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喜好弹履霜一曲，故时人称之为范履霜。他工于诗词散文，所作的文章富政治内容，文辞秀美，气度豁达。他的《岳阳楼记》一文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两句，为千古佳句。也是他生平爱国的写照。他不仅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统帅，也是—位卓越的文学家和教诲家。他领导的庆历改造运动，成为后来王安石“熙宁变法”的前奏；他对某些军事制度和计策方法的改进，使西线边防稳固了相称永劫代；经他荐拔的一大批学者，为宋代学术壮盛奠定了根本；他倡导的先忧后乐思想和仁人志士节操，是中华文明史上闪烁异彩的精神财富：朱熹称他为“有史以来天地间最高级人物”千载迄今，各地有关范仲淹的遗迹始终受到人们的保护和纪念。
范仲淹从小读书就十分刻苦，朱家是长山的富户，但他为了励志，常去附近长白山上的醴泉寺投止读书。晨夕之间，便就读讽诵，给僧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时，他的生活极其艰巨，每天只煮一碗稠粥，凉了往后划成四块，早晚各取两块，拌几根腌菜，调拌于醋汁，吃完连续读书。后世便有了划粥割齑的美誉，但他对这种清苦生活却绝不介意，而用全部精力在书中探求着自己的乐趣。大中祥符七年（公元1014年），迷信玄门的宋真宗率领百官到亳州（今安徽省亳州市）去朝拜太清宫。浩浩荡荡的车马途经南京（今河南省商丘市，下同），全体城市轰动了，人们争先恐后地看天子，惟独占一个学生闭门不出，仍旧专一读书。有个要好的同学特地跑来劝他：“快去看，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千万不要错过！
”但这个学生只随口说了句：“将来再见也不晚”，便头也不抬地连续读他的书了。果真，第二年他就得中进士，这位学生便是日后北宋伟大的改革家思想家范仲淹。
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秋和八年(1015年)春，他通过科举考试，中榜成为进士。在崇政殿参加御试时，他第一次瞥见年近五旬的真宗天子。后来还荣赴了御赐的宴席。仲春的汴京(今开封市)，春花满目。进士们坐跨骏马，在鼓乐声中游街：“长白一寒儒，名登二纪余”。他吟着这样的诗句，想到自己已经二十七岁。比起阁下的滕宗谅等人，年纪显得大了许多。不久，他被任命为广德军的司理参军（广德军位置在今安徽广德县一带，司理参军是掌管讼狱、审理案件的官员，从九品）。接着，又调任为集庆军节度推官（集庆军辖境位置在今安徽亳州一带，节度推官是幕职官，从八品）。他把母亲接来赡养，并正式规复了范姓，改名仲淹，字希文。从此开始了近四十年的政治生涯。
从元昊叛宋起，宋军的边防开支便溘然膨胀起来。政府为了扩大收入，又不得不增加百姓包袱。于是，包括京城附近在内，各地反抗朝廷的暴动与骚乱，纷然而起。庆历三、四年间(1043—1044年)，急待稳定政局的仁宗天子，彷佛显得格外爽朗和进步。他将西线的三名统帅——夏竦、韩琦和范仲淹，一同调回京师，分别任命为最高军事机关的正副主座——枢密使、枢密副使；又扩大言官体例，亲自任命下三、四名谏官——欧阳修、余靖、王素和蔡襄，后来号称“四谏”。 “四谏”官一声奏言，撤掉了略无战功的夏竦，以杜衍和富弼为军事主座。“四谏”官又一声奏言，彻底罢免了吕夷简的军政大权。“四谏”们第三声奏论，则驱逐了副宰相王举正，以范仲淹取而代之。面对这前所未有的出色班底，石介大喜过望。他写诗赞颂说：举擢俊良，肃清妖魅！
提升众贤，就象拔茅一样，大批群起，驱逐奸邪，就象切掉鸡爪一样平常，永久可以连续。庆历三年(1043年)玄月，仁宗连日敦促范仲淹等人，拿出方法，改变局势。范仲淹、富弼和韩琦，连夜起草改革方案。特殊是范仲淹，负责总结从政28年来酝酿已久的改革思想，很快呈上了著名的新政纲领《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十项改革主见，它的紧张内容是：（一）明黜陟，即严明官吏升降制度。（二）抑侥幸，即限定侥幸作官和升官的路子。（三）精贡举，即严密贡举制度。（四）择主座。（四）择主座。（六）厚农桑，即重视农桑等生产奇迹。（七）修武备，即整治武备。（八）推恩信，即广泛落实朝廷的惠政和信义。（九）重命令，即要严明对待和慎重发布朝廷号令。（十）减徭役。
《条陈十事》写成后，立即呈送给宋仁宗。宋仁宗和朝廷其他官员商量，表示赞许，便逐渐以诏令形式颁发全国。于是，北宋历史上轰动一时的庆历新政就在范仲淹的领导下开始了，范仲淹的改革思想得以付诸履行。 新政履行的短短几个月间，政治局势已焕然一新：官僚机构开始精简；以往凭家势做官的子弟，受到重重限定；昔日单凭资历晋升的官僚，增加了调查古迹风致等手续，有分外才干的职员，得到破格提拔；科举中，突出了实用议论文的考察；全国普遍办起了学校。范仲淹还主见，改变中心计心情关多元领导和虚职分权的系统编制，负责扩大宰臣的实权，以提高行政效率。为了撤换地方上不称职的主座，他又派出许多按察使，分赴各地。按察的申报请示一到，贼官姓名就从班簿上勾掉。富弼看他一手举簿、一手执笔，俨若无情的阎罗判官，便从旁劝谕：“你这大笔一勾，可就有一家人要哭!”范仲淹回答说：“一家人哭，总该比几个州县的人哭好些!”
改革的广度和深度，每每和它遭到的反对成正比．大批守旧派的官僚们，开始窃窃私语。御史台的官员中，已有人鞭笞某些按察使——说什么“江东三虎”、“山东四伥”。范仲淹在边防线上的几员部将，也遭到秘密的调查，并碰着许多麻烦。欧阳修等“四谏”，企图摈除这些守旧派的爪牙，另换几名台官。但他们很快创造，台官背后，掩蔽着更有权势的人物。欧阳修本人，反被明升暗降，离京出使河东。范仲淹预感到，事情绝不象石介颂扬的那么大略：改革路上，隐患重重；新政出路，也岌岌可危。庆历四年(1044年)仲夏时节，台官们忽然声称破获了一起谋逆大案。该案直接涉及的，是石介和富弼。仁宗不信会有这等事情。石、富二位，更觉莫名其妙。但是，台官却有石介给富弼的亲笔信件作证；而信中又隐然有废黜仁宗之意。石介对此，矢口否认．富弼未及辩诬，先已惶恐不迭。实在，此事纯为夏竦一手制造。从他被撤去枢密使职、并被石介斥为“奸魅”时起，便秘密买通婢女临摹石介的手迹。该婢临写之功，已非一日。此案一兴，蜚语四起。后来，乃至牵连到范仲淹改革的诚意，乃至扩大相权的用心之类。宋仁宗虽然对这件事未必全信，但看到反对改造的势力这么强大，他开始动摇了，这时，宋夏之间已正式媾和。政治危急，也大略消弭。仁宗对付改革的兴致，已渐冷漠和淡释。富弼为了避嫌，要求出使边地。范仲淹也自知无趣，带职去察看河东与陕西。宰相章得象和副相贾昌朝，当初曾附和过范仲淹的新政。但在实际实行中，他们却两面三刀。待到新政受挫，改造派遭诬，他们便立即转向。范、富离京之后，他们索性与守旧势力联合，对范仲淹等人落井下石；并通过台官，制造新的冤案，将在京的改造人物一扫而空。庆历五年(1045年)初，曾年夜方冲动大方，想励精图治的宋仁宗终于完备退缩，他下诏废弃统统改革方法，范仲淹和富弼被撤去军政要职。实施仅一年有余的各项新政，也先后纷纭撤消。京师内外的王侯将相及厥后辈，依旧歌舞喧天。范仲淹拔除弊政的苦心孤诣，转瞬间付之流水。他被调作那州(今陕西彬县一带)知州，准备为这范氏先人的发祥地，做些力所能及的好事，以施展自己的抱负。
这年冬天，范仲淹已近五十八岁。边塞的寒冷威胁着他的康健，他被许可移到稍暖的邓州（今河南省邓州市）做知州。此时，富弼已贬至青州(今山东省益都一带)，欧阳修贬去滁州(今安徽省滁县等地)，滕宗谅贬在岳州(今湖南省岳阳一带)，尹洙则流窜筠州(今江西省高安附近)，并备受凌辱。范仲淹经由申请。把尹洙接到邓州来养病，尹洙临终，极为穷苦，他笑着见告范仲淹：“去世生乃是正常的规律。既无鬼神，也无恐怖。”皇佑元年（1049年），范调往杭州作知州。他出资购买良田千亩，让其弟找贤人经营，收入一钱不受，成立公积金，对范氏远祖的后代子孙义赠口粮，对婚丧嫁娶也均有帮助（有俸禄的官员除外），这种善举冲动天下，全国范姓公民视范仲淹为圣贤而敬之。皇佑三年(1051年)，范仲淹又移任青州。这里的冬寒，加重了他的疾病。第二年(1052年)调往颍州，他坚持扶疾上任。但只赶到徐州，便在五月二旬日（6月19日）放手凡间，享年六十四岁。这时范仲淹积蓄已尽。一家人贫病交困，仅借官屋暂栖，略避风雨。范仲淹去世讯传开，朝野高下同等哀痛。包括西夏甘、凉等地的各少数民族公民，都成百成千地聚众举哀，连日斋戒。凡是他从政过的地方，老百姓纷纭为他建祠画像，数百族人来到祠堂，像去世去父亲一样痛器哀悼。范仲淹去世后没有选择葬在苏州，而是选择了河南洛阳伊川。听说一方面其母再醮无法入苏州安葬，一方面他是效仿唐代三朝居相的姚崇。另一个缘故原由乃范的先祖是汉代的清诏史汝南范滂，他的十代祖范履冰在唐武则天时曾任宰相。以是范仲淹曾在给兄信中说过：“我本北人，北人淳厚。”他葬伊川后，宗子范纯佑、次子范纯仁（任过宰相）、三子范纯礼和四子范纯粹及九孙、六曾孙也葬在他夫妇周围。北宋天子闻讯后难过万分，追加范公为兵部尚书，并亲书褒贤之碑。纪念范公的碑文由曾支持他变法的文学泰斗欧阳修撰写。两年方成，激情亲切饱满，词语生动。
范公的勤奋、正派，为国为民的精神勉励了一代又一代国人。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品质也成为中华民族风致的代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已经熔铸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影响了万万千万人，成为中华民族乃至天下公民的宝贵精神财富。其“先忧后乐”精神已成为一座不朽的丰碑，树立在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心目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