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法门寺》阐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公子傅朋在孙家庄偶遇孙玉姣，互生爱恋，后因歹人诬陷卷入一桩人命奇案，蒙冤入狱。侠女宋巧姣趁宦官刘瑾陪同皇太后至法门寺降喷鼻香时，冒死告状。刘瑾命人复查，原形大白，结案在陕西扶风法门寺内。对这出戏，毛泽东十分爱看。仅40年代初在延安，他就看过四遍。重庆会谈时，蒋介石三次请毛泽东看戏。毛泽东去了两次，个中一次便是看《法门寺》。
毛泽东如此喜好《法门寺》，除欣赏其卓越的文艺代价和演员们博识的演出技巧外，还有一个主要的缘故原由是剧中刘瑾身边一个名叫贾桂的小寺人令他印象深刻。这个角色，成为毛泽东后来常常提到的一个话题。
《法门寺》是据明代中叶武宗正德（1506-1521）初年，发生在陕西眉县的一段真实故事改编而成。但贾桂这一角色却是因剧情须要而虚构的。他给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的一幕是：当刘瑾让他坐下时，他说：“我站惯了。”据毛泽东在延安时的身边事情职员回顾，每次演到这儿时，毛泽东总忍不住哈哈大笑，然后指着贾桂说：“你看，他真是一副奴才相，人家叫他坐下，他说站惯了。”
京剧《法门寺》剧照
1949年夏，毛泽东在北平长安大戏院不雅观看完京剧《法门寺》后，对身边的警卫说：“《法门寺》里有两个人物很范例，一个是刘瑾，一个是贾桂。刘瑾从来没有办过一件好事，唯独在法门寺进喷鼻香时，纠正了一件错案，这也算他为公民办了一件好事。贾桂在他上司的面前，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是十足的奴才相。我们反对这种奴才思想，要提倡独立思考，实事求是，要有自傲心。”
进入50年代中后期，毛泽东又多次谈及贾桂。当时，新中国面临着成立以来最严厉的国际环境。一方面，中苏关系日趋紧张；另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不断抛出各种威胁，梦想扼杀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在各类困难面前，有一部分人乃至党内一些干部也变得茫然无措、损失约念。在这种情形下，毛泽东复苏地看到，社会主义新中国要想依赖自身力量在一穷二白的根本上走出一条发展的道路，就必须先鼓舞起大家的士气。
1956年，针对社会优势行的“如果没有苏联的声援，中国的培植是不可能的”的缺点不雅观点，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写道：“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觉得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在这方面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傲心提高起来，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唾弃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展起来。”
1958年5月14日，第二机器工业部党组为转报北京第三工业建筑设计院关于在总路线精神推动下和苏联专家由两股劲拧成一股劲的履历向毛泽东、中共中心报告。16日，毛泽东将报告批转给邓小平时在批语中又写道：“尊重苏联同道，刻苦客气学习。但又一定要破除迷信，打倒贾桂！
贾桂（即奴才），是谁也看不起的。”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事情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与茅盾（右二）等人合影（1949.7）
“金猴奋起千钧棒”
《西游记》是毛泽东最为喜好的一部文学作品，贯穿了其生平的读书生涯。他非常欣赏书中主人公孙悟空。在他的著作、讲话中，也常常以孙悟空为例作古为今用的借题发挥。
1945年10月重庆会谈期间的一天，毛泽东会见陈立夫，发言中以孙悟空自喻，蕴藉地批评了国民党发动十年内战的事情，说：“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武断是齐天算夜圣。可是你们连弼马温也不让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
1949年3月5日，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心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作报告。在谈到准备和南京国民党政府进行会谈的问题时，他说：“我们希望4月或5月盘踞南京，然后在北平调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我们既然许可会谈，就要准备在会谈成功往后许多麻烦事情的到来，就要准备一副复苏的头脑去对付对方采取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兴妖作怪的政策。 只要我们精神上有了充分的准备，我们就可以降服任何兴妖作怪的孙行者。不论是全面的和平会谈，或者局部的和平会谈，我们都应该这样去准备。”
1960年初，毛泽东在广州审定《毛选》第四卷
在毛泽东的诗作中，也有取材于孙悟空的作品。60年代，中苏关系逐渐恶化。“强者为尊该让我，英雄只此敢争先”的孙悟空形象再次进入毛泽东的视野。1961年11月17日，他写下了“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的著名诗句，表达了不惧压力的武断决心。
实际上，毛泽东之以是如此喜好《西游记》，其缘故原由不仅在于欣赏该书的文学代价，更主要的是认同作者讴歌的敢于抗争的精神。这种精神，恰与他自己的性情不谋而合。这一点，从他批阅与《西游记》干系研究文章中也能表示出来。
毛泽东对《西游记》及孙悟空的评价和引用虽然较多，但反响善恶不雅观的评语，据现存史料来看，只有下面一条：
“千日积善，善犹不敷；一日行恶，恶常有余。”乡愿思想也。孙悟空的思想与此相反，他是不信这些的，即是说作者吴承恩不信这些。他的积善，即是除恶。他的除恶，即是积善。所谓“此言果真不差”，便是这样认识的。
在积善问题上，毛泽东无疑是站在孙悟空这边的。“乡愿”出自《论语·阳货》：“乡愿，德之贼也。”后用“乡愿”代指不问是非的好好师长西席的处世哲学。联系毛泽东的革命经历来看，崇奉“禅杖打开危险路，戒刀杀尽不平人”武力革命思想的他否定唐僧“乡愿”思想而肯定孙悟空的做法并不为奇。
正如毛泽东自己所说的那样，“我读过经书，可是并不喜好经书。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传奇小说，特殊是个中关于造反的故事。”他从《西游记》中读出了人生的哲学，也从《西游记》中悟出了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培植的实践真知。这恐怕是一贯到他晚年，还在书房里存放着五种版本《西游记》的缘故吧。
说曹操：“这个案要翻”
魏武帝曹操是三国历史上一个非常主要的人物。“治世之能臣，浊世之奸雄”是评价曹操的主流不雅观点。
电视剧《三国演义》中的曹操
《魏书·武帝纪》里记载了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曹操下“唯才是举”征贤令一事。该令的紧张内容是曹操阐述征战经历和内心活动，表明自己绝无取代汉室的想法，并决定让出封地以肃清众人误会。近代学者卢弼在其《三国志集解》中对此做了大量改动，又引用了一些别家评语，对曹操提出了诸多求全谴责。诸如，曹操在令中叮嘱妻妾，自己百年之后，无论她们嫁到何处，都要向他人表明自己绝无叛汉之心。卢弼认为这番话“为奸雄欺人之语”。又如，曹操在令中说自己不愿放弃兵权，“诚恐已离兵为人所祸也”，这是为后世子孙打算，也是为汉室国家安危着想。卢弼说曹操这是“肝隔至言，欲盖弥彰者也”。再如，曹操在令中说自己打仗“推弱以克强，处小而禽（通擒）大”。卢弼又列举曹操在汴水之战、濮阳之围、净水之难、乌林之役、潼关之困的各类败绩，说他“志高慢盈，言大而夸”。
毛泽东读到此处时，写了这样一段批语：“此篇注文，贴了魏武不少大字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从这段批语可以看出，毛泽东是不同意卢弼的注文的。
毛泽东看问题、评价人历来主见一分为二的不雅观点。对曹操，亦是如此。他曾多次赞颂曹操的文韬武略。1954年夏，毛泽东在北戴河对身边事情职员说：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创立魏国。那时黄河流域是中国的中央地区。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施屯田制，还督匆匆开荒，实行法治，提倡节俭，使遭受大毁坏的社会开始稳定、规复、发展。这些难道不该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那么写，戏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不雅观念所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便是掩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
1958年11月，毛泽东在河南新乡察看时对安阳县委布告陈春雨说：安阳是曹操起身的地方啊。曹操这个人懂用人之道，招贤纳士，搞“五湖四海”，不搞宗派。他还把稳疏通河道，引水灌溉，发展农业生产。毛泽东也非常喜好曹操的诗词，他乃至还写有《浪淘沙·北戴河》来凭吊曹操，并向自己的亲人和同事推举曹操的诗歌。在褒扬曹操文治武功的同时，毛泽东对他的不敷也不避讳。他对曹操未能及时进攻四川甚至给刘备留下休养生息韶光的做法提出异议，对赤壁之败中曹操对人严而责己宽的做法认为欠妥，留有“赤壁之败，将抵何人之罪”的评论。
毛泽东评价曹操，不盲从盛行说法，不掺杂个人好恶感情，客不雅观公允，表示了一个政治家的从容气度。
来源：作家文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