兵、浊世争胜的烽火影象吧。
古越国太远,两千多年后,明清之际,在张岱这里,越王峥是实在的烽火影象。
于张岱生平而言,越王峥是分外的。这是他人生巨变、浊世颠沛的第一站,是张岱之以是成为我们这些后代人眼中的张岱,统统的开端。
清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张岱遭逢浊世,清兵攻陷绍兴。两年前,崇祯帝在北京自缢殉国。到这时,时局的变革终于真真切切到了面前。时年虚岁已五十的张岱,带着一子一奴和《石匮书》等稿本,离绍兴城,亡命绍兴城外越王峥,避难山中。
今人知张岱者,多不会不知他的《陶庵梦忆》。读张岱的《陶庵梦忆》而深有触动的,是一个人临盆生巨大迁移转变的人,在浊世中一点一滴回溯承平岁月的影象,仿佛要把已逝去不可挽回的时期、亲友、风尚都留在笔墨里,又由于他的经历、心境、技法,彷佛不仅止于此,有了超越韶光与个体的传染力。
差不多是在这一年,于颠沛流离中,张岱完成《陶庵梦忆》初稿。此时,间隔他“拏一小舟,拥毳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已过去十四年。在张岱那里,“今昔”相对,真如大梦:
“陶庵国破家亡,无所归止,散发入山,駴駴为野人。故旧见之,如毒药猛兽,愕窒不敢与接。作自挽诗,每欲引决,因《石匮书》未成,尚视息人间……
“饥饿之余,好弄笔墨。因思昔日成长王谢,颇事豪华,今日罹此果报:以笠报颅,以蒉报踵,仇簪履也。以衲报裘,以苎报絺,仇轻暖也……
“鸡鸣枕上,夜气方回,因想余平生,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今当黍熟黄粱,车旅蚁穴,当作如何消受。遥思往事,忆即书之……”
这篇《陶庵梦忆》的自序中,张岱回顾当年“颇事豪华”“繁华靡丽”,如今却是“散发入山”“瓶粟屡罄”。五十岁的张岱慨叹,五十年来,“过眼皆空”,“总成一梦”。
张岱家并非年夜富,家族出仕者官位也并非多么高显,只是累代仕宦,余荫与家私总还可不雅观,又成长、生活在绍兴这样的城市——到晚明之时,杭州、绍兴等江南之地,在全国来说,已属物质生活发达之地,可算真正经历了繁华。我们可以想象,越是见过繁华,在天翻地覆的浊世到来时,从富庶到赤贫乃至三餐难济,当饥饿之余,又想起当年成长于仿佛王谢豪门的生活,就越是显出世事变化之重、之沉。
越王峥,是张岱这段转头无路的山中岁月的开端。时局的变革和二心坎的坚持,已使他再不可能享受当年的闲适优渥,乃至深陷、挣扎于饥寒困苦中。
在留给远明上人的五言古诗里,张岱详述了逃难越王峥的经由。越王峥上有古寺,名为深云。深云寺之名,至今仍悬山巅。据今人姚剑敏考辨,寺中曾有明代王阳明所撰的《夏仙思公祠碑》,述深云寺的由来:
“山栖岭者,山邑之险道也。其岭因越王保会稽时,栖息个中,遂名越王峥。汉唐以来,林深箐蜜,人迹稀少。迨南宋时,有猛虎毒蛟盘踞其地,居民苦之。夏氏仙思公勇而好义,仗剑入山,觅蛟与虎而斩之。开辟荒山,遂建深云寺。年夜公殁后,塑像于寺之傍庑。每岁正月初二,夏氏子孙上山拜会,寺僧设斋接待,不忘仙思公之德也”……
由春秋至汉唐,越王峥由屯兵之地,重新变成了人迹稀少、虎蛟盘踞的地方。南宋时,北方南渡,以杭州(临安)为中央,绍兴恍似京畿之地,越王峥重新开辟。深云寺得以建立。寺有兴废,深云寺到明清之际,已有僧众上百。
张岱到时,寺中僧人远明收留了他,让他深藏在禅房中,隐匿行迹,“萧然昼掩门,旬日九不出”,乃至住了三月,“寺僧百余人,谋面俱不识”。山寺岁月虽困难,他带着一儿一仆,吃着焦饭、咸菜,却得以专心整理自己的著述。但就连这样的日子也难以保全。有一天他被人认出,透露,只好仓促离寺,另寻藏身之地,乃至没来得及和收留他的僧人告别。
离开越王峥,张岱不得不躲避到更远的嵊县山中,家财散失落,生活更加困顿。在一系列和晋代隐逸躬耕的墨客陶渊明的诗中,张岱曾序道:“丙戌玄月九日,避兵西白山中,风雨凄然,午炊不继。乃和靖节贫士诗七首,以寄剡中诸弟子。”时局稍歇,张岱又迁徙避居绍兴城外的项里。藏身项里时,他曾回顾之前蛰居的越王峥:“我亦忧秦虐,藏形在越峥。”(《项王祠二首·山阴项里·其二》)
汉学家史景迁说,明亡后到顺治二、三年,即1644到1646年间,张岱逐步体认到后来结集成《陶庵梦忆》的文体特殊适宜追忆夙昔。我们也得以在日后分享他“心灵永无休止的探索”。但浊世流落,避兵山中,在困难的逃难中,他真正念念未曾忘的,并不是“陶庵梦忆”,而是一套史籍——《避兵越王峥留谢远明上人》也写到了:“山窗静且闲,因得专著述。再订石匮书,留此龙门笔。”
《石匮书》,张岱在逃难的慌乱中也不忘携带的书稿。“石匮”,是汉代史家司马迁保存史料的所在。“龙门笔”,即龙门笔法,是后世对司马迁史籍笔法的代称。《石匮书》是张岱追慕先哲司马迁撰写的史籍。
它并非起念于家国沦亡之时。在《石匮书》自序中,张岱说,“余自崇祯戊辰,遂泚笔此书,十有七年而遽遭国变,携其副本,屏迹深山,又研究十年而甫能成帙”,即早于明亡前十多年,天启朝落幕、崇祯继位时就已开始动笔。其书“上际洪武,下讫天启”。到逃难越王峥等山中时,《石匮书》已有雏形,以是张岱能“携其副本”,在深云寺中专心修订。
《石匮书》对张岱有多主要?他避居嵊县山中时,有和陶渊明挽歌辞三首,个中一首讲到“千秋万岁后,岂遂无荣辱。但恨《石匮书》,此身修不敷。”《陶庵梦忆》自序中说得更明白:“作自挽诗,每欲引决,因《石匮书》未成,尚视息人间。”经历亡国丧家之乱后,张岱也想过求去世——他的好友祁彪佳在顺治二年投水自尽。支撑他活下去的最大动力,是《石匮书》还没修完。
如果说崇祯初年开始动笔这套明史时,还只是追慕司马迁,那么,当1644到1646年,亲自经历故宅离乱,张岱就更能体会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所说的,“以是哑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猥琐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原来只是一个明朝人写洪武至天启的历史,现在,则真正成了追索一段王朝兴衰败亡的历史。顺治三年,带着一子一仆与《石匮书》副本上山,走在古人古道上的张岱,会想着什么呢?是否深怀对承平的回顾?四面草木葱茏,安静如常,仿佛昨日优裕从容的生活还在。山外却已烽烟四起,宁静不再。
草木有消长,山石却无改,曾照见古人的仓皇与持守。此山与他山,草木与山石大概并无异样,却由于经由此处的人,变得意蕴沉沉。
我从越王峥另一真个嵌草石饼路下山时,正碰着一群小朋友在老师的带领下野外授课,辨识植物。他们大概还不会知晓,几百年前,有一个古人,在这宁静的山中探求安定的生活,书写支撑他生命的史籍。也好,交卸山间草木之气,知晓草木鸟兽之名,不正是安宁的意义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