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从前他抛弃官职，投奔临邛县，由于他听说临邛县的卓王孙有一位才貌双全的女儿叫卓文君。有一次他去卓家做客，用琴声表达了自己对卓文君的爱慕之情。他鼓琴唱道：“凤兮凤兮归故乡，游遨四海兮求其凰，有一艳女在此堂，人去楼空毒我肠，何由交卸为鸳鸯？”
求爱之心溢于言表，其大胆和坦直，即便在本日看来仍旧让人含羞。不过，在帘后谛听的卓文君却为之怦然心动，并且在与司马相如会面后一见钟情。卓文君当时是一位望门寡妇，丈夫在结婚之前即已去世去，根据儒家规范，她不能再嫁别的男人。
于是，当夜，卓文君整顿细软从家中逃了出来，与早已等在门外的司马相如会合，二人私奔了。这可能也是最早的私奔记录。
司马相如带着卓文君回到成都老家后，面对徒有四壁的贫寒家境，卓文君绝不介意。后来二人又返回临邛，开了家小酒馆，卓文君当垆卖酒，坚持家用。末了二人的爱情冲动了卓文君的父亲，他终于承认了自己的半子。
从司马相如的爱情故事来看，他是反对儒家教条的。从“赋”这种文体看来，司马相如承继了战国时期的楚人宋玉的风格。宋玉曾有一篇著名的《登徒子好色赋》，说的是：
楚国大夫登徒子在楚王面前说宋玉的坏话，说宋玉漂亮，长于辞令，而且贪爱女色，委实不宜让他出入宫廷。楚王于是质问宋玉，宋玉说：边幅漂亮，是上天所生；长于辞令，是从老师那里学来的；至于贪爱女色，则完备是登徒子的曲解。楚王不信宋玉不贪爱女色，宋玉于是说，天下的美女，没有谁比得上楚国女子，楚国美女，又没有谁能超过他家乡的，而他家乡最俏丽的姑娘是他的一位芳邻。这位姑娘——
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
但是这样一位女子，站在墙头看了宋玉三年，宋玉也没有动心。而登徒子呢，他的老婆蓬葆垢面，耳朵挛缩，嘴唇外翻且牙齿参差不齐，弯腰驼背，走路一瘸一拐，又患有疥疾和痔疮。这样一位丑陋的妇女，登徒子却与之频繁行房，并且生有五个孩子。那么究竟谁是好色之徒呢？
宋玉和登徒子的差异是：前者经受得住美的诱惑，而后者连丑女都难以抵挡。
插入宋玉，旨在解释司马相如所作的《美人赋》与前者一模一样。在《美人赋》中，美女不仅是登墙而窥了，而是赤裸裸的性诱惑——
寝具既设，服玩珍奇，金鉔薰喷鼻香，黼帐低垂。裀襦重陈，角枕横施。女乃弛其上服，表其亵衣，皓体呈露，弱骨丰肌。时来亲臣，柔滑如脂。
不仅露出了亵服和身体，还上前亲吻撩拨，在此环境下，激情是一触即发的。但司马相如的选择是：“气服于内，心正于怀，信誓旦旦，秉志不回，翻然高举，与彼长辞。”便是不为所动，且丢下这个诱人的美女，与之长辞了。
作为反对儒家教条和道德说辞的两篇文章，宋玉和司马相如都显得正气凛然。他们不是忽略美女的存在，而是强调自己真正的情操。在他们看来，儒家的可笑之处是嘴上说的那一套，经不起任何磨练，在诱惑面前，他们急速弃甲屈膝降服佩服。
不过，这两篇文章毕竟是政论性子的檄文。文章之下，二人的情欲还是真切的，乃至是可以触摸的。由于在描述中，我们分明已经窥见了宋玉和司马相如强烈的性意识，他们最少是正视人的性欲的。这些对女人的性感描述在后世成为正视情欲的典范作品。
由上所知，宫廷的淫乱和知识分子对性爱的正视，都是对儒家学说和《礼记》规范的反动。王朝国家对待性问题，在上层，一贯都是言行不一的分裂状况；在民间，却保持着某种程度的性自由。这些自然和自由的性不雅观念，和《诗经》时期一样，仍旧保留在民间歌谣之中，在汉代乐府诗集中可谓俯仰皆是。
《月下吹箫图》，费丹旭绘。图中女子在月下神色落寞地吹着长萧，表达的便是闺怨之情。在《古诗十九首》中，大量诗篇描述着这种“闺怨”。
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
这实在是一首汉代期间关于女人装饰的诗歌，高髻、大眉和广袖。这是汉代美女的标准打扮。在《陌上桑》中，还对一位叫罗敷的劳动妇女的装饰有更为详细的铺陈描述，她的美不仅使少年容身，而且使“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后来来了一位使君，他调戏并困惑罗敷，后者通过对自己丈夫的虚构和想象谢绝了对方的企图。
在《古诗十九首》中，描述妇女的篇章很多。有“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的性苦闷，这些怨妇们总是“忧闷不能寐，揽衣起徘徊”，常常性失落眠和嗟叹。在平时的劳动中，她们“纤纤擢素手，札札弄心裁。终日不成章，泣涕泣如雨”。墨客们是用“闺怨”来记录这些民间女人情爱上的追求。
牛郎织女的故事也源自汉代乐府。这个故事除了控诉等级制对男女情爱的伤害，紧张还是表达劳动者对性爱自由的追求。织女由于森严的宫廷制度，过着没有性爱的僧侣生活；牛郎由于贫穷，被剥夺了性爱的权利。他们的结合基本上可以理解为是一种自然力量的使令。
儒家的规范和制度，终于在《孔雀东南飞》中酿成了悲剧。男女主人公被人为分离，先后自尽。不过，它的结局是魔幻主义式的光明：“两家求合葬，合葬西岳傍。东西植松柏，旁边种梧桐。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行人容身听，寡妇起彷徨。”这种魔幻主义加浪漫主义，在后来的《梁祝》故事中被再次重复，梁山伯和祝英台的魂灵化为翩翩蝴蝶而比翼双飞。
可以这么说，在汉代乐府中，在民间，性爱的美好并没有由于儒家学说和《礼记》规范而凋零，民众除了遵守，也有激烈的控诉和反抗，有时乃至是血腥的。此外，也正是远在庙堂之外，性意识仍旧可以说是鲜活的，是直接和自然的，一如村落野之夫和使君对罗敷表示出来的希望。大概正是民间的这种力量，才担保了人口的大面积繁衍和社会生产的进步，从而担保了汉代的壮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