仵墉(1870～1947)字崇如。陕西蒲城贾曲贤坡村落人。少年家贫，十三岁才入学读书。他珍惜机会发奋学习，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中举。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中进士。
从1905年到民国年间，仵墉开始了他漫长的县官生涯。历任直隶(今河北)省乐亭、祁州(今安国)、安州(今安新)、沧州(今沧县)、滦州(今滦县)、临榆(今属秦皇岛市)、长垣(今属河南省)、昌黎、饶阳、赵县、霸县（以上四县均属河北）等十一县知县(知州)、知事、县长达28年之久，始终以清廉著称。有的县由于群众强烈哀求，仵墉曾多次到任。
1910年，在满清王朝气数将尽的时候，政治腐败，民怨沸腾。仵墉被任命为直隶省长垣知县。他赋性耿直，工诗善书，凡是不利于老百姓的弊政，均竭力去之。由于他公道严明，使吏不敢欺，劣绅不敢近，政通人和，全县公民得以安居乐业，对其戴德不忘。
1911年，仵墉被调任为直隶省乐亭县知县，当时贪贿成风，政权已是风雨飘摇，但他却洁身自好，题联：“受一文份子钱，远报儿孙近报身；做半点亏心事，幽有鬼神明有天。”悬挂于县衙以自勉，时候告诫自己防腐倡廉。他常常独身只身着布衣下乡，私访调查，审清了许多案件，平反了不少冤狱，很受当地民众拥护。一次，他又独身只身化妆下乡私访。入夜后，创造有人牢牢跟踪，便停步讯问。跟踪者是当地的一位农人，回答说：“我认识知县大人。知县大人为我们百姓办事，黑夜单身下乡，怕不屈安，我特来保护你老人家。”任职虽然不到一年，却在群众的心目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良好形象。以至于30多年后当地的老百姓对其仍怀念不已，此时他已在察哈尔省任职，有人见告他原乐亭县士绅称颂自己的业绩，于是他写了《闻乐亭士绅称余之往事感而记之》一诗，其诗曰：“昔我署乐亭，未及满一岁。历已三十年，颂声犹未坠。由今思往事，多不能影象。自问有何长，不过不受贿。从严禁烟赌，负责约胥隶。词讼不徇情，征收不舞弊。职责所当然，非有他巧技。庸俗所优为，人竟称卓异。只此尽职分，永成循良吏。可见天下官，多数是败类。”总结自己的为官之道，表白了自己受人尊重的窍门，便是本本分分为官，清明净白作人，尽职尽责，则为好官循吏。这是履历之谈，也是仵墉生平的准则。
1912年（民国元年）春，仵墉调任安国县知事，当时新学兴起迅速，但校舍多占用村落内公产或借用民房，屋宇低矮惨淡，破败不堪，且多无活动场所，不具学校标准。目睹学堂反胜新学的状况，他决计拆寺庙建校舍。为实现“拆庙兴学”之举，他调集热心教诲的士绅，沟通思想，取得支持后，遂布告全县，敕令没收庙产改建学校。布告发出，受到守旧势力的反对，一些把持村落政的执拗地主挟持不明原形的群众，向县府请愿，提出“学校可建，庙不可拆”。经多方阐明、疏导，竟至无效。为使拆庙兴学得以进行，仵墉组织县府及劝学所事情职员，下乡催办，责令各乡巡警局积极合营，重办滋事者。局势逐渐打开，各村落普遍行动起来。对寺庙宏敞，屋宇无缺的，拆除神像改为教室，以僧房或礼器库作教员宿舍和办公室；对寺庙破败，面积狭小的，拆除辟址重修。至1914年，全县改庙为校近百所。翌年，初小学生增多，开始方案建立高档小学。先在县城东北角辟址建安国县第一高档小学校；拆除城隍庙，建女子高档小学校。后于北段村落、大五女、伍仁桥、石佛各建高档小学校1所，依次命名为安国县第二、三、四、五高档小学校。仵墉对高档小学校董、教员的委任，亲自干涉干与；每至一村落督导公务必亲临学校听课，稽核西席的业务能力；每年两次的全县会考及各种文化知识竞赛，必亲自参加阅卷，主持发奖。为推动女学发展，仵墉让夫人在女子高小任针黹课，不取报酬。1915年，全县高小学生达622人，初小学生7065人，分别比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增512人和3184人。民国初，国民政府明令男剪辫，女放足。境内剪辫至1916年始普遍实行。是年夏，仵墉责成巡警局专司其事，设在县城及四镇的巡警分局组成剪辫队，人手一把剪刀，分赴辖区各村落挨门挨户剪除男性发辫。县人视发辫如命，闻剪辫队进村落，东躲西藏。历时月余，收成甚微。仵墉改变策略，知会各村落村落正、村落副及执事人等先剪掉发辫，以为民倡。同时向人们广泛宣扬，指出发辫是封建余孽，必须剪除。一些思想开通者自动剪掉辫子。对依然谢绝剪辫者，采纳逼迫方法，剪辫队常出其不虞，包围会场、演戏院，强行剪辫。经半年多努力，男子长辫尽除。1916年12月，仵墉被调任安州知事。
1917年仵墉任沧州知事，当年碰着大水灾，田禾被淹没，农人无力缴纳田赋。而秋后上司催索，急如星火。他便卖掉在北平的房产，给百姓垫出田赋。百口移居蒲城会馆。群众感激涕泣，直呼上苍。时隔不久，他又调任滦州知事，偏偏又逢大旱荒年，农人交不起田赋，面对上级催逼，百姓流落失落所，为了向上级交差，他又想起了为民垫付的主张，这次他已没有房产可卖了，万般无奈，他只得屈尊到富户家借贷给百姓垫赋，方才度过难关。百姓戴德戴德，口碑载道，
1983年在长垣县北街创造的群众为仵墉所立的纪念碑
1923年，长垣各界人士向上级反响，哀求仵墉重新来长垣事情。仵墉二次到长垣后，使长垣立即规复了昔日的繁荣。他的政声传遍了河北。由于遭到劣绅的忌恨，仵墉多次受到控告，后来被调任到察哈尔。离开长垣时，群众夹道相送，无不感念而含泪。1983年在长垣县北街创造了群众为仵墉所立的纪念碑。该碑由清山东侯补盐大使壬寅科举人李宣猷撰文，清邑库生员傅乃栋书丹。部分碑文为：“为官难，为宰官尤难，为今日之宰官则更难。人皆知宰官出令者也，而不知固奉令者也。人皆知宰官治民者也，而不知为今日之宰官固受制于民者也……。”纪念碑紧张记载了仵墉知县管理长垣的详细情形。在清末民初的困苦期间，他两次来长任知县，深得民心。去任之时，民皆哭泣。可见与百姓有恩，政绩卓然。
直奉战役资料图片
1924 年，直奉军阀混战，仵墉从直隶省长垣县知事奉调来到了炮火连天的临榆县担当知事。这里是长城的山海关，是年夏季，直军在关内设防，百姓一律不准出关，城内粮草紧缺，盗抢成风，百姓叫苦连天，刚刚上任的仵墉调集地方绅商各界，设坚持会于县署。组织治安队掩护城内的秩序，搪塞战时繁琐之事。但是随着九门口等地节节失落守，直军弃城西去，奉军乘机进关。面对两军士兵猖獗劫掠，百姓纷纭跑到县署避难，在此关键时候，仵墉周旋于两军之间，哀求两军各守秩序，停炮火，免巷战，并哀求劫掠士兵将所抢物品送归百姓。待战役结束后，关城内外灾民遍野，仵墉将关城所受困难上报给国民政府，哀求急办赈救灾民。10 月中旬，奉天赈务处来关查灾并发放赈灾粮、棉衣，遍及城乡；百姓称快。不久，仵墉被调往外地，百姓夹道，含泪相送。
民国《临榆县志》
据民国《临榆县志》记载：“民国16年（1927年）夏六月，酷暑，乡间有热去世者。”罕见的大旱使庄稼颗粒无收，关城百姓备受煎熬，时任临榆县知事整天拜庙供佛，但天不遂人愿，终极一走了之。此后，临榆县知事，就像走马灯一样，连换五届。1928年仵墉再次受命来到临榆，此时政局动荡，中心地方财政赤字较为严重。沉重的赋役压在临榆县知事身上，面对面前的各类困难，仵墉绝不气馁，经由不懈努力，终使局势好转。仵墉还特邀当过国务总理的天津有名人士高凌蔚和在清朝做过知县的山海关名绅，贡生程敏侯作为编辑撰写《临榆县志》 ，同时又请山海关多位名绅参加协辑、参订、校定、校正 绘图等事情。经由仵墉的艰巨努力，由其组织新修的《临榆县志》24卷终于在1929年大功告成，这是山海关历史上的第五部史志，也是民国期间山海关唯一的一部史志。1929年，他的故乡陕西遭受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人祸天灾，在外的仵墉闻知后，拿出一年薪俸500元兑回，赈济故乡饥民——为表达感激之情，蒲城乡党在他的家乡贤坡村落立有“德行碑”一通。1930年春，仵墉又奉调外地。
陈设在山海关古城历史博物馆内的《临榆县志》
陈设在山海关古城历史博物馆内的《临榆县志》
仵墉为《临榆县志》写《续修临榆县志序》的图片
1931年震荡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仵墉第三次来到临榆县，又当上了一县之长，他百感交集，冲动大方年夜方地说道：“ 大敌当前，三到临榆，我当义不容辞，保民安然，共对倭寇。”
1933年元旦日本铁蹄已达察冀，临榆县城（秦皇岛）岌岌可危，时局非常紧张。大批日军从关外开来，一队日军盘踞南关并向山海关市城上的守军密集射击，另一队日军在东南城角攀登城墙，同时日军的铁甲车也开进了车站并向城内开炮。警报传来，警察与全县官绅大部逃匿一空，全城百姓险些跑光了，县衙里的办事职员，也没剩几个，当时已经62岁的仵墉却坚守危城不走，演出了中华历史上真正的“空城计”。日寇的飞机开始轰炸关城，仵墉仍组织留城的爱国之士，慰问留守抵抗的驻军，鼓舞大家的斗志，终于使几年来对日一贯采纳不抵抗的东北军打响了长城抗战的第一枪。
长城抗战
1月2日上午9 时，日军正式向山海关城发起进攻，一些步兵在剧烈炮火的掩护下开始架梯爬城，中国守军大胆反击。守卫南城墙的是六二六团一营，全营官兵，在营长安德馨的率领下，带着满腔的复仇怒火，不平不挠，年夜胆杀敌，日军号称“拼杀好手”的儿玉中尉被当场炸去世，丢下几十具尸体，终于撤退。接着日军用大炮、飞机对守军轮番集中轰击，中国守军的伤亡很大。紧接日军出动20余辆坦克，掩护步兵又向城墙猛扑过来，中国守军凭着大刀和手榴弹顶着密集的炮火同仇敌展开最惨烈的搏斗，激战长达4个小时，日军攻城始终未能得逞。
守卫在山海关的中国军队，在阵地上顽强抗击日寇
为了攻破山海关城防，日军不惜调动陆、海、空三军的兵力，布成联合进攻的阵势 。1月3日上午8时，日军又开始发起了新一轮攻击，由从东北调来的第八师团铃木旅团担当主攻。先是由数架飞机在山海关城上空盘旋投弹，10时，日军集中海、陆重炮和飞机，轰击山海关南门一带。南门城楼被炮火击中，附近的城墙也被炸豁。紧接，铃木旅团和由舰艇上岸的陆战队，纠集多达6000余名日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南门一带剧烈进攻。面对仇敌强大的攻势，中国守城将士临危不乱，在营长安德馨的指挥下奋勇反击。这些勇士高高在上，依托有利的地形，远则以机枪扫射，近则以手榴弹投杀。双方在南门城楼和附近城墙进退拼杀，伤亡都很惨重。仇敌见立攻不下，便向城内发射燃烧弹。一队日军借着浓烟摸上了守备力量比较薄弱的东南角楼。之后，南门也被日军霸占。形势紧急，中国守军预备队急速向南门声援反攻，第十持续自东门向东南角逆袭，很快将得逞一时的敌军击退。午后2时，日军的强大攻势再次对准了东南城角。剧烈的炮火将城墙轰出一个巨大的豁口。仇敌由豁口突进，中国守军屡堵屡仆，拼争非常激烈。终极，东南城角终因敌我双方的力量众寡不敌而告失落守。日军打破东南城角后，立即沿城墙推进，给中国的守城部队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同一韶光，日军集中坦克冲破南门城门，迫使中国守军向城内撤退。坚守东南城角及魁星楼附近的一营二连连长刘虞宸壮烈捐躯；领兵试图夺回南门的三连连长关景泉战去世；四连连长王宏元等相继殉国……一营官兵不甘南门城门失落守，同冲进城内的日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他们摆荡大刀，在南大街的每个道口与仇敌展开贴身格斗。营长安德馨一马当先，率领两个班的战士奋勇杀敌。他的头部、肘部多处中弹，却仍旧不平不挠，越战越勇，直至在西关清真寺附近壮烈捐躯。安营长大胆就义后，一营官兵连续浴血杀敌，无一屈膝降服佩服。在南门一带的争夺战非常激烈之际，城东二里甸、馒头山方面的日军亦已切近亲近城下，东北城角和北门、西门经顽强抵抗，也相继失落守。这一天傍晚，日军在付出了相称大的代价后，终于掌握了山海关全城。中国守军为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进攻，也作出了惨烈的捐躯。在两天的拼杀中，阵亡的官兵多达400余人，负伤300余人。一营除安营长捐躯外，二、三、四、五连连长均战去世。六二六团险些全军覆没，仅团长石世安率残部二十余人奋勇突围而走。安德馨及其所部的榆关抗战，是国民党军队在华北地区第一次以武力抗击日本侵略者，表现了中国军人守土御侮的爱国精神，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第一次最光荣之争斗捐躯”，在抗日战役史上具有主要的地位。
张学良
事后张学良问仵墉为什么临危仍旧不走？他铿锵有力隧道：“县长有守土卫民之责，不能只顾个人安危，不管全城百姓死活。”张深受冲动，推举他担当察哈尔省民政厅厅长。不久时局日趋恶化，邻省热河十三天丢失。察哈尔危在夙夜迟早，中心军无力布防，各种投契势力纷至沓来。察省府主席刘翼飞胆怯离任，新调主席宋哲元借故备战长城，托病推诿，不肯就任。仵墉1933年4月18日临危接管中心任命，代理察哈尔省主席。5月4日 日军茂木骑兵旅团纠集刘桂堂、李寿山、崔兴五等部伪军进攻沽源，遭到冯占海部的抵抗。仵墉到北平，请派兵增援。这一期间仵墉与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所率的抗日同盟军尽力互助，为部队筹集粮草，武断抗击日寇。他写信给家里表示自己要效法“就义沙场”。
此时自东北和热河败退下来的军队、机关及逃难的难民拥入察省者不下数十万人；使察省军需民用物品十分紧张；加上日军即将由热河西进，察省高下民气惶惶，地方秩序难以驾驭。仵墉曾以电报向北平军分会请示办法，不得要领。后即亲赴北平请示后留平未归，担当北平市政府参事。
1937 年4月8日察哈尔沦陷，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仵墉辞去北平市政府参事，67岁高龄的仵墉师长西席本可以有充足的韶光回归故里，象其他抗战志士一样，在大后方振臂高呼口号，连续进行伟大抗战。但仵墉师长西席轸慕自己三十多年来，曾任职的十一县特殊是察哈尔全省相继沦陷，与自己朝夕相处的百姓处于日寇铁蹄之下，水深火热。他毅然决定隐迹北平，与沦陷区的百姓同赴国难。7月28日北平也被日寇盘踞，他闭门家中，立志以身殉国，决不作汉奸败类。北平察冀日伪当局慑于仵墉的巨大影响，便以高薪高位收买他就任伪职，派人多次登门请他到伪满华北等政府做官，他不为富贵所诱，不为威武所屈，严词谢绝，后来称病住进医院，避免汉奸的骚扰。日寇为了报复不肯屈从的察哈尔省前代主席仵墉，强占没收了他在钱粮胡同的住宅，他就举家搬入西城陋巷僻静处租房居住 他不但誓去世不从伪职 ，还以自己独占的分外的办法积极抗战，和朋侪尚节之、贾佩卿、陈紫伦等结社，组成龙亭会，每逢周六到北海龙亭聚会，吟诗填词，抒发沦亡之恨和爱国之情。后聚会地点为汉奸察觉，又移到他自己的家里。仵墉恪守民族气节，教诲子女不给日本人干事，不入日本人办的学校读书。此时，他已将百口衣物典卖一空，生活仍困难到每天只能喝两顿玉米粥糊口的地步。他的儿子忧愤成疾，49岁穷苦病去世。他悲痛已极，但仍老泪纵横地告诫家人：“饿去世事小，失落节事大，宁肯百口饿去世，决不受日伪一粟一缕!”
仵墉所书牌匾
上款:恭颂大德望子均权老大人暨德配常孺人荣庆。
下款:前察哈尔省民政厅厅长兼理主席乡愚弟崇如仵墉谨题时岁次丙子瓜月二十八日穀旦
仵墉书法
仵墉书法
1945年，抗日战役取得胜利，很多大后方的所谓的仁人志士五子登科，对沦陷区的敌伪职员的财产肆意没收，愈甚至剥夺包括普通百姓的合法家当。国民政府曾对仵墉师长西席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的业绩予以奖励，但对他的生活状况却不闻不问。他虽然百口生活穷苦，由于属非北平籍贯，而得不到救援。更加上老年丧子，以至悲痛失落明，生活难以为计。其胞弟仵堉闻讯，寄去路费，劝他还乡。但其弟也是黄土高原的贫苦农人，寄去的钱不敷回陕的路费，他又将自己的寿枋卖掉，才凑够买三张飞机票的钱，由其女道洁、孙祖炎护送，于1946年冬回到蒲城贤坡村落。原察哈尔省抗战代理省主席两袖清风，行箧冷落，回家的行囊，竟不如家乡在外的乞者。仅有过去群众表示爱戴所送的“万民衣”、“万民伞”各一件。他吟诗述怀：“万里荆棘地，三冬冰雪寒。七旬又八叟，侥幸得生还。弟侄初相见，哭笑杂悲欢。父老来庆贺，儿童争聚不雅观。共羡飞机快，可免行路难。抆泪相问讯，一起尚安然。此喜胜登科，此乐胜迁官。此身归故里，此心得大宽。”原想回归故里举家团圆，不料其胞弟于1947年春病逝。他悲痛成疾，亦于同年夏病殁，享年79岁。
仵墉书法
仵墉生平在外为官30多年，位至代理省主席，每至一处均得百姓拥护，清廉自守，政声远播，口碑载道，落叶归根时却一贫如洗，堪称一代廉吏，其高风亮节至今为人称颂。
冯宝哲师长西席近照
冯宝哲师长西席简介：1938年生，陕西省蒲城县龙池镇人。高等经济师，中国楹联学会员，中华对联文化研究院研究员，陕西省诗词学会会员，陕西省楹联学会常务理事，渭南市楹联学会原常务副会长、现顾问，蒲城县诗词曲联学会顾问。
图文来源：作者供应
原文作者：冯宝哲
整理编辑：义门村落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