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至20世纪初各式琥珀（含蜜蜡）制品
（2011 年佳士得拍卖）
这些琥珀光荣恰与《博物要览》中的琥珀分类相对应
一、上古的琥珀：“育沛”与“遗玉”
琥珀的上古之名蕴藏在《山海经》里。《山海经·南山经》中有：“南山经之首曰山，其首曰招摇之山，临于西海之上……丽麂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海，个中多育沛，佩之无瘕疾。”关于个中的“育沛”，东晋郭璞的《山海经注》中未详谈。民国章鸿钊则认为“育沛”可能来自地方语音，在西汉后变成“琥珀”，与现今流传的“琥珀”同义。然而，“育沛”在《山海经》中仅涌现一处，这令后者本就软弱的论点更不成立，仅能姑且听之。
与之比较，上古名称“遗玉”的内涵更为丰富，它也出自《山海经》，共涌现四次。《山海经·外洋南经》中有：“平丘在三桑东，爰有遗玉、青鸟、视肉、杨柳、甘柤、甘华，百果所生。”《山海经·大荒南经》中有：“有南類之山，爰有遗玉、青马、三骓、视肉、甘华，百谷所在。”《山海经·外洋东经》中有：“
丘（音嗟，或作髮）爰有遗玉、青马、视肉……”《山海经·大荒东经》中有：“东北外洋又有三青马、三骓、甘华。爰有遗玉、三青鸟、三骓、视肉……”
东汉的棕赤色螭形琥珀雕件（广西博物馆收藏）
1955年出土于广西贵县（今贵港市）火车站34号墓
高1.2厘米，直径5.4厘米
在此四处，“遗玉”的涌现场景大同小异。个中，《山海经·外洋南经》与《山海经·大荒南经》，《山海经·外洋东经》与《山海经·大荒东经》的相似度更高。笔者判断，这是关于我国东南地区两组不同期间相似敬拜活动或场景的描写，可见“遗玉”在上古的部落时期，就已经被视为珍品记录下来。
郭璞在表明《山海经》时，将“遗玉”表明为玉石。清代吴任臣则在《山海经广注·卷八》将其注疏为“瑿玉”，有“松脂千年为茯苓，又千年为琥珀，又千年为瑿”的描述。此注又被郝懿行采纳，记载在《山海经笺疏》里。
东汉初年黄金镶琥珀、玉髓、绿松石腰带扣（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收藏）
宽5.7厘米，高9.5厘米
上述注释的韶光跨度有点大，如果回到上古，其论点可能更为可信。东汉《说文解字》里，虽然没有关于“遗玉”的词条，却有其存在。在《说文解字·玉字部》里，有一个关于“
”的词条，其释义为“遗玉”也。由此而言，“
”便是“遗玉”。在字形上，“
”与“瑿”高度近似，可能便是“瑿”的异体字。“遗玉”和“瑿玉”的发音也相似，以是两者指向同一事物，大概也是有可能的。
二、从“虎魄”到“琥珀”
我们现在所知的宝石名称“琥珀”起源于上古末期。与玛瑙等很多宝石名称一样，琥珀之名也来源于丝绸之路，只是它的起源不如玛瑙明朗。后来，琥珀和玛瑙一样，也成为“佛家七宝”之一，个中的细节我们不在此进行描述。
与其他同为“佛家七宝”的珍宝比较，琥珀在古代主流社会中的存在感普遍略低，不过在辽代（907年—1125年）曾涌现例外，琥珀一度是辽代契丹贵族心尖上的珍宝。内蒙古通辽市的辽代陈国公主墓出土的大量琥珀陪葬品，是出土琥珀最为集中的考古创造。
辽代琥珀凤纹簪饰（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收藏）
宽2.5厘米，长8.6厘米，这种颇具唐代遗风的染色琥珀制品，从辽代一贯盛行至元代
琥珀最早名为“虎魄”，涌如今西汉《急就篇》里，这是史游在汉元帝期间（前48年—前33年）编撰的一本学童识字书。此时，距丝绸之路的开通已有半个世纪，“虎魄”之名在中原早已家喻户晓。到了东汉末年，它被收录到《广雅》里。
到了南北朝期间，震荡的时局带来思想的解放，此时的宝石名称富有创意且较为随意，将古人对名称流变的文化方向表露无遗。笔者按照“琥珀”在汉代到唐代的干系文献中的涌现顺序，对其名称进行了网络。
“琥珀”名称进化表
“虎魄”之名的构思与玛瑙的“马脑”之名相似。可惜，笔者没能找到南北朝期间的文献来佐证，只在《本草大纲·卷三十七·琥珀》里找到了李时珍的阐明：“虎去世则精魄入地化为石，此物状似之，故谓之‘虎魄’。俗文从玉，以其类玉也。”著作中记录的传说，为我们勾勒出“虎魄”变为“琥珀”的渐变模式。
“虎魄”大约最早涌如今汉武帝时期，到汉元帝时已遍及，东汉后此名不变。在南北朝期间，古人便开启了它“俗文从玉”的本土化进程，先后涌现了“琥魄”“虎珀”“琥珀”。有趣的是，这几个名称险些同时涌现且被相互交替利用，乃至在同一篇文献中也会涌现不同写法。这种征象贯穿于全体古文献中，在《太平御览》里尤为明显。
辽代“叠胜”琥珀盒（辽宁博物馆收藏）
高9.8厘米，宽5.6厘米，盒为一盖一底，有子母口，可以扣合，盖底同式，并同样阴刻欧体楷书“叠胜”二字，1967年出土于辽宁阜新的红帽子乡塔营子辽塔地宫
笔者将这四个名称在文献中的涌现次数进行比对，将涌现次数最多者列为“最受欢迎”，其受欢迎程度从高到低依次为：“琥珀”“虎魄”“虎珀”“琥魄”。我们可由此推断，只管关于“虎魄”的来源并没有更早的阐明，但古人对付琥珀“虎去世则精魄入地化为石”的传言笃信无疑，而且将其作为一种潜意识文化，代代流传。由于这个缘故，只管琥珀终极在进化当中良好出来，但古人的骨子里从未忘却它的原点，还是时时将“虎魄”之名拿出来抖一抖。以是，它排到第二。
元末明初琥珀龙纹摆件（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收藏）
长7.6厘米，宽2.9厘米，高12.7厘米
“兽魄”之名在上述排列中显得十分冒昧，而且在韶光点上也有一些脱节；更主要的是，它的利用量非常少，彷佛只涌如今《隋书》。可是，它出自魏征之手，又让人不可忽略。难道治国高手也要在起名这样的雕虫小技上略试技艺，希望从而留名史册？
宋代王不雅观国《学林·卷七·琥珀》里的一句话解开了谜团：
“琥珀又为‘虎魄’。字盖假借用之。唐高祖之祖名‘虎’。唐人讳‘虎’字，故唐人笔墨皆改‘虎’为‘武’，而讳‘虎珀’为‘武魄’也。”
原来，唐高祖李渊的祖父名“李虎”。为了避讳，唐人不能用“虎”字。例如，春秋战国以来象征皇家兵权的“虎符”，到了唐代为避讳就变成了“鱼符”。同理，唐人因避讳而改“虎珀”为“武魄”，由于“虎”与“武”发音附近，意思也靠近。“武魄”曾在唐代盛行，至今仍旧残余在一些唐代文献里。但是，“武”字的含义过于抽象，短缺“虎”字里蕴藏着的野性，看起来有些别扭，可能正是因此，魏征才对其避而不用，选择了更能捉住词语原来特质的“兽魄”。在此，我们可将“兽魄”算作“虎魄”在避讳制度下的另一个替代名称，其涌现频率比“武魄”还要少。
唐朝灭亡之后，这两个替代名称一并消逝，文献中重现“虎魄”的身影，笔墨避讳制度的不得民气也可从此窥见一斑。
三、“琥珀”与“江珠”
在中古期间的文献中，“琥珀”的干系记载变得丰富起来。
在文献里，关于琥珀的最早描述来自晋代。晋代郭义恭的《广志》记载：“琥魄，珠也，生地中。其上及旁不生草，浅者五尺，深者八九尺，大如斛。削去皮，成琥魄。初时如桃胶，凝坚乃成。其方人以为枕。出博南县。”西晋张华的《博物志·卷四》记载：“松脂沦入地中，千年化为茯苓，茯苓千年化为琥珀。虎珀一名江珠。今太山有茯苓而无琥珀，益州永昌出琥珀而无茯苓。或复云：烧蜂窠所作。未详此二说。”
晋代郭义恭的《广志》早已失落佚，此文收录自《太平御览·总卷八百一十·珍宝部·卷七·琥魄》。实在，这则内容最早涌如今《广雅》，可惜现存版本不可考，仅能在《后汉书·卷一百十六·唐章怀太子贤表明》里找到。我们可由此判断，这段文献记录中关于琥珀描述的韶光上限为三国初期（即《广雅》涌现的年代），韶光下限则为东晋。从上面两则记录，可知晋人对琥珀的认识情形，他们已知道琥珀刚被挖掘出来时为桃胶状。不过，西晋张华虽然记录了人们对琥珀成长过程的猜想，但也仅限于记录，并未肯定之。的确，上面两位作者都只是晋代的博物学家，难以对所记事物进行负责测试。当时，更乐意负责研究“琥珀”实质的人，可能是药物学家，由于他们的事情与其时朝阳东升的炼丹养生之术息息相关。以是，能去确认上述传言的人，理应也是这方面的人才。
清代的琥珀鼻烟壶（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收藏）
高7.6厘米，宽4.4厘米，厚2.2厘米，玄色壸身为缅珀，黄色盖子为波罗的海蜜蜡
清代云南根珀鼻烟壶（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收藏）
盖子为玻璃，高7.2厘米
南朝梁的陶弘景正是一位医药学家和炼丹羽士。他在《本草经集注·草木上品·琥珀》中道：“旧说云是松脂沦入地，千年所化，今烧之亦作松气。世有琥珀中有一蜂，形色如生。《博物志》又云烧蜂巢所作，恐非实。此或当蜂为松脂所粘，因坠地沦没耳。有煮鸡子及青鱼枕作者，并非真，唯以拾芥为验。”
如果说晋代两位博物学家的记载还存在主不雅观忖度，那么陶弘景则在古人的根本上进行过负责测试，并将事实记录下来，用科学实践的态度对流传下来的琥珀成因进行了甄别，对传言的真伪进行了取舍，剔除了茯苓。与此同时，他也否定了“虫珀”缘自“烧蜂巢”的阐明，提出“虫珀”可能是蜜蜂先被松脂粘上，然后才坠落地面，直至埋入地下。末了一句话还提到琥珀在当时的赝品——“煮鸡子”和“青鱼枕”，其鉴别的手段则以“拾芥”为主，即看宝石是否有静电征象，下文将详述。
晋代郭义恭的《广志》提到琥珀产自博南县。西晋常璩的《华阳国志·卷四》里有其原始记录：“博南县西山高四十里，越之得兰沧水。有金沙，以火融之为黄金，有光珠穴，出光珠，有虎魄，能吸芥。”
南宋范晔的《后汉书·卷一百十六》中记载：“博南山……出铜、铁、铅、锡、金、银、光珠、虎魄。”《唐章怀太子贤注》提到，《华阳国志》曰：“兰沧水有金沙，洗取融为金，有光珠穴。”《博物志》提出,“光珠”即“江珠”也。
常璩原来是成汉的官员，归降东晋之后不得志，遂专心著书于西南历史地理，写就的《华阳国志》成为中古西南资讯的主要源头。这里讲到的“虎魄”“光珠”“江珠”以及“吸芥”并不新鲜，在前述引文中也涌现。可见，这些看似各不相关的观点，该当有主要关联。从《博物志》可知“虎魄”别号“江珠”，《后汉书》也表明为“光珠”即“江珠”。通过这些描述，可推知“虎魄”“江珠”“光珠”为一物。
如果回到这些出处的源头，会创造《华阳国志》里也有干系描述，文中提及博南县兰沧水里有三种资源，黄金、“光珠”和“虎魄”，行文中并没提“光珠”与“虎魄”的同等关系。然而，一旦离开这个原始记载，就变成三者互为相通的局势。《博物志》与《后汉书》在唐宋之际都相称有影响，不断被转载抄录。到了宋代，在《太平御览》里，它变成了《华阳国志》中的：“珠穴出光珠，有琥珀，能吸芥。”在此，“江珠”“光珠”成为“虎魄”的别名，并被流传下去。李时珍的《本草大纲》也对此照抄不误。
“光珠”又是什么？一千多年后，清代檀萃《滇海虞衡志·卷二·志金石》中有：“宝石即《汉书·哀牢传》所谓‘光珠’，出孟密土司宝井。”随后，檀萃又谈到孟密产的各色碧霞玺（即碧玺）。由此得知，“光珠”便是单晶宝石，在清代出自“宝井”，在中古哀牢出自兰沧水的“光珠穴”。
两者出惩罚歧，但是并不抵牾，只是反响宝石采集的不同历史阶段。西汉《淮南子·地形训》曰：“水圆折者有珠，方折者有玉”，即在河道当中，水流旋转弯曲的地方，常日会有珍珠；而在水流作直角迁移转变的地方，常日会有宝石。这是上古积累总结出来的河床淘宝履历。作为砾石，单晶宝石由自然之力被带入河道，终极在河道转弯处沉淀下来，日积月累后，此处沉积的宝石越来越多。中古期间还处在河床宝石开拓的早期。此时，古人根据履历，只要略加把稳，利用大略的工具，便可以在沉积处找到宝石。这种宝石集群征象被古人统称为“光珠穴”。可惜的是，这种幸运早已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耗尽。到了清代，只有在越挖越深的宝石矿井里才能淘到宝石，其开采作业办法与斯里兰卡如今流传下来的传统开采办法一样。
单晶宝石与琥珀在身分上有实质差异，前者为矿物宝石，后者为有机宝石，在当代宝石分类里可谓泾渭分明。然而在古代，它们被人们开采创造的几率都非常低，处于同等宝贵地位。不仅如此，两者享有的一个共性也足以令古人将其等量齐观——两者都能“吸芥”，《太平御览》曾如此记载，陶弘景也称“吸芥”是考验琥珀真伪的主要手段。“芥”指芥菜子，统喻干草、纸屑等。“吸芥”即“拾芥”，最早出自于王充《论衡·乱龙》中的“顿牟掇芥”一词。“掇芥”意为能吸引芥子之类的轻小物体，也便是当代物理中的摩擦起电征象。由此推断，“顿牟”可能是东汉期间琥珀的别名。
静电征象是琥珀的主要特性，被古人当成考验琥珀真假的主要标准，然而，古人太过于依赖这一标准——彷佛将其当成鉴别真假的唯一标准，认为宝石只要能够“吸芥”就一定是琥珀。如果“光珠”也能“吸芥”，那两者之间也能划上等号。
不巧的是，在琥珀以外，还有其它宝石具有静电征象，譬如被称为“电气石”的碧玺。根据檀萃的记载，清代孟密的宝井已有碧玺产出，它们在千年前便是河道“光珠穴”中创造的能带静电的“光珠”。
我们可由此得到这样的推测：中古的兰沧水，即现在云南西部的澜沧江，能同时出产“光珠”和“虎魄”。“光珠”即各色碧玺。碧玺和“虎魄”出自同一条江，又同样具有静电征象，原石也都是珠玑状。以是，后来传抄的古人将它们归类为“虎魄”，并由此在文献里声称：“虎魄”别号“光珠”和“江珠”。“光珠”只能是碧玺，由于兰沧水的“虎魄”，颜色深暗，光泽不好。
用宝石特色来鉴别宝石，本是靠谱手段，只是上述宝石天下里少之又少的重合征象，都恰好让碧玺与琥珀撞上了，以是才在历史上造成误会。
除“拾芥”这一特色外，琥珀由于由松脂而来，还会产生松喷鼻香，即陶弘景在《太平御览》中所指的“松气”。关于这一点，古人不仅不雅观察到了，还在生活中加以利用。在《山海经》里提到“育沛”“佩之无瘕疾”，这里的“瘕”即指虫病，指佩戴“育沛”可以达到驱蚊的功效。再结合文中所提“育沛”之地在西南，可推知其为文献中关于缅珀的最古老的记载。
四、琥珀的分类
现在，市场上的大量琥珀都来自迢遥的波罗的海沿岸国家，自古以来，这里都是天下紧张琥珀的产地。中国古代文献是否也有干系记载，是否也曾提及波罗的海琥珀呢？笔者并没找到干系的直接描述，不过却在古代文献的字里行间找到其身影，毕竟古代远方货色多为转口贸易，宝石贵重、质小、耐磨，非常适宜这种贸易。
古代著名宝石产地声名久远，成为各地列强扩展的目标。在纪年之际，罗马帝国壮大无比，便将北欧的琥珀锁定成进攻目标。罗马第五任天子尼禄期间（54年—68年），罗马帝国的扩展范围扩大到北欧，从此，国际交易市场中的波罗的海琥珀被洗面革心为罗马珍宝。
中古之际的琥珀来源有两大方位，其一为西南方向，其二则来自西域。
曾提及琥珀来自中古西域的文献表
由表得知，西域的琥珀紧张来自大秦国，即罗马帝国。它们该当便是波罗的海琥珀。个中，《三国志》和《后汉书》记载的琥珀来自“陆地丝绸之路”；而《梁书》里记载的琥珀来自“海上丝绸之路”，从中天竺国的转口贸易而来。“天竺”即“身毒”，即后来的印度。中天竺国大概为印度半岛中南部某沿海贸易小国。早在罗马帝国期间，这里就与罗马展开海上贸易，至今南印度沿海地区有罗马硬币出土为证。《梁书·卷五十四·列传第四十八》记载：“其西与大秦、安息交市海中，多大秦珍物——珊瑚、琥珀……”这些珍宝成了罗马帝国对外贸易主要的交流商品。罗马的珊瑚来自地中海，琥珀则来自更为迢遥的波罗的海。
清代的琥珀笔架（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
宽6.7厘米，长8.5厘米，厚3.5厘米
自中古以来，古代的琥珀紧张来自南番与西番。北宋寇宗奭《图衍本草衍义·卷二十》中有关于“西戎琥珀”的描述：“色差淡而明澈，南方者色深而重浊。”文中的“西戎琥珀”光荣浅淡且透明，缅珀则色深而混浊。
古人认为这两者泾渭分明的不雅观点，与当代人的不雅观点基本同等。由此可见，古人对琥珀的认识十分到位。的确，琥珀的分类早在南北朝末期就已经开启，其最初分类来自南朝雷敩撰写的《雷公炮炙论》，该书将琥珀分为六类：红松脂、石珀、水珀、花珀、物象珀、瑿珀。只管这本书早已失落佚，但其干系辞吐有涌如今寇宗奭和李时珍的著作里，对后世产生的深远影响不可忽略。
从明代开始，关于琥珀分类的著述渐多，散见于《格古要论》等文献里，个中以卢之颐《本草乘雅半偈·卷八·琥珀》最为详尽，书中将琥珀分为八类，除雷敩提到的六类以外，还新增了“蜜蜡珀”和“枫脂珀”，这两者被作者评为次等琥珀。现将雷敩与卢之颐的分类列表如下：
从雷敩至卢之颐，前后相距千年旁边，我们却能够感想熏染到两者之间承前启后的传承。雷敩的分类是超前的。卢之颐的增长，则更能表示文化的发展，“蜜蜡珀”和“枫脂珀”都被注以“次之”，表明其不如前面的六类。可见，明人不仅已知琥珀源自松脂，还知琥珀可能来自其它树种的树脂。这两位作者皆为医学专家，其写作目的为治病救人，以是他们的分类不一定适用于宝石收藏。明代关于的宝石书本已有不少，人们也热衷于对宝石进行分类。
如果我们将两种分类进行比拟，两者之间的差异就凸显出来。前者为医家准备，分类标准看重宝石材质；后者为藏家鉴赏所用，着眼点在于宝石的透明度。两者的角度和用场不同，导致分类的标准既有重复，又有差异。前者是后者发展的根本，后者是按照自身行业哀求对宝石进行的分类细化。
雷敩与卢之颐的琥珀分类表
上述表格将宝石分为两大类：透明的琥珀与不透明的蜜蜡。这种分类建立在前朝分类的根本之上。在南宋《百宝总珍集》里，有两种宝石可以算作其对应的前辈：“蜡子”和“喷鼻香珀”。
《百宝总珍集·蜡子》中有：“紫蜡红蜡出南番，钏鞮杯盘打嵌安。大者直钱五六百,小者多嵌指鞮间。”《百宝总珍集·喷鼻香珀》中有：“琥珀血珀合药合，喷鼻香珀从来多最佳。色似栗黄令人爱，偏宜雕刻像生花。”
在南宋，“蜡子”和“喷鼻香珀”是产地不同的琥珀，前者来自南番，后者来自西夏。当时,西夏是“喷鼻香珀”的转口贸易地，它将河西走廊掌握在手中，节制了“丝绸之路”的命脉，也垄断了波罗的海琥珀的入口。如果再结合北宋寇宗奭曾提及的西戎琥珀与南番琥珀的光荣差别，我们能从字里行间看出“蜡子”和“喷鼻香珀”之间的差别，前者为红紫色，后者为栗黄、鹅黄。
到了明代，这种地理识别已然消逝。在明初曹昭撰的《格古要论》里，我们还是可以在名称上辨识琥珀与“蜡子”，但其含义已与前代大相庭径。如果没有前朝文献的参考，“蜡子”作为宝石种类的归属已变得暗昧不清。个中，关于琥珀的描述有：“出南番西番，乃枫木之精液，多年化为琥珀。其色黄而明莹润泽，其性若松喷鼻香。色红而且黄者谓之明珀，有喷鼻香者谓之喷鼻香珀，鹅黄色者谓之蜡珀，此等价轻。深赤色者谓之血珀，此出髙丽、倭国，个中有蜂蚁松枝者甚可爱。此物于皮肤上揩热，用纸片些少离寸许，则自然飞起。假者以羊角染色为之。”
关于“蜡子”的描述有：“出南蕃西蕃，性坚，有红蜡、紫蜡，亦有酒色者，俱明莹，有大如指面者，亦有小者。多尽大尽贵。古云：蜡重一钱，价直十万。可相嵌钏、镯、碗盏、戒指用。自然天生者好，碾琢者不佳，假造用药烧成者内有气眼。”
可从这些笔墨看出，琥珀不仅出于南蕃西蕃，也出于高丽、倭国（即朝鲜半岛和日本）。《格古要论》将琥珀的特色及分类全归纳于琥珀词条之下，将“蜡子”视作相对硬度较大的同类。可见，在作者的心目中，“蜡子”是次一等的琥珀。然而，“蜡子”的地位不以人们的偏见而动摇，由于它是客不雅观存在的，假以时日，人们不得不重新认识它。
清代的金珀双鸳鸯（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
含底座高4.8厘米，长8.2厘米，琥珀呈蜜色
果真，到了明末，谷泰在《博物要览·卷十三》中写道：“蜜珀俗名所谓蜜蜡也。以其色类蜂蜜及黄蜡二种之色，故名……亦松脂入土所成者，但历岁未及千年，故其光荣不得琥珀比肩。”在谷泰的分类里，蜜蜡的标准以蜜珀为重点，比琥珀要次一个档次。琥珀变成了此类宝石的极品，个中又以深赤色者为最佳，由此可见，顶级琥珀必须光荣浓郁、透明度极佳。蜜蜡可依据光荣与透明度的高低，划分为六个档次，个中，第一流者为“血珀”，各方面的评价指标都与琥珀靠近，只是略逊一筹。
清代《博物要览》提及的琥珀与蜜蜡的特色差异表
在《博物要览》中，谷泰还谈到宝石的用场。明代的琥珀、蜜蜡多用来做工艺品，如摆件、碗碟、佛像等，边角料被用来做素珠，这与当今博物馆的藏品情形相吻合。古诗词中，也常提到琥珀杯、琥珀枕等，由此可见明代宝石原材料的供应充足。
明代的琥珀、蜜蜡，既有海内产，也有舶来品。海内产自海南以及云南，国外来自西域以外洋诸国。清代的《博物要览》对此进行了补充，称其外洋产地有日本、朝鲜、吕宋（今菲律宾）、安南（今越南）、林邑（今越南）、三佛齐（今印尼）等。北欧波罗的海的琥珀在个中不见记录。
明代的金镶琥珀双龙戏珠饰件（南京市博物总馆收藏）
宽5.2厘米，高5.2厘米，金饰高下部位各镶嵌有一粒红宝石，出土于南京邓府山佟卜年夫人陈氏墓
此时的欧洲已不再是蛮荒之地。随着西欧进入近代社会，文艺复兴不断深入，欧洲的天主教不再一统天下。为了力挽狂澜，教皇号召教士向海外传教。首批传教士于明末抵达中国。在传教的同时，他们也向中国先容欧洲，明代意大利来华传教士艾儒略在《职方外记·卷二》中提到“波罗泥亚”的琥珀，清代比利时来华传教士南怀仁在《坤舆图说·卷二》中再次提及。从此，来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琥珀不再须要借助中间商，可直接经由外国人的先容被国人理解。
清代蜜蜡桃式斋戒牌（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
戒牌长6.04厘米，宽3.735厘米，厚0.575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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