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本研究向来是中国文学研究中相称主要的一环。版本研究的基本信念，在于肯定文本“历时性”或“同时性”所呈显的差异征象，足以作为文化剖析的工具。从索绪尔的措辞学角度而言，文本在“历时性”的发展过程中，充分受到当代措辞体系的制约与影响，这不仅包括了当代文化思潮、政经成分等对措辞的滋扰，也包涵了作者个人（或继起者）利用措辞的不同阶段特色特色。以《红楼梦》为例，“脂评本”与“高鹗续本”分别处在不同“历时性”的阶段，所代表的自然是不同韶光中互异的不雅观念，“红学”专家，正可自其版本的易变中，或言索隐，或言自传，或各类各样不同的议论；至于“同时性”的差异，则每每肇因于地域上的差别，张爱玲的《半生缘》，在旧版中题名为《十八春》，结局迥异于在台出版的今本，“张迷”亦自不妨从其差异中，剖析磋商文本“同时性”所牵扯到的全体不同思想领域中的变革。基本上，文本的版本磋商有三个定点，一是作为始点的文本（未必是最早的文本）；一是作为比较的文本（未必是最晚的文本），一是比较者。这三个定点，都各自牵扯到当代不同的文化体系，而个中有传承、有取舍、有变易，综合起来，颇能略窥文化系统中某种程度的演化痕迹。
金庸武侠小说的研究，论者美其名为“金学研究”，相较于《红楼梦》的“红学”、《金瓶梅》的“金学”，学术研究成果固然还是远逊，但“金学研究”在当代却因拥有天时（当代性，全体创作的文化背景非常详细）、地利（完全性，作者及创作脉络非常明晰）及人和（普遍性，作品流传广远，读者浩瀚），事实上却拥有最多的“研究人力”，茶余饭后、街头巷尾，无时无处不可见到一副俨若“金学专家”的读者，故意无意间推动了金庸小说研究的风潮。只管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而言，这些“研究”充其量不过是主不雅观见地的抒发，而且无知浅陋，零金碎玉，不成系统；但却是文学研究中的一个分外征象，意谓著文学不该仅止于学院，而应考量著更普遍广大的读者，作更进一步的调度与发展。本文之作，正企图借此为调合沟通的手段，为普通小说的研究抛砖引玉。
金庸小说版本系统
金庸从1955年开始创作《书剑恩仇录》，至1972年《鹿鼎记》脱稿，一共创造了十五部武侠小说；1973年金庸封笔，开始动手作修订事情；1980年，修订版问世，这便是坊间常见的《金庸作品集》。
金庸作品的版本很多，基本上可以分作三大系统，一是报纸或杂志上直接刊载的版本，可以称为“刊本”，这是金庸作品问世的首度面貌，但并未正式发行印售。“刊本”在各报章、杂志逐日（周）刊载，鲜少中断，为合营读者的阅读需求，除了各单元自有其章回外，逐日均有一提清眉目的小标题（以《天龙八部》为例，第一回〈无量玉璧〉，前五日的小标有〈白衣少年段誉〉、〈满手抓的是蛇〉、〈梁上少女，玩弄毒蛇〉、〈“禹穴四灵”的金灵子〉、〈神农帮采药取衅〉等），或文或白，判断应是编者所加；此外，有云君所绘的插图，相称精细，与从前台北真善美出版社的插图高手另人，可谓武侠插画的“双绝”。就在小说连载期间，由于金庸声名的迅速播扬，坊间书店每每合时集结成小册发售（应无授权），这是从报纸迻录，随写随刊的版本，可以称为“旧本”。此一版本最靠近金庸的“原创意”，在修订本未面世之前，无论是喷鼻香港各书局（如三民、武史、娱乐等出版社）所出的版本，或台湾盗印的诸作，乃至外洋华人社会所流传的各种版式，皆属这一系统。“旧本”与“刊本”最大的差异，在于删除了逐日刊载的小标，别的的略无更动，因此可以视为同系。
一是台湾的“盗版”系统，此一系统，变革相称繁芜，既有直接影印港版诸书而成的，也有张冠李戴、洗面革心的版本，更有据内容改编的鱼目混珠之作，不过，基本而论，是依据“旧本”调换的。其间比较主要的易动为（1）作者及书名的调换：（请参考下表）；（2）章回的重新拟定：在某些书中，章回的变换幅度极大（如《鹿鼎记》“刊本”前三章为〈楔子：如此冰霜如此路，痛哭流涕有若是〉、〈红巾方见剧贼走，白须又报官军过〉、〈琢磨颇望玉成璧，激烈何须到碎琴〉；台湾盗版的《神武门》一回分成三章，〈楔子〉分为〈逐鹿中原〉、〈君子遭祸〉、〈雪中奇丐〉），大抵是为了合营台湾出版32开本的老例。金庸武侠之饱受盗印摧残，自然是受政治成分的影响，自〈戒严法〉颁布以来，金庸的小说一贯在“禁书”目录中（全面的查禁，则自1959年底履行“暴雨专案”始）。据《查禁图书目录》所载，金庸小说中的《书剑恩仇录》、《碧血剑》及《射雕英雄传》三部最早的作品，曾在1957年“登台”过（由时时出版社印行），但均遭禁毁（乃至直到1980年，远景出版《金庸作品集》，已刻意更名的《大漠英雄传》，仍赫然入列），故此后台湾武侠出版社只能以各种名目盗版印行，以下是笔者经见的目录：
《射雕英雄传》——《足迹侠影录》，绿文著，32集，莫愁出版社，民47.3～48.5，17、18至27、28两凑集订为一册，共26册。慧明书局于民61年亦重印。
案：此书明显为据喷鼻香港书翻印，且所据版天职歧，故内笔墨体每每各集不一
且集数参差不齐。此书于1957至1959连载于《喷鼻香港商报》，显见台湾此书也是“旧本”，唯独藉梁羽生的书名为题，并捏造作者姓名而已。
——《英雄传》，27册，新兴书局，民63年印行。
《倚天屠龙记》——《至尊刀》，欧阳生著，33集（未完或缺），四维出版社，民53.7～54.3。
案：此书险些完备依据金庸，连笔墨亦大体未改，然书中人名一律调换，
如张无忌—葛百阳，张翠山—葛慎之，殷素素—尹薇薇，谢逊—穆谦，张三丰—葛圣伦（葛慎之之祖父）等，武当派也改为终南派。金庸
此书于1961至1963连载于《明报》，故此书当是金书完成后改编者。
——《天龙之龙》，12册，奔雷出版社，民53年印行。
——《天剑龙刀》，30册，新兴书局，民66年印行。
——《忏情记》，4册，司马翎著，南琪出版社，民68年25开本。
案：南琪出版社是台湾专业武侠小说出版社的“八大书系”之一，从民国
61年起，即以司马翎、古龙名目印行金庸诸作，先是32开本，68年后改为25开本，一律调换书名，自拟回目，偶尔变更主角名姓。
《鹿鼎记》——《神武门》，司马翎著，32集，南琪出版社，民61底至62初，民66重版。
《小白龙》，司马翎著，31集，南琪出版社，民62.5～63.2，民66重版。
案：此二书割裂原书，且据原小说中的干系地点及人物外号命名。不过个中的
韦小宝（小桂子）之名改成任大同（小柱子）。
《笑傲江湖》——《一剑光寒四十洲》，司马翎著，25集，南琪出版社，民62旁边，民66重版。
《独孤九剑》，司马翎著，29集，南琪出版社，民63.10～63.12，民66重版。
案：亦割裂原书而成，前半部调换诸葛青云之《一剑光寒十四洲》书名，后半部则从小说中之剑法而来。
《书剑恩仇录》——《剑客诗人》，司马翎著，28册，南琪出版社，民66年；又，68年重印25开本，3册。
《侠客行》——《玄铁令》，古龙著，高下二册，南琪出版社，民68年25开本。
《连城诀》——《飘泊英雄传》，古龙著，高下二册，南琪出版社，民68年25开本。
《神雕侠侣》等——依原书名、作者名印行，新星书局，民64旁边，32开本。
案：这是台湾正式以金庸之名印行的小说，但并未得到授权。据笔者所见，
有《飞狐外传》、《倚天屠龙记》、《神雕侠侣》、《射雕英雄传》（改名《大漠英雄传》）、《碧血剑》、《天龙八部》等。
一是“修订本”，1980年，金庸将十年修订的成果授权台北远景出版社出版，共计25开15种36册，其后则由远流接手，这是流传最广、最普遍的版本。依其版式，有文库本（48开）、平装本及典藏本、线装本等。据闻金庸已经开始进行第三度的修订，远流亦策划出版“评点本”。此外，大陆三联书局、喷鼻香港明河出版社（以新、马地区为发行网）则有简体字版本。这些版本，只管外不雅观、版式或序跋有所差异，但文本内容皆是同等的。
除此之外，金庸的作品至今已有多种外文译本，据廖建裕所述，东南亚的印尼在五０年代，已有金庸小说译本，据年代稽核，译本所据当是旧本；修订本方面，1986年起，韩国翻译家金一江、朴永昌等，陆续翻译了全套的金庸作品；日本则有1997年冈崎由美等人翻译的《书剑恩仇录》（德间书屋出版）；英文译本，最早是有Robin Wu于1972年据旧本翻译的《雪山飞狐》（Flying Fox of Snow Mountain）；其后1994年，Olive Mok也译有此书（Fox Volant of the Snowy Mountain）；最近出版John Minford的《鹿鼎记》（The Deer and the Cauldorn），则属修订本系统。
金庸的旧版作品，目前零散飘泊于私人藏书家之手，搜集起来，定有完本；但是藏书家宝爱逾恒，轻易不肯外示，因此究竟世面上曾涌现过多少种不同的旧版，至今仍无法断定。在无法完全蒐罗金庸旧版小说的情形下，欲作所谓的“金庸版本学”研究，可能是个奢谈；然而，版本研究的目的是可以多向度的，在此，我们将全体重心置于新、旧本情节、内容的差异上，藉新、旧本的比对，一则磋商其文学性的利害，一则穷究金庸“历时性”的创作生理，再综合二者，谈论干系的意义。
基本上，我以金庸早期在报章上的“刊本”为始点，但在资料不敷下，部分则取喷鼻香港出版的“旧本”，更不得不在“旧本”难寻的窘境下，借助于台湾的“盗本”。所幸，这几个版本虽互有差异（如回目），但大体上均与原“刊本”相差无几，已足够详细剖析、办理干系问题。至于“修订版”方面，我用的是远流于1980年出版的《金庸作品全集》。
金庸小说的“新”与“旧”
金庸的作品虽仅十五部，但以字数来算，却将近三千万言；而且，金庸潜心案首，大到情节、人物，小至笔墨修辞，修定、更动之处极多，自不可能（也无必要）逐一摆列标举。在此，我将举其荦荦大者，作详细的剖析。
金庸“修订版”小说，相对付旧版，变动的幅度极大，基本上，有以下几种主要的易动：
一是笔墨、修辞上的更易，包含了内文的润色与回目的重新设计；
二是情节的调换，包含了人物的性情、关系及情节的铺排；
三是历史性的增强，包含了干系史实的增入及附表明释。
（一）笔墨修辞方面
金庸修订旧本小说，可谓达到了钜细靡遗的地步，在笔墨修辞部分，险些每处皆有，是更动最多的部分。文辞的修订，使金庸笔墨的风格更见典雅朗畅、流丽高华，可读性也增强；尤其是金庸将多少仍饶具“说书”格套的“且说”、“话说”、“暂且不表”等尽行删削，使小说内文更见纯净。论者谓金庸小说“达到了口语文的新高峰”，虽难免不免夸年夜，但就普通小说而言，金庸的笔墨风格确实有其独特的魅力，可作为初入文章门径者的津梁。当然，这噜苏细微的修辞工夫，虽也展现了金庸自我严明哀求的意义，但相对付我们磋商的主题，反而是较不主要的。
回目的重新设计，是金庸修订版中下得工夫甚深的部分，从《雪山飞狐》之不著一字（仅用一、二、三区隔），到《笑傲江湖》二字拟目（如“灭门”、“聆秘”、“救难”）、《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之四字拟目（前者如“风雪惊变”、“江南七怪”；后者如“风月无情”、“故人之子”），到《飞狐外传》等三、五、六字不等的口语“章”（如“血印石”、“大雨商家堡”、“风雨夜阑古庙”）；再从《书剑恩仇录》的七字联对（如“古道腾驹惊白发，危峦快剑识青翎”）、《碧血剑》的五字联对（如“危邦行蜀道，浊世坏长城”），到《倚天屠龙记》的“柏梁台体”拟目（从“天涯思君不可忘，武当山顶松柏长”以下共40句，句句押韵）、《天龙八部》的自主异词（分别以〈少年游〉、〈苏慕遮〉等五个词调分卷），到《鹿鼎记》集清人查慎行的诗句（如“纵横钩党清流祸，峭蒨风期月旦评”、“绝世奇事传闻里，最石友谊见面初”），变革繁复，风格各有差异。
回目的编次，是作者匠心及创意的设计，在中国古典说部中有渊远流长的传统，大体上，古典说部以“联对”见长，我们所熟知的“四大奇书”与《红楼梦》，正是以五、七、八字的联对拟目的。武侠小说在回目的拟定上，是最具有传统古典风味的，从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首回“装托钵人童子寻师，起宝塔深山遇侠”），到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一集首回“月夜棹孤舟巫峡啼猿登栈道，天涯逢心腹移家结伴隐名山”），著名的武侠作品，险些都延续著此一传统，便是如文艺腔十足的王度卢，只管内容可以写得宛若当代的言情小说，悱恻缠绵，但回目仍以联对为之（如《宝剑金钗》首回之“银髯铁臂老镖头隐居，美景芳春小侠女救父”）；而平生向以创作武侠为屈辱的宫白羽，一鸣惊人之作《十二金钱镖》，也得依循故辙（如首回之“小隐侠踪闲居传剑术，频闻盗警登门借镖旗”）。据张赣生所论，武侠小说中的还珠楼主，在这方面表现得最为出色，“真正把这种回目的特色着意发挥，充分显示其独具的审美代价”，并举《蜀山剑侠传》之“死活故人情更堪早岁恩仇忍见鸳鸯同并命，苍茫高世感为了前因魔障甘联鹣鲽不羡仙”为例，许其“诗情旷达，意味隽永”。以联对为回目的“古典味”，在三０年代，曾因其代表的“封建”意味，受到某些专家的批驳，如沈雁冰即以“作品中每回书的字数必须大略相等，回目要用一个对子”等，“把章回体的弱点赤裸裸的暴露出来了”，极力加以鞭笞。处在当时左翼文学势力如日中天的压力下，多少武侠作家也自有一套相应的更张；当然，武侠小说既以“普通”形式存在，在面对普通作品读者逐渐匮乏古典文学素养的情形下，如何以更妥善的办法处理回目，以博取读者的收受接管，也是一个思考的重点。在此，朱贞木是一个主要的范例。朱贞木的武侠小说，无论遣词用字，都有十足的当代性，只管写的是古代背景的武侠小说，但是盛行的新兴名词，却敢于大量利用。在回目上，朱贞木亦多所更张，以口语短词、短句拟目，如《罗刹夫人》之“英雄黑里俏”（第1章）、“美女计”（第15章）、“肚内的秘密”（第23章），《七杀碑》之“新娘子步步下蛋”（第1章）、“诡计”（第11章）、“大佛头上宴客”（第17章），“当代”的风味，一望即知。叶洪生曾谓“由于朱氏曾创始口语章回，而其小说笔法、内容又多为五十年代港、台武侠作家所仿效，因有‘新派武侠小说之祖’的美誉”，可以说是一语中的，尤其是熟知古龙的读者，看到“活宝”、“陈大娘的纸捻儿”、“卖荷包的家”等回目，定然会以为非常眼熟吧？
回目的拟定，不但关涉到作者创作时全文情节的设计、紧张内容的提示，更是藉以吸引读者目光的噱头，传统联对式的拟目，“精练、能干，且具有形式美”，所长在其诗化措辞的笔墨艺术功力及明显而扼要的檃括内容，但由于读者之疏离于古典诗文，故所短则在笔墨障，如前所举还珠楼主的“死活故人情更堪早岁恩仇忍见鸳鸯同并命，苍茫高世感为了前因魔障甘联鹣鲽不羡仙”，一样平常读者恐怕连标点都会感到困难，同时，自不易明了此回紧张内容；自朱贞木而下的当代拟目法，所长在笔墨大略单纯明了、重点显豁，且具有悬疑性，以古龙的《萧十一郎》为例，从“情人的手．风四娘的手．花平的手”而下，紧张都是藉“囗囗的囗”标回目，笔墨只管浅白，但重点十分清楚，且让读者不禁会饶有兴致地欲窥知“究竟这些手有何特色？”具有先声夺人的悬疑浸染。但所短则在于作者任情标目，每每故弄玄虚，回目与内文根本无法系联，如温瑞安《杀人写好诗．深喉》之以“不管白狗黑狗，咬主人的便是衰狗”、“不论白马黑马，跑不动的便是劣马”拟目，不过是书中人物的一句话，就不免走火入魔了。传统与当代，互有短长，但看不同期间读者的决议。
金庸修订本小说的拟目，有多少合营小说内容的身分，如《雪山飞狐》以崭新的西方模式“不结之结”创作，留下一个悬疑让读者揣摩，因此在回目上，也仅以一、二、三、四标出，倒也颇能相得益彰；不过，大体上以兴到笔随为主，无一定成见，有时候仅仅取旧文重新编次，有时即兴作诗、填词，更有时为了推扬先人而集句。兹将其主要的编目简说如下：
（1）重新编次者：
《射雕英雄传》，旧本80回，修订本40回，大致上取二 回并成一回，如旧本1.2回〈雪地锄奸〉、〈午夜惊变〉缩成“风雪惊变”；79.80回〈异地相逢〉、〈西岳论剑〉缩成〈西岳论剑〉。各回起讫不划一，盖因有所增删之故。
《书剑恩仇录》，旧本40回，修订本20回，变革幅度较多，紧张是改单句为联对，个中既有直接取旧目而不改易者，如旧本23.24回，并成12回〈盈盈彩烛三生约，霍霍霜万里行〉；亦有取旧目檃括者，如旧本3.4回〈秋风野店诗人笛，落日荒庄侠士心〉，修订本2回作〈金风野店诗人笛，铁胆荒庄侠士心〉；更有重新拟定者，如旧本35.36回〈竟托古礼完夙愿〉、〈还从遗书悟平生〉，修订本18回作〈驱驴有术居奇货，除恶无方从佳人〉，回名不同，显见重点有异。
《神雕侠侣》，刊本30回，修订本40回，变革也很大，不过原有的四字成词构造并未改变，紧张是重新编次后，再据内容主体拟目，如旧本前2回为〈夜阑怪客〉、〈桃花岛上〉，修订本的相应回目是〈风月无情〉；刊本末3回为〈三世恩怨〉、〈襄阳鏖兵〉、〈尾声〉，修订本则为〈大战襄阳〉、〈西岳论剑〉。
（2）作诗填词者：《倚天屠龙记》，刊本分正续集，共33回，原为四字回 目，如前2回为〈花落花开〉、〈屠龙宝刀〉；末2回为〈共举义旗〉、〈是耶非耶〉；修订本40回，每回改为七言一句，合为40句的七言古诗，“天涯思君不可忘，武当山顶松柏长。宝刀百炼生玄光，字作丧乱意徬徨。……” 为句句押韵的“柏梁台体”古诗。
《天龙八部》，刊本分八部64回，四字回目，前2回为〈无量玉璧〉、〈神驰眼花〉；末2回为〈佳兵不祥〉、〈雁门关外〉。修订本50回，每10回成一词调，依序为〈少年游〉、〈破阵子〉、〈苏幕遮〉、〈洞仙歌〉、〈水龙吟〉，由于词调句数不定，故每回单、双句不一。
（3）集句者：《鹿鼎记》，刊本22回，修订本50回。除了楔子〈如此冰霜如此路，痛哭流涕有若是〉外，均为七言联对，首回〈红巾方见剧贼走，白须又报官军过〉，修订本首回则作〈纵横钩党清流祸，峭蒨风期月旦评〉；刊本末作〈云点旌旗秋出塞，风传鼓角夜临关〉，修订本末回则为〈鹗立云端原矫矫，鸿飞天外又冥冥〉。这些联对，均是自查慎行《敬业堂诗集》中辑出的，作者自言“所用的方法，不是像一样平常集句那样从不同诗篇中选录单句，乃至是从不同作者的诗中选集单句，而是选用一个人诗作的全体联句”，之以是钟情于查慎行，“康熙曾经看过”，固是缘故原由，但真正的用意，恐怕还是在“替自己先人的诗句鼓吹一下”。
总体而言，金庸修订本的回目，“露才扬己（包含了先人）”的意义，远大于回目本身的适切性，经由修订后的回目，典雅精细，处处透显文人色彩，因此高华流丽，与其内容上的笔墨同一风格；但是若要说到回目与内文的干系性，发挥相辅相成的效果，恐怕仍有一间之未达。个中尤以自作诗词与集句者为最，盖诗词创作较受格律牵拘，欲借此钩勒每回要旨，本就甚难（此以是联对回目逐渐消逝），尤其是用“集句”（又限于某人之诗）的办法，更是戛戛乎其难尤甚。因此，作者自己固然不得不承认个中“有些回目难免不很贴切”，学者更是很随意马虎就创造此一类似“儿戏”的编目，“多少对小说有所丢失”的弊病。平心而论，金庸修订过后的回目，较诸旧本，实未见精采；而诸所撰诗词联对，恐怕也是平稳有余，神气不敷。从普通的角度而言，过度的“露才扬己”及文人化，势将造成作品与读者间的隔阂，杨兴安谓“看回目便摸不著头脑”，正指出了这个问题。事实上，金庸未必不明白这点，因此屡以加注的办法填补，“回目中有生僻词语或用典故的，在每回文末稍作表明”，问题是，金庸固然存心良苦，却模糊、稠浊了小说的特色，我们很难想像，如果金庸不是如今的“金大侠”，读者接管的可能究竟有多大。
（二）情节的调换
就普通小说而言，情节（plot）永久是最吸引读者的聚焦点，因此，不但金庸的“十年修订”以此为重心，便是论者也多数集矢于此。金庸调换的情节相称多，倪匡最先提出《倚天屠龙记》中有关“玉面火猴”被删掉一事，继而潘国森、杨兴安也提到《碧血剑》、《书剑恩仇录》、《射雕英雄传》、《倚天屠龙记》、《笑傲江湖》等多处增删之处，如果花些精力，将金庸新旧版本加以比对，相信一定远比想像中为多。在此，仅取其具代表性的调换部分，略述如下：
（1）删除的情节
金庸增删的情节，向来颇为老读者瞩目，个中较主要的有《射雕英雄传》中“蛙蛤大战”、《倚天屠龙记》中“玉面火猴”及《神雕侠侣》中杨过的生母秦南琴。兹简述如下：
【玉面火猴】
在《倚天屠龙记》中，出身于外洋绝域冰火岛的张无忌，原来有一玩伴“玉面火猴”，修订本则加以删除。据旧本，“玉面火猴”为张无忌在冰火岛上的童年玩伴，之以是称为“火猴”，是因其“入火不焦”，堪称神物。倪匡对金庸删去此物，大致不满。
【秦南琴与蛙蛤大战】
在修订本中，已不见秦南琴的踪影，但在旧本中，秦南琴是杨过的生母，其父秦老汉捕蛇为生，由于县太爷借口需索毒蛇，强抢此女作抵；郭靖仗义合作，并收服了血鸟。其后，秦南琴为铁掌帮所掳，裘千仞命父女二人驱蛙、蛇、蛤蟆相斗，欲从中习得破解欧阳锋“蛤蟆功”的武学；接着，将她转送给杨康，惨遭污辱，以此怀了杨过。由于编削的幅度甚大，因此旧本中许多主要的情节也随之简省，个中如秦南琴对郭靖的奇妙情愫、秦南琴受辱后的激烈脾气（与杨过颇类似）、秦南琴撕毁《武穆遗书》、毒蛇克星“血鸟”、“蛙蛤大战”等，皆完备不见踪影；而为了改穆念慈为杨过生母，也只得将原来殉情杨康的穆念慈，重新还魂。粗略估计之下，干系情节被删除不下于一万五千字。
（2）调换的情节
【小说开场】
修订本中，金庸于《碧血剑》、《射雕英雄传》等书的开场，均作过大幅度的修订。《碧血剑》起因明末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开场，引出袁承志；修订本则改为以齐心专心向慕中原文化的张朝唐串场。《射雕英雄传》原来仅由“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晚风薰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一诗，点出时期背景的轮廓；修订本则篇幅扩增，以张十五说书，将详细的历史征象及公民不雅观感，逐一申说分明。
【韦小宝的武功】
说韦小宝是个“武林低手”，相信阅读过修订本《鹿鼎记》的读者，都会发出会心的微笑。在尚武的江湖天下中，韦小宝不能不会武功；因此，金庸也授予了他某些“必要”的武功，如打斗危急时，出奇制胜用的“救命六招”（“美人三招”和“英雄三招”）、“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的“脚底抹油功”（“神行百变”），但也不让他专精，仅仅点到为止。不过，很少有人把稳到，金庸的旧本《鹿鼎记》中，韦小宝刚开始时是颇具一样平常武侠小说中的“侠客架势”的。他不但“肯”客气学习陈近南所传授的武功，甚至武功大有进展；同时天性聪慧精明，海老公所传的“大擒拿手”、“大慈大悲千叶手”，可以“轻易”学会；乃至还安排了一部海老公与《四十二章经》一起收藏的“图经”，韦小宝用陈近南的窍门导引，“津津有味”地练成了四图，金庸谓韦小宝“无意之间，已将两门截不相同的武功揉合在一起”，“成为武学中从所未有之奇”。顺此发展，韦小宝之与其他侠客般，自创绝学，成为“武林高手”，应是可以迎刃而解的。可是，后来金庸构想改变，不但以前所学会的低级武功派不上用场，一味去世缠烂打，狡狯脱困，连这一“自创武功”图经，也消声匿迹了。实在，据旧本看来，韦小宝未必不懂武功，而是作者金庸“废”了韦小宝武功——不但在旧本中中途易辙地“废”，更在修订本中填补了前后设计不一的毛病，大力删削，究竟形成了武侠小说中唯一不懂武功却能在江湖天下中大放异采的“千古人物”！
【铁胆庄风云】
《书剑恩仇录》中，张召重大索铁胆庄，搜出文泰来；陈家洛率群雄兴问罪之师，大闹铁胆庄一段，写得相称精彩，个中尤其是庄主周仲英徘徊于朋友义气及亲情之间的抵牾繁芜、酸楚悲痛，更是入木三分，令人荡气回肠。修订本中，文泰来的藏身之所，是张召重以言词相激，周英杰小孩好胜，脱口而出，因而败露；其后，周仲英气怒责子，误抛铁胆，伤其性命。旧本则写张召重以泰西望远镜（望远镜）为饵，步步为诱，终于搜出文泰来；而周仲英在得知情实后，则先命周英杰交待未完的心愿、向母亲伸谢怀养之恩，然后“在周英杰天灵盖上一掌，‘噗’的一声，孩子双目突出，顿时气绝”。
【降龙十八掌】
“降龙十八掌”是金庸武侠小说中最引人瞩目的武学，究竟这十八掌名目为何，谈论的人多如过江之鲫。“降龙十八掌”之以是吸引读者，不但是由于此武功正气威猛，而且在《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天龙八部》中，皆与众所喜好的洪七公、郭靖、萧峰牢牢系联；更由于其名目取之于《易经》，却模糊笼统，让读者一时无法确定。以“降龙”为名的武功设计，最直接的遐想便是与龙有关，金庸于此转化一层，将《易经．乾卦》中的观点化入武功，而“乾卦”六爻中可用者原不过四爻（潜龙勿用、见龙在田、飞龙在天、亢龙有悔），故不得不借他卦经文补足（有无龙字就不予考量了），而成为如今随处颂扬的武学——这是金庸修订本中的构想。不过，旧本原先的设计，是纯粹以“龙”为主的，如“双龙抢珠”（后改“履霜冰至”，且增加一段阐释武学的解释）、“云龙三现”（后改“羝羊触籓”）、“六龙回旋”（已删）均曾用过；而“神龙摆尾”，原为旧招，却“一气化三清”，分别转成“鸿渐于陆”、“震荡百里”、“神龙摆尾”（此招金庸曾特殊解释，其原名为出自《易经．履卦》的“履虎尾”，因嫌其“文诌诌”，故改名如此；但旧本则无，可见金庸重新设计的苦心）三招。换句话说，修订本充足且深化了“降龙十八掌”，使得金庸的武学设计更上一层楼。
金庸新旧本情节的利害，论者各有不同的意见，尤其是针对其间单一的情节，更是人各一词。不过，大多数人彷佛偏好旧本，如倪匡、潘国森、杨兴安等，皆明白言之，后者乃至认为金庸改得最好的，只有“语嫣”两字。不过，我个人方向于认同修订本。以“降龙十八掌”的重新设计而言，我们不得不承认，金庸在“武学文艺化”上功力，的确是精益求精，成绩非凡的了。同时，在修订本中，金庸重塑韦小宝，使此一机警伶俐、油腔滑调的“不学无术”人物，跳脱了旧有武侠小说的格局，更彰显了此一角色在武侠小说上的独创性。的确，韦小宝以一介市井混混，夤缘庙堂，于江湖、宫廷两个截然不同的天下中，纵横得意，无往而不利，真的是个“异数”。宫廷之间，以排斥斗争、尔虞我诈为能事，韦小宝的机警伶俐，于此场合中可以如鱼得水，这倒不见希奇；而江湖——这个“尚武”的天下，韦小宝的“三脚猫”功夫，居然也能折服三山五岳的武林高手，就真的让人意外了。《鹿鼎记》在实质上是武侠小说，但经金庸如此设计，却全体“颠覆”了武侠小说的体质，这真的是“前无古人”的创举。
当然，利害的论评，每每仁智互见，甚难划一，大体上，天机盛行、情绪自然充足，为旧本所长；而精密谨严、停当妥善端庄，则修订本为良好，相信是新、旧本公允的评价。
在此，我们姑且不论其优与劣，而试磋商一下金庸修订所持的标准。
金庸是武坛中第一个严明面对自己作品的作家，颇有以其作品鸣于世的年夜志，因此，在求好心切之下，不满于当时受限于仓促、急迫、间歇韶光压力下的连载作品，而欲出之以精密之思，一修再修乃至于三修，是很随意马虎理解的。平心而论，旧本中不乏前后无法贯串的抵牾（如韦小宝的武功），及牵强违理的情节（如周仲英之为友杀子），修订本逐一予以改换，自是必要之举，因此，苴补罅漏，当是金庸修订的标准之一。其次，诚如杨兴安所指出，金庸“删笔尺度，务求不致过于神异而求可信性”+；倪匡亦指出，金庸删除“玉面火猴”，是由于“这种灵异的猴子曾在许多武侠小说中涌现过，为了不想落入‘俗套’”。所谓的“神异”，当指“蛙蛤大战”、“血鸟”之类的异物异事，熟习武侠作品的读者，当然不会忘却“旧派”名家还珠楼主《蜀山剑侠传》（乃至台湾早期的“旧派”如墨余生《琼海腾蛟》、衡山向梦葵《紫龙珮》等）中的许多神物灵怪，金庸创造这些作品之时，尚颇多沿袭前辈大家之处，居十数年之后，以删削当开新，亦未尝不是金庸精益求精之意，所谓“不落俗套”，正可此角度视之。金庸刻意避免“神异”之处，也可由“蝮蛇宝血”中窥出。郭靖之学“降龙十八掌”，以其驽钝之资质，只管具有“人家练一朝，我就练十天”的不懈精神，但“降龙十八掌”奥妙不在招式，而是内力，郭靖此时根本未习上乘内功，如何能学成，相信读者不免滋疑。事实上，在旧本中，郭靖误饮“蝮蛇宝血”，内力明显增强，正是为后来习“降龙十八掌”作伏线；但是，类似的情节，几已成为武侠俗套，且难免不免过于“神异”，因此金庸于修订时大力删削，却忘了予以补救。至于“可信性”，则是金庸全体删削奇迹中最明显的标准，将于下文论之。
（三）历史意识的强调
金庸的小说，向来以其浓厚的历史氛围，为读者所津津乐道。一方面，作者刻意在作品中凸显出重大历史事宜或历史背景，如《天龙八部》取北宋初年宋、辽争持的场域为背景，《射雕三部曲》则从南宋之宋、金对峙，历元蒙崛起到元末群雄并起的初期，《碧血剑》写明末流寇倡乱、清人入关，《鹿鼎记》叙康熙一朝盛事，《书剑恩仇录》则述乾隆天子出生秘辛。个中虽然以“虚构”为主，但是正史、野史、轶闻，相互参杂，主脉朗显，令人印象深刻。一方面，作者在正文中随处附加了注文、按语和楔子，如《天龙八部》正文前的一段〈释名〉，就在讲授完《天龙八部》书名之由来后，清楚地标示全体故事的确实年代在“北宋哲宗元祐、绍圣年间，公元1094年前后”。有时候，作者更不惜长篇大论，引述史料，加强其历史真实感，如《鹿鼎记》中有关吴六奇、查慎行之事，以按语办法，增录了《聊斋志异》和《孤賸》的记载，详述构思过程，并引介查慎行《敬业堂诗集》之诗，篇幅长达三千余字，有如学术论文。金庸小说“历史感”之强烈，每每使读者分辨不出究竟他是在写“历史小说”还是“武侠小说”，个中尤其是《鹿鼎记》，连金庸自己都说“毋宁说是历史小说”；而且，金庸武侠小说中有关历史部分的可靠与翔实，乃至也博得了专门史家的讴歌，诚如倪匡所说，“历史在金庸笔下，要圆就圆，要方就方，为所欲为，无不快意。可以不苟言笑阐述史实，也可以随便开历史玩笑。可以史实俱在，不容置辩，也可以子虚乌有，纯属游戏”，套句王国维的话，历史在武侠小说中的利用，到了金庸，才真正的“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金庸出神入化、虚实相生的笔法，委实是令人叹为不雅观止的。
历史意识的增强，是金庸修订本中最明显的企图，事实上，许多情节的易动，也与欲以历史故实增强其可信度、展现金庸的史识有关。众所周知的《射雕英雄传》“张十五说书”一段，金庸虽以“传统小说发源于说书，以说书作引子，以示有良心源之意”为解，然真正存心，却在藉张十五的说书内容，详细交代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及更主要的，金庸对这段历史的评论——毕竟，若真的有良心源，则“且说”、“话说”等语不必尽删；而张十五以两宋之人，居然会有类似“这两个昏君自作自受，那也罢了，可害苦了我中国万万千万百姓”的“大逆不道”之语，也难免不免荒诞。类似的环境，在修订本中俯拾可见，除了在可以探求到任何历史证据之处，随时以各种夹表明释外，很明显的一个趋势便是将详细的年代标示出来或增入史料，如《天龙八部》的〈释名〉中，旧版原无“据历史记载，大理国的天子中，圣德帝、孝德帝、保定帝、宣仁帝、正廉帝、神宗等都避位为僧”、“本书故事发生于北宋哲宗元祐、绍圣年间，公元1094年前后”等语；《碧血剑》中，金庸将原来的引首人物侯朝宗，调换为渤泥国的张朝唐，因而大引史料入文，都是同样环境下的产物。
就金庸的小说而言，“历史感”是无论新、旧本皆“一以贯之”的。大体上，旧本的“历史感”，着重于钩勒背景；修订本的“历史感”，则在强调“史识”——金庸娴熟书史，既“藉历史写武侠”，自然也不会放过在传述信史的过程中，展现他的“史识”。可以如是说，金庸在修订本中表现得最显豁的，便是他的“历史癖”。
“金庸版本学”的意义
金庸小说的版本，连同刊本、旧本、修订本及各地授权发行、外国译本，各类各样加起来，至少有数十种之多，仅仅从金庸小说版本的数量，我们就可明白，金庸是近代以来最受欢迎的中国作家，论者谓“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小说”，绝非谬赞之语！
金庸小说版本的差异，有属于“同时性”受地域影响的部分，如台湾的“盗版”系统，肇因于政治成分，在1979年以前，金庸因《明报》（或谓因《射雕英雄传》书名暗用了毛泽东〈沁园春〉“弯弓射大雕”之语）被归为“附匪文人”之列，甚至遭到台湾当局全面禁止。因此，台湾早期出版金庸小说，只能以暗度陈仓的办法盗版，或或变易作者（个中司马翎是被借用最多的），或改其书名（如《足迹侠影录》等），或据原书改编（如欧阳生《至尊刀》），或更动主角姓名（如《神武门》及《小白龙》）。金庸小说的盗版征象，可以窥见台湾在“白色胆怯”期间中，出版商（或文化事情者）如何打破防禁的苦心孤诣（当然，不能讳言，“商机”也是一大诱因），不失落为研究台湾文化发展的主要史料。
不过，大多属的金庸小说版本，是属于“历时性”的差异的。金庸的修订事情，始于1973年，诚如叶洪生所言，“金庸是用一九七三年的见识眼力来修正十六年前的‘旧作’”，“迥异于一样平常润色、整理，殆可视为洗手不干，重新改造”，因此，如果取金庸的新、旧本予以核对，自当可以深入理解金庸从开始创作以来的心途经程，有助于读者更进一层而理解金庸的作品。从最大略的地方提及，历来论者对金庸《天龙八部》书名的意涵，饶具兴趣，却每每无法直探其微，无论是将八部天龙逐一附会于书中人物，或是取其寓意，视为一种象征，总觉主不雅观意识过浓，不惬民气。然而，“刊本”却可供应一些切入的线索。在“刊本”中，此书原分“八部”，作者自云“这部小说将包括八个故事，每个故事为一部。但八个故事相互有连系，组成一个大故事”，而第一部是“摩呼罗迦（梵文Maharaga）之部”这是“八部天龙”中的“乐神，其形蛇首人身”，“无足、腹行之神，因毁戒、邪谄、多嗔、少布施、贪嗜酒肉、怠慢持戒，遂堕为鬼神；其体内多嗔虫啃食其身，痛楚非常”。熟习此书的读者，当然知道这一故事以段誉为主角，紧张在阐述云南大理国纠结繁芜的恩怨情仇、冤孽果报。细窥金庸原意，各部之名，应在呈显故事的“内容”，而非“人物”。不过，金庸写到一半，彷佛就改变了主张，故自第二部起，就不再标示“某部”，而“八个故事”的构想，也告中道而废了。至于金庸于修订本媒介中所说的“只是借用这个佛经名词，以象征一些现众人物，就像《水浒》中有母夜叉孙二娘、摩云金翅欧鹏”，显然只能代表“修订时”的构想了。
此处之以是强调“修订时”，紧张是欲表明，金庸在修订时，全体思想、不雅观念，均与原创期间有极大的差异，而此一差异，透过新、旧版的比对，是相称清晰的。以“铁胆庄事宜”为例，旧版的情节安排周仲英“亲手”杀子，并相称戏剧性地演出“交代遗嘱”、“伸谢生养”的场面，震荡力十足；周仲英为朋友义气，不惜消耗父子亲情，很明显是继续旧有的侠客形象而来的，我们在《史记．游侠列传》郭解不为外甥报仇、《太平广记．豪侠》贾人妻狠心戕杀亲子及历来流传甚广的“赵氏孤儿”故事，也依稀可见到类似的影子。侠客的生命重心在“广交游”，透过义气朋友的网络，建构自我声名，而支撑起这个架构的，便是所谓的“江湖道义”；周英杰“出卖”文泰来，是“见利忘义”，因此“周英杰受贿卖友之事，铁胆庄的人全都认为奇耻大辱”，如果不是由于周英杰仅仅只是个“十岁小儿”，周仲英如此讲究“江湖道义”，恐怕真的是“大仁大义”了。然而，朋友之道果真远较父子之情为主要吗？如果周英杰是成年人，周仲英应不应该“大义灭亲”？此处，实际上牵扯到侠客“义气”施用于社会现实面的难题及缺憾。而且，周英杰年方十岁，江湖对他而言，根本是虚幻的天下，周仲英强将“江湖道义”加诸小孩身上，不惜以捐躯其生命为祭献；而“红花会”得理不饶人，大兴问罪之师，实在令人疑惑，所谓的侠客，果真便是如此不近情理吗？在原形大白之后，章驼子这个直性人，居然仅仅用“一揖”，就粉饰了此一人伦悲剧，暗示了此一不近情理的行为之“理直气壮”。很明显地，金庸此时对侠客的不雅观念，还是相称传统而模糊。修订后，金庸将“受贿”改成“相激”，“亲手”改为“误杀”，“一揖”改成“嗑头”，正是思考到此“为义气杀子”的不合理，而作的改絃更张，也代表了金庸自身侠义不雅观念的改变——不过，金庸事实上还是回避了“义气施用”的问题，这是相称可惜的。
此外，金庸在修订本中所凸显的“历史癖”，也是值得磋商的心途经程之一。文学作品，如金庸一样平常以大量的史料、注脚、夹注、解释充斥其间的，金庸小说算是绝无仅有。读者不妨激赏，不妨惊叹，但是却不能将此视为其作品的一部分，从而误认为这是一种高超的表现办法。诚如陈墨批评《碧血剑》，“作者过多地关注历史和历史人物，固然使我们谈‘史’时喜逐颜开，但小说本身却不免要大受影响”，是相称一针见血的。不过，在浓厚的“历史癖”中，金庸彷佛并未察觉出自身的问题。金庸的“历史癖”使他在小说中每每忽略了真实与虚构的分际，以《鹿鼎记》中的建宁公主为例，金庸以按语谓“建宁公主实在是清太宗之女，顺治之妹。建宁长公主的封号也要到康熙十六年才封。顺治的女儿和硕公主是康熙的姊姊，下嫁鳌拜之姪。但稗官小说不求实事与正史相合，学者通人不必穷究”，金庸的“历史癖”于此显露无遗，但也每每自相抵牾，稠浊了小说与历史的界线。以建宁公主而言，事实上最适当的定位便是“纯属虚构”，盖因书中的建宁公主，未婚前即已不守妇道，且又分明有性虐待的癖好，自当与历史上实有的建宁公主差异开来（小说中当然不妨有另一个虚构且名为建宁公主的角色），但金庸为了知足其历史癖，反而刻意强调其虚构的“建宁公主”的历史性，牛头驴嘴，不免自乱阵脚。如硬要与史上的“建宁公主”符合，则此一满清公主之能否下嫁韦小宝，不仅令人滋疑，且与史实不符，何况更牵扯到“私德”问题，原无必要作此澄清，迳视之为一虚构的建宁公主即可。
金庸写武侠，同时也以武侠成名，但金庸实际上对其赖以成名的武侠小说（指类型而言），并没有多大的好感（这是大多数武侠作家的共同不雅观点，据笔者所知，除了古龙和温瑞安外，没有一个作家认为武侠小说可以当做一个文人的终生志业），乃至，武侠小说连历史小说也比不上，如果说普通小说是“次级文类”的话，则金庸心目中的武侠小说，极可能是“次次级文类”。因此，金庸颇沾沾于《鹿鼎记》“毋宁说是历史小说”之语；同时，在许多场合，宁肯以“小说家”为名，而讳言“武侠小说家”。说《鹿鼎记》是“历史小说”，不仅稠浊了历史小说与武侠小说的界线，乃至，也代表了金庸对武侠小说爱恨交加、迷离纠结的不雅观念。
有关金庸小说的评价，自倪匡以“古今中外，空前绝后”盛加称誉以来，论者险些众口一词，颇有“无所不用其极”的意味；然而，也因此而造成了影响极大的“排挤效应”，金庸武侠，在某种意义上就代表了全部的武侠小说，仿佛除了金庸，其他为数达三千种以上的作品，均无一可不雅观。这不仅仅使得许多精良的作品、作家，深罹蒙尘、遗珠之憾，实际上也模糊了武侠小说发展史的客不雅观征象。由于金庸小说创始的年代，正值武侠小说重新出发的期间，金庸挟盛名之力，每每也被误认为是所有“新派武侠”的鼻祖，自金庸以下，所有的武侠小说都是在金庸影响下创作的；而且，所有的作家，无论再如何能够创新，也都在金庸的笼罩之下。换句话说，金庸一个人就可以抵敌所有的武侠，金庸成了武侠的“唯一”——唯一值得读，也唯一值得研究的武侠。
关于武侠小说发展史的实际面相，笔者在〈民国以来“武侠研究”评议〉及〈解构金庸〉二文中，均有所论列，紧张是强调：港、台的武侠创作，基本上是同步进行、双峰并峙的；同时，金庸的作品固然精良，但无法奄有众家之长，金庸无法涵盖所有的武侠作品。从金庸小说新、旧本的比对中，我们可以创造：金庸小说的早期面貌，与修订后有相称大的差距，修订本已将旧本中许多明显的罅漏填补完成（如韦小宝的武功）——虽未必即无懈可击（金庸打算三度修订，正是为此）。因此，如果我们欲研究金庸在武侠小说上的独特造诣，修订本当然是“盖棺论定”所依；但是，如果欲将金庸置于武侠小说历史的发展中窥其造诣或影响，则“旧本”才是最确实可靠的，由于，金庸于此曾花了十年的精力，而其他作家，则一仍旧貌，没有供应最佳面孔的机会。
末了，从金庸版本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窥出金庸对普通作品（只管金庸意不在此，但工具却正在此）的严明哀求，这是极具意义的。武侠小说此一文类，向来有“不登大雅”之讥，读者固然以休闲消遣视之，以情趣为主，随阅随弃，便是作者，亦多数为稻粱而谋，随写随忘，极罕得有人以严明的态度面对。金庸肯以十年精力，潜心修订，且不厌其噜苏，博纳雅言，一改再改，可以说是有史以来第一个严明负责的普通作家，这是具有深刻意义的，我们虽不敢就此论断武侠小说从此就步入文学殿堂，足以与典雅文学作品等量齐观，但却不能不承认，金庸以如此严谨的态度面对自己的作品，无疑将一新论者线人，且有助于其他普通作者对自我切实其实定与哀求。以此更进一步，相信普通文学与典雅文学双峰并峙的日子，将为期不远了。
附：台湾远流出版社李志清绘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