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从更细微的格律上来说，诗分古体诗和近体诗:古体诗不讲究平仄，也多数不固定句数和字数，有时会有是非句交杂的杂言体；近体诗则有固定的字数和句数，没有是非句，也讲究平仄及韵脚。但词既包含了古体诗杂言的形式，也包含了近体诗所讲究的平仄和韵脚。至于曲，形式比词来得自由，字数较不固定，有时连句子都可以增加。此外，曲常常利用衬字，便是在原来的曲牌中规定的字数外，基于让语气或语意更完全、增长声音情绪等缘故原由，可随意增加一些字，让歌词的内容听起来更为活泼、浅白，唱的时候，这些字常日都是轻轻带过的。这些衬字可以随意增加，乃至有过衬字比歌词本身要来得多的作品。
有些曲牌是延续了词牌，内容格式险些一样，例如“念奴娇”，这时就可以用有无衬字来分辨到底是词还是曲。但要把稳的是，曲的字数或句子可以增加，是就其曲牌本来的正字而言，衬字是不算在内的。再从音律上说，近体诗不论五言、七言、绝句、律诗，都有固定的平仄，而词也有固定的平仄，但其固定的平仄是根据词牌不同而有所变革的，以是不像近体诗纯挚。这一点，曲也是一样的，每个曲牌也会有规定的平仄，而且比诗、词更加严格。
末了，就诗、词、曲整体的风格而言，清代李东琪曾概括地说：“诗庄词媚曲俗。”诗，适宜言志，古人多数拿来写比较严明的议题，如自己的政管理想、人生志向、社会关怀等，所以是庄严的；而词，多用于抒怀，又常写男女情绪，相较起来是较为女性化、妩媚的；而曲，题材博杂，措辞也是最为口语的，虽然诗、词有时也会用方言、俚语等，可是都不及曲来得多，以是曲比较浅近易懂，更加普通。经由比较，我们可以得知，诗、词、曲三者，有相同类似之处，也有许多不同之处。由于三者又有发展上的先后以及干系性，以是又有人把词称为“诗余”，曲称为“词余”。
词还有许多别称，较常见的是“乐府”，由于词和乐府诗都是配乐而唱，以是就有人把词称为“乐府”，但实在这两者有很大的不同。词又可称“是非句”，这是由于很多词都是是非句的形式。词还有前面提到过的“诗余”这个别称，除了由于词与诗有发展上的关联性以外，也是由于词在一开始不被文人看重，视为“小道”，是写诗之余才去作的。这些别称常见于词人的词集名，如《东坡乐府》便是苏轼的词集，《稼轩是非句》是辛弃疾的词集；而《草堂诗余》则是宋代的词选，依据词的主题将词进行分类，方便歌伎在不同的场合中选唱合宜的歌词。
词还有比较特殊的别称，如“琴趣”或“琴趣外篇”。这个典故来自陶渊明，根据《晋书·陶潜传》的记载，陶渊明不太懂音乐，但却有一张没有弦的琴，每与朋友聚会，就操琴唱和，并说“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表示只要能理解琴本身的意见意义，又何必用弦来发生发火声音呢？后来“琴趣”就成了词的别名。词人的词集也有以“琴趣”命名的，如《醉翁琴趣外篇》是欧阳修的词集，《淮海琴趣》便是秦不雅观的词集。
有时候，词、曲也会有混称的情形。例如唐代时，词实在叫作“曲”，或者又称“曲子词”，而现在所谓的元曲，在元、明时又常被称为“词”，紧张还是由于这两种文体都和音乐有关，又都是歌词，在发展上也有关系的缘故。实在，文体的演化与特色，都是自然而然发展出来的，一开始难免会有些混乱，或是在演化过程中产生一些新的不雅观念与意义，因此才会产生某些文体名称稠浊、涌现别名等情形。有些人乃至认为词的那些别称不好，但这倒也无须过分深究，主要的还是能理解“词”这个别裁的真正内涵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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