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行科举试法，以引发士人习法读律
唐朝统治者经历了隋末炀帝“宪章遐弃”“不以官人违法为意”甚至须臾覆亡的历史变局，深刻认识到官员习法读律的主要性，在科举考试中开设明法科。宋朝也以法制相尚，将法律引入科举考试，又命“诸科始试律义”；“立新科明法，试律令、《刑统》大义、断案”。科举试法的创新，改变了“晚世士大夫，多不习法”的风气，引发了士人习法读律的积极性。苏轼在《戏子由》中说：“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他认为，读书人只有熟读并精通法律才能辅佐天子管理好国家。又如，苏辙在《送傅宏著作归觐待不雅观城阙》中说：“胶西前辈郑康成，千载遗风及后生。旧学诗书儒术富，兼通法律吏能精。”“兼通法律”反响了当时读书读律、既崇儒术亦申律学的时期特点。再如，理学家陈襄在《和郑闳中仙居十一首》中说：“忧民极反覆，责已未精密。法律行随手，诗书坐满箱。”可见，读书读律已经成为宋代士人日常生活的主要组成部分。
重视考课之法，以提高官员军队本色
中国古代的职官考课是对官吏才干和职守的考察，据此“黜陟幽明……黜退其幽者……升进其明者”，以使职官“纳于百揆”而“无废奇迹”。苏洵说：“有官必有课，有课必有赏罚。有官而无课，是无官也；有课而无赏罚，是无课也”。考课将惩贪与奖廉联系起来，有助于官吏勤于职守和提高官员军队整体本色。古代诗词中不乏考课奖廉的记载。例如，宋代采“磨勘”之法，考课京官或幕职州县。宋人毛直方在《赠督师曹将军》诗中写道：“将军名已草木知，兵戈俎豆睢阳时。已分勾当江南归，流芳奕叶今孙枝……”此处“勾当”是指经审计司审计“给受奉料”“兵马亡命收并之籍，诸司库务给受之数”等情形。从“已分勾当”结果来看，曹将军清明净白，故磨勘后迁转官阶，荣归江南，“流芳奕叶今孙枝”。又如，明代采“考满”之法，考绩内外官。明英宗正统四年，况钟任满赴京述职考绩，七邑耆民为其饯送，他为此口占四首。诗句“清风两袖去朝天，不带江南一寸棉”和“停鞭静忆为官日，事事堪持天日盟”，充分展示了他任苏州知府的九年内，在处理地方政务和职业操守方面的任务担当与超然洒脱。
倡廉吏执良法，以推进实现善治盛世
中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和文人大多将廉吏执良法视为达善治、出盛世的主要条件。据《睡虎地秦墓竹简》，“明法律令”者为“良吏”，“不明法律令”者为“恶吏”。李商隐在《行次西郊作一百韵》中追述了唐前期涌现安定繁荣景象的缘故原由之一是选人得当，官吏清廉。诗曰：“官清若冰玉，吏善如六亲。”又如，南宋诗词家刘克庄任潮州通判时，州里一个姓魏的录事离任，他作《送魏录事》以诗送别：“君去民称颂，吾州录事廉。平心决蛮触，恕笔谳髠钳。遵法仁人勇，持身处女严。城中旗傍盛，不欠恶诗拈。”在诗中，他称颂魏录事是一个清廉方正之人，以公正公道之心裁判狱讼、施行刑罚，坚守法度有仁人之忠勇，谨严持身有廉明之节操。此外，也有墨客从戳穿现实的角度反证良法与廉吏雷同一的主要性。唐德宗建中元年颁行两税法，以减轻农人包袱。然而，随着政治腐蚀和吏治败坏，两税法逐渐偏离了立法初衷。白居易作《秦中吟十首·重赋》，诗句“国家定两税，本意在爱人”和“奈何岁月久，贪吏得因循”形成光鲜比拟，戳穿了两税法因吏治败坏而沦为贪吏苛捐杂税工具的残酷现实。
重办昏
“国家之败，由官邪也。”这是古人对付官之于国的主要性的基本认识。历代开明统治者均奉行“明主治吏不治民”理念，通过重办昏
严格御史选任，以保障监察职能发挥
监察机关以纠弹“官邪”为主要职掌，监察官作为天子的“线人之司”，位卑而权重。因此，历代均重视监察官的选任，首重其道德品质，非具备刚毅刚烈廉明、忠于职守、不畏权贵、不徇私情的风骨不得任用。此外，监察官还必须科举正途出身，明法律令，有地方实际事情履历。由于监察官严选严任，历史上涌现了一批刚毅刚烈不阿、纠弹不法、名垂青史的监察官。明宣德年间，监察御史吴讷受朝廷之命，巡按贵州，稽核“三司”吏治。在返京途中，有人称奉“三司”之命向巡按大人赠送黄金百两。吴讷不接赠送，反取纸墨笔砚，在礼盒上作《题礼盒》诗，以示回绝：“萧萧行李向东还，要过出息最险滩。若有赃私并土物，任教沉在碧波间。”读罢此诗，巡按御史吴讷风骨凛然的一身正气跃然呈现。又如，明嘉靖三十二年，监察御史杨继盛上书《请诛贼臣疏》，力劾严嵩，后遭诬陷入狱。他在狱中作《言志诗》：“饮酒读书四十年，乌纱头上有上苍，男儿欲画凌烟阁，第一功名不爱钱。”这些监察官严格履职，对掩护国家纲纪发挥了主要浸染。（中国政法大学 张京凯 ，本文刊登于《中国纪检监察报》2022年1月20日理论周刊第8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