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种分外的美是何以产生的呢？对付历史的无知很随意马虎让人以为唐诗是平地而起的高峰，纵然是大诗豪李白也不免“数典忘祖”。而事实上有唐以前的文学对唐诗的形成影响深远，朱光潜师长西席即将其源流归于赋，认为意义的排偶和声音的对仗都起于描写杂多事物的赋，且意义的排偶较早起，声音的对仗是从它推演出来的，这些都与律诗的演进路线同等。
此外，朱光潜师长西席还指出唐诗出身的另一个主要条件，即在乐府衰亡后诗转入有词无调的阶段，因此诗的音乐要在诗的笔墨本身表示。话说这不便是手动带上BGM吗？？？让我们一同看看朱师长西席在这方面的创见。
诗经及乐府：从有音无义到音义分解
现在《诗经》只有 “言”而无“声”，我们很难断定在《诗经》发生时期“言”与“声”的关系究竟如何。如果拿一样平常民俗歌谣与敬拜宴享诗来比拟，我们可以推测《诗经》期间还是音重于义期间。它的最大功用在伴歌伴乐，离开乐调的词在起始时似无独立存在的可能。孔子删诗，已在“王迹息而诗亡”之后，所谓“诗亡”自然只能指“调亡”而不能指“词亡”。
《史记》虽有“诗三百篇，孔子皆弦歌之”的传说，但就《论语》所载孔子论诗的话来看，他着重“不学诗无以言”，诵诗须能“从政”“专对”，诗的要旨在“思天真”，学诗的功用在能“事父”“事君”以及“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他的兴趣似已侧重诗的词，带有几分文人的口胃了。本来在他的时期诗的乐调已散失落，他所捉摸得着的也只有词。这便是说，《诗经》在孔子时期已由音重于义期间转到音义分解期间了。
诗到汉朝流为乐府。乐府在初期还是属于“音重于义”的期间。有调的虽不尽有词，有词的却必都有调。既有衙门专司其事，歌词就不像从前专靠口头传授，都要写在书本上了。写的方法或如近代歌词旁注工尺谱。
乐府是酝酿汉魏五七言古诗的媒介。古诗既成立，乐府便由“音重于义”期间转入“音义分解”期间。乐府递化为古诗，最大的缘故原由是乐府（衙门）中乐师与文人各有专职。制调者不制词，制词者不制调，于是调与词成为两件事，彼此有分立的可能。后来人兴味偏于音乐者或取调而弃词，兴味偏于文学者或取词而弃调。
乐府初成立时，乐师本是主体，文人只是附庸。李延年是协律都尉，统统都由他统辖。乐府所收，大半词调俱备。宗庙敬拜乐歌，在起始时或沿《房中乐》《文始舞》（这都是汉人沿用前朝乐调）诸乐的旧例，采取已有的乐调，但是已有的歌词不适宜于新朝代，有改造的必要。司马相如一样平常文人的职务原来大概就在依旧调谱新词。新情绪和新事实不必尽可以旧乐调传出，以是有谱新调的必要。
李延年所作《李延年歌》
谱新调时每每先制词而后制调。据《汉书·李延年传》所说的“司马相如作诗颂，延年辄承意弦歌所造诗，为之新声曲”，可见乐师已听文人的调动，词在先而乐在后，词渐变为主体而乐调反降为附庸了。这个变动很主要，由于它是词离调而独立的先声。
乐府能否成功，全靠文人和乐师能否互助。像司马相如和李延年那样相得益彰，颇非易事。汉乐府制到哀帝时已废，文人虽无乐师互助，但自有做诗的兴趣，于是索性不承认乐调为诗歌的必要伴侣，独立地去做不用乐调的诗歌了。
汉魏间许多文人本来不隶籍乐府，也常仿乐府诗的文体，采乐府诗的材料，乃至于用乐府诗的旧题目做诗，虽然这种诗和乐府的精神相差甚远，也还叫做“乐府”。“青马〔青〕河边草”诗本言远别相思，而题目却为《饮马长城窟》。唐元稹以是有“虽用古题，全无古义”，“如《出门行》不言离去，《将进酒》特书列女”之诮。这好比贩子赁旧门面开新店，卖另一种货色，却仍打旧店主的招牌以招揽买卖一样。
汉魏人以是有这莳花招，是由于弃乐调而做诗的新运动还没有完备成功。一样平常人还以为诗必有乐调，以是在本来是独立的诗歌上冒上一个乐调的名称。汉魏往后，新运动完备成功，诗歌遂完备分开乐调而独立了。诗离乐调而独立的期间便是文人诗正式成立的期间。总之，乐府递变为古风，经由三个阶段。第一是“由调定词”，第二是“由词定调”，第三是“有词无调”。这三个阶段后来在词和戏曲两方面也复演过。
晋代奏乐图
诗既离开乐调，不复可歌唱，如果没有新方法来使诗的笔墨本身上见出多少音乐，那就不免失落其为诗了。音乐是诗的生命，从前外在的乐调的音乐既然丢去，墨客不得不在笔墨本身上做音乐的工夫，这是声律运动的主因之一。齐梁时期恰当离调制词运动的成功期间，以是当时声律运动最盛行。齐梁是音义离合史上的第四季代，便是诗离开外在的音乐，而着重笔墨本身音乐的期间。
诗歌进化过程的四个期间
一、有音无义期间。这是诗的最原始期间。诗歌与音乐舞蹈同源，共同的生命在节奏。歌声除应和乐舞节奏之外，不必含有任何意义。原始民歌大半如此，当代儿童和野蛮民族的歌谣也可以作证。
二、音重于义期间。在历史上诗的音都先于义，音乐的身分是原始的，措辞的身分是后加的。换句话说，诗本有调而无词，后来才附词于调；附调的词本来没故意义，到后来才逐渐故意义。词的功用原来仅在应和节奏，后来文化渐进，诗歌作者逐渐见出音乐的节奏和人事物态的关联，于因此事物情态比附音乐，使歌词不惟有节奏腔调而且故意义。
三、音义分解期间。这便是“民间诗”蜕变为“艺术诗”的期间。诗歌的作者由全民众变为自成一种分外阶级的文人。文人做诗在最初都以民间诗为原本，沿用盛行的谱调，改造盛行的歌词，力求词华的完美。文人诗起初大半仍可歌唱，但是着重点既渐由歌调转到歌词，到后来就不免专讲究歌词而不复把稳歌调，于是依调填词的期间便转入有词无调的期间。到这个期间，诗就不可歌唱了。
四、音义合一期间。词与调既分立，诗就不复有笔墨以外的音乐。但是诗本出于音乐，无论变到若何程度，总不能与音乐完备绝缘。文人诗虽不可歌，却仍须可诵。歌与诵所不同的就在歌依音乐（曲调）的节奏腔调，不必依措辞的节奏腔调；诵则侧重措辞的节奏腔调，使措辞的节奏腔调之中仍含有多少形式化的音乐的节奏腔调。音乐的节奏腔调（见于歌调者）可离歌词而独立；措辞的节奏腔调则必于歌词的笔墨本身上见出。文人诗既然离开乐调，而却仍有节奏腔调的须要，以是不得不在歌词的笔墨本身上做音乐的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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