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杜甫研究学刊
编者按：原文刊载于《杜甫研究学刊》2024年第1期，总第159期。
张仲裁，西南民族大学中国措辞文学学院副教授
周振甫曾经提出“立体的懂”这一文本阐释策略，其要有三：“一方面是词的详细阐明；一方面是一个词作为术语时，理解术语的理论意义；一方面是要读懂文章的用意。”这一说法可堪借鉴。在解读杜诗的时候，我们可以环绕详细文本，以问题意识为导向，从最根本的文献订正做起，包括作品的编年系地，文体系统诸要素的解读，语词的训诂考释，历史事宜、地理空间、职官、科第、名物的考证，诗意的解读和诗艺的品鉴等等，如此全方位出击，令文本八面受敌。
在杜集中，《江村落》不算上佳，王兆鹏等“唐诗百首名篇”共录杜甫17首诗，《江村落》并不在个中。单从字面看也不难，甚至被仇注引申涵光语讥其为“《千家诗》声口”，似无须另生别解。实在不然。遵照立体化的策略，细究此诗，就能自不疑处质疑，末了达到深度阐释之目的。
一
祖本《宋本杜工部集》之《江村落》原文如下：
清江一曲抱村落流，长夏江村落事事幽。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附近水中鸥。老妻画纸为（一作成）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多病所须唯药物，（一云但有故人供禄米。供，樊作分。）微躯此外更何（一作无）求？
此祖本共见三处异文。其余，郭知达《新刊校定集注杜诗》于第三句“来”字下校曰：“一作归。”蔡梦弼《草堂诗笺》于第七句校云：“一作‘但有故人供药物’。”这是今存紧张杜诗版本《江村落》一诗的全部异文。
祖本第七句原校语“一云”，并未明言所据；“樊作分”，是说樊晃《杜工部小集》第七句作“但有故人分禄米”。王洙校定杜诗所用九种杜集，皆所谓“秘府旧藏”以及“通人家所有”。王琪《后记》复云：“义有兼通者亦存而不敢削”，“而又吴江邑宰河东裴君煜取以覆视，乃益精密”。可知二王编校谨严，各本互参，异文轻易不削，自许“精密”应属可信。取他本与祖本比拟，第三、五、八句异文一样平常都不取，故无异议。关于第七句，各本也多从祖本正文。然而有两种流传极广、影响极大的版本，均取“但有故人供禄米”，使得这一问题繁芜起来。
一是仇氏《杜诗详注》，针对《江村落》第七句夹注云：“（供）樊作分”“（禄米）此从《精髓》，一作多病所须惟药物。”又注曰：“……局字、物字，叠用入声，当从《精髓》为是。”
一是当代有名度最高的杜诗选本——萧涤非《杜甫诗选注》云：
此句各本多作“多病所须惟药物”，此从《文苑精髓》。仇注云：……。朱瀚亦云：“通首神脉，全在第七句，犹云‘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与‘厚禄故人书断绝’参看。若作‘多病所须惟药物’，意味顿减，声势亦欠稳顺。”按杜好改诗，“但有”句，可能是末了定稿，故传本不一。
这里有三个问题：一、仇注、萧注均称据《文苑精髓》校改，而《文苑精髓》此诗第七句的详细情形是若何的？二、仇注校改另一依据是“局字、物字，叠用入声”，此意云何？三、萧注谓“杜好改诗”，并推测“但有”句是末了定稿。那么杜诗早期流传的情形是若何的？如何才能认定哪一句是末了定稿呢？以下分而述之。
今按《文苑精髓》卷三一八《江村落》：“但有故人供绿水集作多病所须唯药物。”是即上引两家所本。“集作”如斯，是南宋彭叔夏所作订正记，彭氏因此宋本校宋本。《文苑精髓》编成于太宗雍熙三年（986）十仲春，的确比二王本编定要早，但一则其为官修总集，出于众手，“字画鱼鲁，篇次稠浊，比他书尤甚”，虽几经校订，仍舛误多有，“禄米”误作“绿水”即是一证。二则其书宋刻今仅存残卷，绝大部分为明刊本，今之所见其《江村落》本文，即是明刊。故就《江村落》一诗而言，《文苑精髓》不可作为校改依据。
正因如此，仇氏特殊补充说：原来的第五句末字为“局”，若第七句末字为“物”，则“叠用入声”，以是第七句必是《文苑精髓》之“但有故人供禄米”。在苛守格律者看来，律诗不但讲平仄，且论四声，尤其是一三五七句脚，讲求四声递用，犯此即是“上尾”之病。以杜律为例，五律《房兵曹胡马》之一三五七句脚，依次为“名”（平）、“峻”（去）、“阔”（入）、“此”（上）；又如七律《蜀相》，依次为“寻”（平）、“色”（入）、“计”（去）、“去世”（上），这两首诗的出句句脚，的确“平上去入”俱全。而《江村落》一诗，如依祖本，出句句脚依次是“流”（平）、“燕”（去）、“局”（入）、“物”（入），“局”“物”二字，入声连用且五七句相邻，这就犯了“上尾”。故仇氏校改之后，第七句句脚就由入（“物”）变上（“米”），从声律来讲就非常完美了。
不过正如王力所说，“上尾”的避忌该当不能算为一种诗律，“在科场中并不认为不合式，一样平常人也不把稳”，“到了宋代，四声递用的形式大约已经不为一样平常人所知”。启功讲诗文声律，也只论平仄，不论四声，由于“律诗中讲四声的，唐代本来就不多，后世更少有人沿用”。以是，以“局”“物”入声叠用而选择“但有”一句，并不能一锤定音。
就杜甫本人的七律而言，朱彝尊《寄查德尹编修书》引李天生云：“（杜诗）一三五七句用仄字上去入三声，少陵必隔别用之，莫有叠出者，他人不尔也。”并说自己与朋侪“共宿京师逆旅，挑灯拥被，互诵少陵七律，中惟八首与天生所言不符”。但实际情形并非如此。据邝健行对杜甫全部七律细考，出句句脚仄声叠用者共有17首，而不是4首或8首。即便如江弱水所说的打消2首，也还有15首。浦起龙以永泰元年（765）夏杜甫去蜀为界，将其七律创作分为前后两期——卷四之一74首、卷四之二77首。据邝文所考，前74首中，仄声叠用者13首，占比18%；后77首中，仄声叠用者仅有2首，占比3%。若以杜甫所自诩“晚节渐于诗律细”之大历二年（767）为界，则此后仅有《又作此奉卫王》1首犯了所谓上尾。与此相对，正好是初到成都的两年里，《卜居》《江村落》《客至》《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进艇》这5首诗，接连涌现了仄声叠用的情形。这解释，对杜甫而言，出句句脚的“四声递用”之法，非必凛遵的诗律，而正如启功所言，这种讲究“属于艺术加工的范畴”；杜甫后期七律仄声叠用者鲜，也正是“晚节渐于诗律细”的最佳注脚。
萧师长西席《杜甫诗选注》强调“杜好改诗”，并推断“但有”句是定稿。杜甫的确好改诗，但不能据此从逻辑上就坐实这一推断。严格说来，这一推断遵照的是理校思路，而理校者，“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险者亦此法”，彼之认为有理者，换个角度就难说。为什么断定“但有”句而非“多病”句为末了定稿？根据萧注高下文，其所引朱瀚“声势亦欠稳顺”才是判断的真正依据。“声势”者，说的还是声律，这就又回到前述四声递用的问题上去了，但是断定“但有”为定稿，就没了依据。
这里还牵扯一个问题，即杜诗在早期尤其是墨客生前流传的情形。大历三年（768），杜甫有《公安送韦二少府匡赞》：“念我能书数字至，将诗不必万人传。”换个角度可见杜诗在当时广为流传的环境。大历四年（769），杜甫在衡阳遇郭受，郭受有《杜员外兄垂示诗因作此寄上》：“新诗海内流传遍，旧德朝中属望劳。……春兴不知凡几首，衡阳纸价顿能高。”也是个佐证。杜甫自金牛道入蜀，暂栖剑南数载，复作潇湘之游，虽云“乡关胡骑远，宇宙蜀城偏”（《得广州张判官叔卿书使还以诗代意》），但蜀地沿线交通十分发达，尤其是在安史之乱爆发往后，以玄宗入蜀为标志，涌现了大规模的入蜀潮流，职员往来极其频繁，其空间移动轨迹一样平常自蜀道南下至成都，去蜀时则沿江出峡。虽然墨客自矜“将诗不必万人传”，而“新诗海内流传遍”的盛况与文人大规模流动的时期背景正相吻合。流传开去往后，杜甫又一改再改，于是产生异文也在情理之中。
今考杜集之编纂，《旧唐书·杜甫传》所载杜集六十卷，是今知最早杜诗正集，墨客去世即流传，因流落流寓之故，仅传播于江汉一带。陈尚君师长西席认为，此六十卷本杜集应经由本人整理。而樊晃所编《小集》六卷，成于杜甫去世后二三年间，樊晃并未见到六十卷之正集，那么他所据必是杜甫生前更早的“新诗海内流传遍”之某一版本。前引《宋本杜工部集》校语既然说樊晃《小集》第七句作“但有故人分禄米”，则这句当然就不会是杜甫亲自整理之末了定本；换言之，“多病所须惟药物”才是第七句末了的定稿。
去古已远，文献不敷，因此只能在“构造真实”的意义上来磋商改写的情形，从而得出如上结论。不过，还有一条材料，也有助于证明“多病”句为末了定稿。施鸿保《读杜诗说》批评仇注云：“‘故人供禄米’本公句，虽加但有二字，别是一意，似太取现成，公诗不如是率也。且公诗亦有叠用入声在句末者，似元句为是。”按，杜甫初至成都得高适接济，其《酬高使君相赠》诗云：“故人分禄米，邻舍与园蔬。”这便是施说所谓的“似太取现成”。现在让我们来设想一下杜甫当时改诗的环境，并作个决议确定：一是不避语词重复，把“多病”句改为“但有故人供禄米”，以追求句脚的四声递用之效；一是甘心叠用入声，声律上达不到空想完美之境，也不能在字面上太取现成。他会是哪一种环境？
仔细权衡一下，想想“故人供禄米”实在不过是一句平凡的应酬话，且其《狂夫》一诗“厚禄故人书断绝”之句，意思虽是反着来，而字面已近复出，倘若《江村落》一诗又用，这可真是数月之中“三存问焉”，于人情光滑油滑而言，料不至于此。再琢磨他在此间所发“语不惊人去世不休”的誓言，就可以否定“但有”句这种复制粘贴式表达的可能性。
二
以“清江”为施州清江县之说，宋人已斥其非。黄鹤据本诗第二句，编在上元元年，诸家均无异议。据《读杜心解》卷四之一，杜甫入蜀之前共有七律24首，个中以至德二载（757）十仲春往后的半年韶光较为集中，共有12首之多，此时在朝中为左拾遗。考虑到七律的应制渊源，从文本天生的空间角度看这个征象彷佛比较随意马虎阐明。但是还可以就七律本身的创作特点进行穷究。叶嘉莹说：“那便是杜甫所作七律较多的期间，都是在他生活上较为安定的期间。而在离乱奔亡中则很少写七言律诗。……我以为这是颇可把稳的一件事，这解释了七律一体在各种诗体中，是更富于艺术性的一种诗体，而写作七言律诗，也须要更多的艺术上的余裕。”根据《读杜心解》排列其时空分布：天宝十四、十五载，安史乱起；乾元二年（759），旅途碌碌，这三年不得安生，都没有七律；大历三年（768）出峡至病卒的近三年韶光里，孤舟流落残焰幢幢，也仅有13首。与此相对，初入成都期间25首，夔州期间59首。可知叶说之确。
乾元二年纪杪，杜甫携家至成都。明年春，卜居浣花，结庐枕江，作一回暂止的飞乌，七律《卜居》《堂成》《蜀相》《有客》《狂夫》《江村落》诸七律皆作于此际。试与在谏省时的七律比较，两者之间面孔有较大的不同。与杜甫在政治和地理空间的双重边缘化的生存状态相应，其七律题材和风格上可以看出一个较为明显的转向，从以家国天下为主的境界大幅度地转向自我存在与日常生活，由密丽典雅渐变为脱略疏放。这是在解读《江村落》时所应有之“论世知人”和“设身处地”。
（一）清江一曲抱村落流，长夏江村落事事幽
“清江”者，成都之浣花溪。“曲”者，浣花溪九曲回肠之状也。杜甫初到成都的几首七律，所涉及的详细地点以浣花溪为主，这和在谏省时多绘“曲江”的环境适成呼应。杜甫下此“曲”字之时，是否遐想到曲江，不得而知，姑且算是一个很故意味的巧合。“抱”字不独状写地形，其措词之温润，当别有深意存焉。“一‘曲’、一‘抱’，犹如慈母将自己的孩子紧抱怀中，使浣花溪的形态生动化，让墨客充满安全感”。此说幽微风雅。流落陇右数月，近乎饿去世，恓惶入蜀，惊魂甫安，俏丽的西川便是大地母亲，给远来的游子以温顺之拥抱，抚慰他怠倦的身心。这是一次意义伟大的相逢，不论是对付杜甫，还是对付成都，都是如此。“曲”者、“抱”者，可见出人与地的关系是何等的和蔼与温馨。韵脚“流”字，更传达出一种写意清闲的觉得。
“长夏”一词，赵次公注：“言自四月至六月也。”而纪昀《阅微草堂条记》曰：“长夏溽暑：‘长夏’字出黄帝《素问》，谓六月也。王太仆注：‘读上声。’杜工部‘长夏江村落事事幽’句，皆读平声，盖注家偶未考也。”此说甚新。但是检索杜诗，“长夏”一词屡现，五排《陪章留后惠义寺饯嘉州崔都督赴州》云：“永愿坐长夏，将衰栖大乘。”此联“长”字必读平声。纪说不可从。“事事幽”者，总括中间两联也。
（二）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附近水中鸥
“自去自来”，写燕之比翼齐飞、飘然快拂，潜藏着对付逍遥清闲的渴望；“相亲附近”，状鸥之载沉载浮于浣花溪上，“亲”“近”二字隐约包含着对亲情抚慰的期待和呼唤。“自去”和“自来”之间，相反而相成，表现出一股潜在的张力。“相亲”和“附近”，是一种亲密的状态，而又有若即复若离的觉得。这句既是语序的倒装，也利用了拟人的手段，但彷佛也说不上维妙维肖、气韵生动，不算什么惊人佳句。
而诗是须要吟诵的。如果细味其音韵，情形就有所不同。“自”字、“相”字，叠出呼应，回旋流荡。两“自”下抑，两“相”上扬，出声吟诵乃知其缠绵悦耳之妙。而其妙处尚不止于此。“自”字读音之尖细逼仄，与寂寥无人之义恰好内在相应，“相”字音韵之宽泛粘连，也能体味出彼此亲近之意。从这个角度，便能很好理解顾宸之说：“燕本近人者，自去自来，偏若无情。鸥本远人者，相亲附近，偏若有情。是公诗刻画处。”不管杜甫是否故意利用了鸥鹭忘机的典故，顾氏眼力独到，作此创造性阐释，颇能新人线人。
至于语序的颠倒，是基于句子节奏的考虑所致的诗歌形式成分，分属于散文句法和诗歌句法，不算什么分外的技巧。不过也要看到，此一颠倒改变的不是词语本身，而是节奏和词语组合的顺序和办法，这对诗意的天生大有干系。“堂上燕自去自来”是理性的表达，讲的是情景感知的结果，“自去自来堂上燕”则是感性的表达，所写正是情景感知的详细过程，触目即见众鸟翻飞行集之状，后乃徐知其为燕、为鸥，语势由顺而逆，表达由平而曲，诗意由贫而富，平凡语一变而为诗家语。在这里，形式本身就天生了新的意义。
（三）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
这两句平铺直叙，写生活日常之细节，靠近口语化表达，字面和句法都平淡无奇。而就这噜苏和平淡，置之于唐代七律发展的进程中看，盛唐诸公使七律走出宫廷应制，“题材也扩大到送别、访客、述怀、杂感、隐逸、登临等私人感情的表现范围”，而像这样生活细节的饾饤阐述与白描化的表达，如此散缓的散文句法，即以杜甫本人的七律而论，此前也是鲜见的。这可以视为墨客的求新求变，它的好和不好，都在于此。许印芳认为它坏了杜甫的名头，斥之为“零散近俗。杜诗之极劣者”。平心论之，若是过誉颔联，则鄙视了杜甫，要说颈联写得好，则高看了此诗。但是有情由认为，这是杜甫故意为之，单从句法的角度称之为七律的“以文为诗”，也似无不可。
不过，句法的平淡无奇，并不虞味着颈联就一无可说，这里还有一个“文本加密”的问题，“当作者援引或点化古人义理、辞藻、文法时，其文本相当于被历史传统所加密”。因此，把颈联置于中国文学书写和阐释的大传统中核阅，“棋局”和“钓钩”意象的隐喻意义就比较随意马虎破译，读者可以穿幽入仄抵达作者的意图空间。王鼎钧在其《关山夺路》一书中记载了这样一种阐明：“画棋局，表示老一辈将世事看淡看破，作钓钩，表示年轻人的心态恰好相反。”这种阐明，突显了杜甫在写日常生活的过程中对凡俗题材的超越，对付作者意图的探究较为谨慎，既不认为这两句就真是大口语，也不刻意求深牵强比附，阐释分寸的拿捏恰到好处。但是稍作文献爬梳，即知此说也其来有自，比如仇注所云“妻子二句，见老少各得”，而其源头可以一贯追溯到北宋惠洪那里。张伯伟《抒怀诗诠释的多元性问题——以杜甫〈江村落〉的历代诠释为例》一文于此论列颇详。这种解读虽然可以视为文本意义在读者真个天生，但实在它也是有个阐释传统在影响着，循此传统的路径，就可以披文入情，和作者的意图郢质相逢。
（四）多病所须唯药物，微躯此外更何求
本诗第七句，诸家多不出注。唯赵次公注引《论衡》：“道家以服食药物，轻身益气。”《杜诗镜铨》则云：“蜀中多出药材。”强调“蜀中”这个地点，此较之赵注，多一层地理的意义，这解释杨伦作注时，视角有个明显的变革，他把稳到地理空间的转换对诗歌创作的影响。在强调“知人论世”的阐释传统中，这种“设身处地”的地域意识是非常难得的。
单看字面，尾联真是诗笔不幸，跌落到叹老嗟病的窠臼里去了，结末流露出来的憾恨之意，与上文所写景物、人事之幽甚不相谐，即陈贻焮师长西席所云“写景说理每每断为二橛”的环境。同时所作的《狂夫》一诗，也有此病，这是没办法为之回护的，须要阐明的是为什么会如此。卜居花溪，草堂筑成，市价长夏，地当天府，故有事事皆幽之愉悦感。不过韶光轻微拉长一点，看看这将近一年韶光都经历了些什么：去年七月弃官，流寓秦州，岂会预知路越走越窄？到得同谷，而又进退维谷。末了幸得入蜀，逃出生天。地理空间虽然已经转换，刚刚过去的逃难经历必定不似云烟，此种拣尽寒枝的“憾恨”刻在影象深处，一欠妥心就会生发流露。以是，诗中所述之“幽”，自是此时之幽，而结末的憾恨，乃是陇右流落之影象耳。墨客正在经历人生与诗艺之大迁移转变，此其痕迹斑斑可见。读者以意逆志，必会感同身受：好一段悲欣交集的日子。
关于“微躯”。“微躯”者，自身也。以此收束全诗，表达对付自身存在的关注，与家国天下伟大主题无与焉。今考全部杜诗，“微躯”一词凡5现，除了《偪仄行》“实不是爱微躯”以否定之句式涌现外，别的均在入蜀往后诗中涌现，且都是肯定意味的表述。意义附近的“此身”“老身”“客身”“病身”“吾身”凡25现，个中21次在入蜀往后，在谏省时有《曲江陪郑八丈南史饮》：“近侍即今难浪迹，此身那得更无家？”朱鹤龄注云：“时已有辞官之志。”《曲江二首》其一亦云：“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愤慨伤怀之下，自然由外而内思及自身。由此可以窥知，在经历世事沧桑之后，杜诗开始呈现出一个大转向，即由家国天下逐渐转向日常生活和自我之心灵天下，而这在入蜀前一年多就已露端倪。
通不雅观全诗，“事事幽”三字，是题旨也是总括，“梁燕属村落，水鸥属江，棋局属村落，钓钩属江”。首句入韵，合于下平声“尤”韵，“幽”字是韵脚也是诗眼。周济《宋四家词选》之“目录叙论”云：“东真韵宽平，支先韵细腻，鱼歌韵缠绵，萧尤韵感慨，各具声响，莫草草乱用。”此论词体之声情，可以近似地类比律诗。但细究起来，“萧尤韵感慨”之说，尚觉粗疏，须就详细的文本进行稽核。今考杜甫七律，《江村落》之前，《题张氏隐居》《卜居》二诗均用尤韵，仔细品味此三诗声情，均见深细幽微之致，这和韵脚读音的那种平湖受风微波荡漾的感想熏染是非常同等的。
因此，第八句的标点虽是细节，但也不能忽略，各本或标句号，或标问号。相较而言，问号的意义天生更为丰富，言有尽而意无穷，诗意一点点荡漾开去，然后我们就创造，此诗不但写了江村落长夏景物人事之幽，而且末了竟然还细细地品出了墨客内心深处淡淡的感伤，山穷水尽，风尘入蜀，回忆前事，伤如之何？《寒峡》诗仇注云：“此自解语，实自伤语。”此注移之于《江村落》尾联，也是得当的。花溪美景入眼底，一缕感伤在心头。这一层诗意的得到，和韵部的选择大有关系。至于认为此诗有着“深重的感叹”寄寓在字里行间，不但字面上看不出来，即便从声情方面细细琢磨，也是无法得出的。
三
关于《江村落》诗的历代评论，有一点须要特殊指出，那便是明清期间的批评家，都不谋而合地指出《江村落》一诗具有宋诗面孔：
（杜）七言律，如“清江一曲”、“一片花飞”、“朝回日日”等篇，亦宛似宋人口语。予尝与方翁恬论诗，予曰：“元和诸公，始开宋人门户。”翁恬曰：“杜子美已开宋人之门户矣。”此语实不为谬。
语语清真有味，不得以其开宋派而少之。
杜少陵之“影遭碧水潜勾引，风妒红花却倒吹”，“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噜苏极矣，得不谓之宋诗乎？
工部颓唐之作，已逗放翁一派。
诗亦洒脱清真，遂开宋派。
诸家对付宋诗的态度，似并不一致，不过这里的关键是，究竟什么才是宋诗的面孔？如果拿“以笔墨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来衡量，大约没有一条是符合的。唐诗和宋诗“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因此单从韶光维度谈论是欠妥的，更该当从“体格性分”角度入手。梳理一下清代几种紧张注本关于杜诗“开宋”的评论，《江村落》之前诗，上引之外还可见如下两条：一是《读杜心解》注《腊日》云：“杜七律多有开宋调者，此亦是。”二是《杜诗镜铨》注《曲江二首》其二引邵云：“已逗宋派。”另有冯舒评《曲江二首》其一云：“落句开宋。”
这几条关于杜诗“开宋”之说，有一共同之处，那便是最早涌如今对杜甫谏省期间诗歌的评点中，而从文体看，诸家又无一例外都是从其七律窥见了“宋诗面孔”。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是由于七律是一种新兴的文体，历时尚不久长，面孔纯挚，以是稍一变脸，就会被创造？我们可以据此把谈论的范围限定在七律一体，那么就可以追问，唐人七律的基本面孔是什么？莫砺锋认为，杜甫之前的今体诗，“高华超妙，雍容闲雅”。钱志熙认为，出于应制的直接关系，“唐人七律以高华壮丽为基本风格”，盛唐诸公“将七律从应制体中解放出来，用来表现个人化的抒怀内容。但由于诸家所作很少，至少就现在来看，题材仍是狭窄的，紧张是写别离”。那么，《江村落》有哪些方面背离了唐代七律的主导风格？从本文第二部分的论析，大致可以归纳如下：其一、日常化的书写；其二、散文化的句式；其三、理性精神的繁殖。但是这种创新型写法，中晚唐期间除个别墨客外并未很好继续，到宋代才进一步发展，因此就成了宋诗的特色。
就第一点而言，吉川幸次郎在其《宋诗概说》中早发先声，莫砺锋也说：“用今体诗来写日常生活琐事，更是为宋人开辟了无比广阔的诗境。”钱志熙更详细举《江村落》为例：“杜甫七律相对付初盛唐诸家的另一主要发展，是阐述性的增强与白描艺术的发展……生活情节的阐述，也是杜诗的一大特长……‘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江村落》），都是很详细的生活情节，从前墨客不拿来入诗，杜甫写出来却有别样情致。”关于第二点，一样平常认为是“以文为诗”的详细表现之一，葛晓音评《江村落》曰：“彷佛是把口语稍加剪裁，就成了七律。……首尾两联的语意连接紧密自然，类似散文式的阐述口气。”
如何理解本诗所表示出来的理性精神？启功论诗云：“唐以前的诗是长出来的；唐人诗是嚷出来的；宋人诗是想出来的；宋往后诗是仿出来的。”结合《江村落》一诗，这个“想”字可作如下阐明：一是写作过程中的思虑安排。此诗开篇总起，中间一言景物，一言人事，梁燕、棋局写村落，水鸥、钓钩写江，整体上是理性的而非感性的，是逻辑的而非直觉的，以至于顾宸批评说“江村落互对，甚板滞，总是人幽物亦幽，描写大意耳”，这种板滞的互对，就是非常明显的“思虑安排”之痕迹。一是整体趋于平淡的风格。不雅观同时所作，《堂成》一诗“桤林碍日吟风叶，笼竹和烟滴露梢”意象之密丽，《狂夫》一诗“风含翠篠娟娟净，雨浥红蕖冉冉喷鼻香”设色之鲜艳，比拟之下，《江村落》平淡而简古的面貌非常光鲜。一是激情消退而理智增长。从前一部分所引顾宸和王鼎钧的评论，可以看出墨客在平实的写景状物过程中，声色渐隐，理趣初萌，于其间融化了对付人生世事的深刻体验和哲理化思考。这和宋诗“不雅观察天下时总显出智心思考的痕迹，物质天下的神秘感和意象措辞的浑融感，都在宋诗中消逝了，统统都是清晰、沉着而理智的”，也是非常吻合的。
诸家对付《江村落》“开宋”的评论，只能算是后世文学史的追认，假如站在杜甫的角度，此诗虽为近体，但他哪里会想到什么“开宋”？还不如说是在老诚笃实“学陶”。吴小如说，杜甫有些诗“虽然写的是格律诗，可是跟陶渊明颇有相通附近之处”，他还特为指出，《江村落》这首诗“特殊像陶渊明”。在此根本上，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明确：《江村落》一诗，从题材、诗旨、章法各方面受陶诗名篇《和郭主簿二首》（其一）影响实深。这一判断虽然难以逻辑实证，但是却可以潜下心去深切感想熏染得到。这种如逢故人的感悟和体认，借用刘再复的术语，可以美其名曰“心灵悟证”。
陶渊明《和郭主簿》（其一）写夏日乡居生活各类乐事。先以“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发轫，继写读书弹琴、谷蔬丰足、自酿自斟、家人明日亲诸乐，末用“此事真复乐”一句绾结，复以望云怀古轻轻收束。措辞通篇白描，情绪醇厚绵长，而“乐”字则是个自然无痕的诗眼。《江村落》的题材与《和郭主簿》非常附近，也写长夏江村落之各类幽事，“幽”字是个诗眼；然后分写燕、鸥、老妻、稚子诸种景物人事之幽，末以叹老嗟病作结，此种章法，极似倒裁陶诗，尤其是首联，若不经意而能皋牢全篇，足见墨客功夫。二诗的差别则在于：杜诗篇首即云“长夏江村落事事幽”，自然成长痕迹也；陶诗篇末道出“此事真复乐”，思虑安排之印记也。
当然，用七律表现此种题材与风格，是一件前无古人的事，一番思虑安排之后，江村落丽景，事事皆幽，梁燕、水鸥，老妻，稚子，各有各的快乐，各有各的天真，但墨客自己却和这些都隔了一层。当“微躯”一词涌如今结尾时，这是墨客在自我指称，它有一种非常明确而强烈的自我意识，把自己和景物的间隔推开了一层，墨客仿佛在默默地说：“快乐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以是到底是愁肠挂住，一声嗟叹。以看重直觉和感性的传统批评眼力进行不雅观照，我们就创造，杜甫在这首诗里并不是被直觉和感性所支配，既然微躯所求仅为药物，则长夏诸幽无与焉。虽置身于江村落丽景之中，而心在燕鸥妻子之外，他因此一位局外人的身份，来不雅观察和思虑此“事事幽”之江村落长夏。后世读者或不理解这种开拓诗天下的努力，看不惯这种平平淡淡的新面孔，故批评的声音就不少。实在更该当思考的是，就同类题材的书写而言，古体走向近体的过程，诗的特质究竟有何增损。单就陶、杜二诗来比较，《江村落》在追求形式之精工的同时，颇失落陶诗逍遥清闲之神韵。单调而高度程式化的格律，从根本上束缚了想象力。诗是追求美的，而美是自由的象征。近体诗之创作，由于格律森严，一则精湛幽微之至，一则天狭地窄之极，虽百般精而终不合适。
蒙文通《论经学遗稿》丙篇说：“自清末改制以来，昔学校之经学一科遂分裂而入于数科，以《易》入哲学，《诗》入文学，《尚书》、《春秋》、《礼》入史学，原来宏伟独特之经学遂至若存若亡，殆妄以西方学术之分类衡量中国学术，而不顾经学在民族文化中之巨大力量、巨大造诣之故也。”这一段话评论辩论的是经学，也可用以比况目前古代文学研究在文本阐释时面临的窘境：版本意识淡薄，疏于文献订正，不清楚诗词格律，在传统的批评方法和当代西方理论之间荷戟徬徨，因而不能做到全方位的立体的懂。要深刻理解杜甫何以是中国最伟大的墨客，就不能株守学科界线，而应针对详细的文本，遵照立体化的阐释策略，旁涉文献、小学、诗律、历史、地理、文艺理论诸科。只要韶光一直滞，杜诗经典的意义生造诣不会终止，它犹如微不雅观天下一样浩渺无垠。立体化的阐释策略，有助于进入这一广阔的意义空间，以识其堂庑之大、嵩华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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