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18日,市民参不雅观位于江西省抚州市的王安石纪念馆。
当日是北宋期间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和改革家王安石诞辰1000周年纪念日,抚州是王安石的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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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付后世来说,认识王安石,多是来源于“唐宋八大家”和他的政治家身份,而关于他对“道”的追求,理解的人就不是那么多了。
“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一千年前,王安石说出这句话,指明一个官员必须具备“修、齐、治、平”的基本本色,也引出他自己关于“道”的思考。

“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这一贤人之“道”影响中国千年,直到现在依旧让为政之人陷入沉思。
崔铭历时七年韶光撰写、天津公民出版社出版的《王安石传》,对王安石生平各个阶段的主要业绩与心途经程进行了详细阐述,既看重其政治事功、学术古迹、文学创作,更看重其道德教化。
阅读这些故事,读者更能深入认识王安石的思想、人格及其所处的时期;同时在对其思想精髓和为政之道进行延续发展、传承升华过程中,走好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

什么样的道才是“贤人之道”

新视野|王安石的道

公元1037年,17岁的王安石在每天放学后,不再像以前那样呼朋引伴,睁着好奇的眼睛四处游逛,而是独自待在家里,开始思虑人生的问题。

“人生的代价究竟是什么?如何才能跳脱碌碌终生而老无所归的生命黑洞?……”

此时的王安石,正是确立人生目标、形成独立人格的期间,经由父亲和舅父的长期教导,已将古人的经典著作烂熟于心。
在不舍昼夜的勤学苦思中,既有交融贯通的喜悦,也有难以把握的惶惑。
无论是喜是惑,都引发王安石深入研讨的决心。
终于,他从苦闷中走出来:“光阴飞逝,昼夜不息,该当追随稷、契之后,像他们一样教化德行,建立自我。

稷、契是尧舜期间的臣子,他们之以是能成为圣贤,便是由于道德教化非常深厚。
王安石认为,在建立自我的根本上,自然而然造诣功名,是稷、契、伊、周等古代圣贤以德服人、德泽天下的奥妙所在。
如果问学之初,“其道未足以为己,而其志已在于为人”,则可谓“谬用其心”。

《王安石传》一书详尽描述了王安石的心途经程,表明他确立了超越世俗代价不雅观的人生目标,“存心于内,不求于外”。
比如,他认为读书的目的不是为了让自己的文章写得更俊秀,也不是为了将来的功名,而是领会到圣贤经典的内在代价,通过深研细读,得到立本、立大、务内的自我教化功夫,造诣圣贤式人格,成为一个“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的大丈夫。

纵览全书,作者认为对付“道”的追寻贯穿王安石的生平。
他所谓的“道”,是指“内圣外王”的“贤人之道”,是先圣先贤身体力行并借助经典而传诸后世的“道”。
对付每生平命个体来说,须要通过对儒家经典的深研苦习,加以永不松懈、反求诸己的自我道德教化才能得到。
书中提到,王安石在送别石友孙侔时说:“时然而然,众人也;己然而然,君子也。
己然而然,非私己也,贤人之道在焉尔。
”时下流行什么,就认为什么是对的,那是芸芸众生;自己认为对,就坚持己见,只要不是出于个人的私心,而是从贤人之道出发思考问题,那便是君子。

不管做官还是做学问,王安石对付“道”的追求始终不变。
他认为,真正的君子,不是为了个人,既能于困厄中守道,也随时准备“得君行道”,让儒学真粹的伟大力量彰显于当世,使天下清明,风尚淳厚,百姓安居乐业。
这既是他对朋友的殷切期许和激情亲切勉励,也是对自己志向的诚挚抒发。
这又何尝不是本书所要弘扬的为人处世的态度——“要做到进退‘不矜宠利,不惮诛责’,条件便是能知‘道’、得‘道’、守‘道’。

立志的过程也是求“道”的过程

认清了“道”,如何才能实现?王安石认为,要想取得空想的结果,必须要“有志”“有力”“有物”。
三者之中,尤以“有志”最为主要。
具备武断的志向,在此根本上再辅之以艰巨的努力和一定的物质条件,就能得到终极成功。

1045年,王安石与好友陈旭分别之际,作《送陈升之序》。
这篇序可以说是一篇“人才论”。
文章开篇即提出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值得思考的问题:为什么一个精良的士大夫,得到众人赞誉,大家都认为他可以担当重任,但是一旦真的当选拔重用,周围的人每每又会对他失落望?

王安石认为,人的才能有小有大,志向有远有近。
任小责轻时,只要做到和颜悦色、谨慎遵法,就可以说是仁德与道义都绰绰有余的称职官员。
但担当天下兴亡大任的宰辅重臣,既要谨慎遵法,还需具备高远的志向、超凡的见识和非常之大才。
因此,本书总结道:“选拔人才如果不着意于对‘才’和‘志’的深入稽核与识别,知人善任,而只关注有限职守中的表面征象,一定落得高下一齐失落望的结果。

不断充足自己,力求名实符合,这是王安石对朋友的期望,也是他对自我的哀求。
公余之暇,他从不散漫放任,而是利用统统可以利用的韶光读书与寻思。

孔子之后的儒者,王安石最推崇的是孟子和扬雄,这一点,在他《答王深甫书》中得以表示。
“扬子曰:‘先自治而后治人,之谓大器。
’扬子所谓大器者,盖孟子之谓大人也。
”成大器、做大人,是他的民气抱负,也是他对统统有志之士的期望。

一个人若没有志气会若何?书中引用了方仲永的例子。
“这个曾经令王安石既倾慕又不服的天才少年”,时隔多年,“已泯然众人矣”。
回忆过往经历,王安石写下《伤仲永》一文,记录“神童”变成“众人”的故事,警觉众人:如果没有志向、舍不得付出努力,哪怕资质颖异者,都会一事无成,天赋平平的凡人,若不勤奋努力,其结果更是可想而知了。

立志的过程,也是求“道”的过程。
王安石用方仲永的例子,给我们修炼自身提了个醒。
修身和学习是一个道理,须要一辈子的坚守。
“吃老本”总有吃没的一天,“底子厚”总有用完的时候,“装门面”总有败露的时候。
若安于现状、暴躁

在为民中寻求治国大“道”

“风助乱云阴更密,水争高岸气尤雄。
平时沟洫今多废,下户京囷久已空。
肉食自嗟何所报,古人忧国愿年丰。
”王安石这首《苦雨》诗,写于鄞县(现浙江宁波)县令任上。

为了兴修水利,让百姓免受旱灾之苦,王安石跑遍全县14个乡。
在《鄞县掮客行》中,他以日记的形式详细记录了自己的行程:登上高山,看采石工人凿石;乘船漫游,稽核地形地貌;亲临开渠工地,检讨工程进展;深入村落落院落,宣讲治水事宜。
天刚放亮,已经踏上征途;夜已深奥深厚,还在路上奔忙……这篇200多字的短文,大概是最早的地方官员事情日志。
虽然只是简约客不雅观记事,并无一句抒怀和描写,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知怠倦、勤于政事的官员形象。
如此克己奉公的官员,无论放在哪个时期,都很了不起。
明代古文家茅坤感叹:“县令如此,知非俗吏已。

正当全县高下同心修河道时,天公不作美,开工没多久便下起了大雨,好不容易等到雨停,积水还未清理干净,一场瓢泼大雨又倾泻而下。
百姓焦躁烦闷,王安石“亦夙夜以忧”。
为了安抚大家感情,王安石带上祭品,与其他官员和百姓一起,恳切哀求彼苍关照。
《苦雨》抒发的正是他当时心中的愁苦,但也充斥着心怀天下、心怀百姓的儒家情怀。

孔子曾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王安石所处的时期,历经晚唐、五代之乱,天下斯文沦丧。
虽然宋朝读书习文蔚然成风,但“天下之士知为诗赋以取科第,不知其他”。
因此,他认为,官员只知足于刀笔刑名之学,在自我教化和治国方略上没有更高的期许和作为,一旦被委以重任,如何能首创太平盛世。

事实上,执政之道与做人之道一样,是中国士人几千年孜孜以求的大命题。
先做人再做官,先修身再治国,先贤的思想影响着王安石,也影响到千年之后的本日。
回过分来看历史,虽然“各州县磨难不断,但老百姓并不十分害怕磨难”,反而是“一旦官吏们在施行政令时处置不当”,百姓才真正陷入无望的恐怖之中。
这也是《王安石传》一书中表达的主旨之一:“士之欲施于政,未有不学而能者。
”学什么?正如王安石所说,“学”并非刀笔刑名之学,而是先内后外、由己及人的圣贤之学:“学以是修身也,身修则无不治矣。

“道虽迩,弗成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
”从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到王安石生活的宋代,及至21世纪确当下,无论社会怎么变革,我们对“道”的求索始终没有停歇。
贤人之道、君子之德沉淀在每个中国人的精神血脉里,发挥着潜移默化的道德引领、代价引领浸染。
在独特而系统的中国传统文化滋润津润下,中华民族对“道”的坚守显得厚重而务实,值得每一名党员干部在干事创业中借鉴。
这也是千年之后,我们重读王安石的深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