龟兹“天书”重见天日：
清光绪十五年(1889)，英国驻喀什葛尔领事，叮嘱消磨英国中尉情报军官鲍尔，追捕杀害英国著名中亚探险家安德鲁·达格列什的阿富汗籍凶手达德·穆罕默德。当有说凶手已逃到库车，住在县城南的一个车马店里，鲍尔立即跟踪到库车，到车马店追捕。结果，追捕未遂，致使鲍尔心烦意乱，为了肃清心情烦闷，特去酒馆喝了一下午的酒。然后躺在旅社的床上叹气!溘然一阵开门声打断了他的思绪，走进门的是位名叫古兰·珂迪阿吉的维吾尔族人，他手捧一本书问：
“你要买这本古书吗?”
鲍尔看了下用木板夹着的厚书，是写在桦树皮上的梵文手稿，共51页。虽他不认识这种笔墨，他推测，这便是传说中的中国蝌蚪文。抑制不住心中的惊喜，鲍尔决定买下这本书，然后问道：
“这本书是从哪里找到的?”
“是从城郊一座废墟里挖到的。”
维吾尔族人并答应鲍尔去创造这本书的地方，第二天两人到郊野转了一天，也没有找到创造古书的地方。
自此，埋没在几千年历史尘埃中的龟兹天书重见天颜。但对中国人来说，《鲍尔古书》丢失的伤痕却是无法填补的。
龟兹“天书”的释义：
鲍尔再也无心追捕凶犯，次年他带着这本古书来到印度的西姆拉木，找到正在印度讲学的英国著名学者、东方学家霍恩勒教授解读，他很快鉴定出这是一部公元5世纪，即中原王朝南北朝期间，用婆罗谜字母书写成的梵文手稿，内容是关于巫术与医药的古书。于是被亚洲皇学会命名为《鲍尔古本》，这本古书于1890年11月5日，在加尔各塔第一次展示，在《孟加拉亚细亚学会纪要》上第一次影印公布原文。霍恩勒从1891年3月开始，全力研究这本古书，直到1912年出版《鲍威尔古本》一书，用长达21年的韶光，解读、考释、刊布事情才发布完成。
龟兹“天书”的巨大影响：
“这是一部无价的书”。各国学者也同等认为，它是世上现有的最古老的书本之一，它的代价是无法估量的。《中亚考古学》认为《鲍尔古本》的创造，是历史上一个具有划时期意义的事宜。《鲍尔古本》涌现之后，燃烧器欧洲大陆对中国西域探险的狂热。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日本、德国、法国、瑞典、英国等纷纭问鼎西域，龟兹故地是他们盗取文物的重点。与龟兹文化有关的大批文书、雕塑、壁画流失落国外，成为中国人永久抹不掉的伤痕史。但也不可否认，这些西方探险家、考古家，便是利用所获取的龟兹文物，开了龟兹文化研究的先河。同时，也推动了我国老一辈学者，拉开了龟兹文化研究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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