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发于2019年6月13日《南方周末》）
网上有位副教授替几位名人“考虑诗意”，笑骂了一通他们的唱和，读了很有点高兴，那些人确实像群魔乱舞。副教授自道“近两年里解读了历代流传的诗词作品二百多首”，足见有资格笑骂。末了他技痒，也赋诗一首，竟然全不识平平仄仄，这真是笑人齿缺，自己也狗窦大开。人在日本，便想到日本二三事。
前些天，茨城县一座神社里立起一尊塑像，颂扬一年前去世的该县经济界名人幡谷祐一。幡谷祐生平于1923年，83岁入学，86岁读完筑波大学博士课程，研究“回收地沟油的地域环境及社会经济影响综合评价”，以是塑像的他身穿博士袍，头戴博士帽。91岁那年给母校捐了一座女学生塑像，脚前还有块方石卧地，上面铭了他作的“汉诗”：白面诗人学筑波，发奋忘食纸笔耕，桃李满门邦家丰，紫峰名声四海奔（筑波山别称紫峰，是茨城县的象征）。一韶光大哗：这也算汉诗！
堂堂国立大学，于中应有，一个半个懂汉诗！
日本自古把中国的诗（格律诗）叫汉诗，相对而言，日本传承的诗叫和歌。以前单说一个“诗”字便是指汉诗，而今指的是新诗（新体诗）。日本人作汉诗，跟中国人一样用汉语，依循格律。措辞学家金田一春彦指出：“日语的语法、日语的发音，根底是古昔日语的原生态，从汉语大受的影响是大量拿来了词汇，而发音、语法只受了一小点儿。”汉诗的规则及特色紧张表现在语音语法上，以是对付日本人来说，节制并创作可不是易事。幡谷祐一年已古稀开始写汉诗，出版诗集好几本，想来是自费，还结成茨城县汉诗同盟。莫非自知写不来中规中矩的汉诗，自称“平成自由诗”。想想当今连自诩“阅读干系诗词作品不计其数”的中国副教授赋诗也不过是凑够字数分成行，怎么美意思苛求外国人。中国有所谓汉俳，无非拿来了日本俳句的字数，并不去借鉴作法，确实要挂个“汉”字，但这招牌隐约还别有一种得意。
关于日本的汉诗，大町桂月写过一篇《明治文坛之奇征象》，千把字概括了日本汉诗史。他生于明治初，去世于大正末，是墨客、歌人、评论家，写道：“到了明治之世，泰西的文学、思想忽地进来，但这还不足为奇。小说变貌而勃兴，但这还不足为奇。新体诗勃兴，这并不很奇。但本该衰亡的汉诗反而兴盛，而且水平更高了，我们就不能不以为匪夷所思。自汉籍传入，两千年作汉诗的技能之发达还不如明治时期。王朝时期能达到汉学的东西有很多，但汉诗极为稚子，没有一个像墨客的墨客，没有一首可诵之诗。如后世奉为文学之神的菅原道真也不过是白居易的浅薄模拟者，别的可推知。后来良久都没有汉学，没有汉文，没有汉诗，到了足利时期，往来于中国的僧侣为数不少，日本又有了诗。不，才有了像诗的诗。僧绝海中津是我国开辟以来第一个汉墨客。不，直至德川幕府末年，如绝海者也险些没有。其后到德川时期的元禄往后，有作得不好的唐诗，有作得不好的宋诗。菅茶山、梁川星岩等，作得略好些，但不是大才。星岩门下，森春涛、大沼枕山、冈本黄石、小野湖山、铃木松塘等装点明治前半的汉诗坛，也不那么足以为奇。及至森春涛之子森槐南崛起，千余年日本汉诗坛才涌现天才。泰西文物文艺源源输入，洋灯取代和灯的世上，那和灯的灯火将灭，却通亮一时，这便是当今汉诗坛之谓乎。”
对付多数中国人来说，明治维新不过是一个传说，而且被无知地或者故意地加以夸年夜。幕末（江户幕府末年）志士都写得来汉诗，有汉文素养是他们搞维新成功的一个紧张缘故原由。例如西乡兴盛是维新三杰之首，最给人以武人的印象，他写下这样的汉诗：几历酸楚志始坚，丈夫玉碎耻砖全，我家遗事人知否，不为儿孙买美田。按谱作诗，特意把惯用的“瓦全”改成“砖全”，其苦心可感。若换了中国的名家，便是用“瓦全”，被谀为不拘一格也说不定。
日语由汉字和假名构成。起初假名是“女笔墨”，女人用它创作《源氏物语》《枕草子》，开日本文学的先河，以是日本文学压根儿带有女气。男人用汉文办公，写汉诗附庸风雅，私下里也用假名写和歌，跟女人谈情说爱。这样一来，汉诗与和歌就有了“分工”，诗言志，歌抒怀。各有各的用途，也难免偏失落，彷佛汉诗是不能抒怀的。对此，芥川龙之介说：“抒怀诗式的感情彷佛与汉诗不大有缘,却也未必如此。”他举出晚唐墨客韩偓的喷鼻香奁诗,说这便是“汉诗的意见意义”。听说鲁迅曾批评日本人的汉诗只讲道理，不讲诗趣，劝告日本朋侪不要作汉诗，日本人不适宜。恐怕这样“只讲道理，不讲诗趣”正是汉诗与和歌的“分工”造成的。日本人喜好分工，干事才风雅，其他定型诗也各有侧重，俳句多写景，川柳写生活或社会，以讽刺为能事。
大町桂月一言以蔽之，曰：“明治二十年代实乃汉诗全盛时期。”明治二十年代是1887年至1896年，其间的1894年、1895年打了一场甲午战役，我大清惨败。清墨客纷纭作诗，一朝瓦解成劫灰如斯。开战前一年，1893年，正冈子规发起俳句改造运动，翌年他作为随军踏上辽东半岛，这时李鸿章在日本的下关签约，割地赔款。正冈子规也说过：“当今文坛，比较歌、俳、诗三者，比较其进步的程度，诗为第一，俳为第二，歌为第三。”报纸上设有汉诗栏，1918年（大正七年）破除，此后俳句、短歌霸天下，以至于今。
1774年杉田玄白等人费时四年把西方解剖书《解体新书》翻译成汉文。百年后中江兆民为了用汉文翻译卢梭的《社会左券论》，特意进汉学塾学习。三年后，明治十八年（1885）坪内逍遥出版《小说神髓》，由此模拟西方的近代文学起步，即明治文学的发轫。日本人作汉诗千百年，终于登上了顶峰，然而下一步便是断崖。所谓教养人依旧沉溺于汉诗文之外无诗文，对《源氏物语》《枕草子》等出自妇人之手的作品很不齿，但本来以攘夷为号召的志士当政后转向西化，富国强兵，首当其冲的是汉文。具备汉学素养的人最先感应并因应英语的主要性，时期转型，他们的对策是双修，既上学校学洋学，又进学堂读汉学。夏目漱石是一个范例。他比明治这个年号早生一年半，明治二十二年（1889）用汉文写游记《木屑录》，令正冈子规惊叹。漱石从小学汉文，但考虑出路，只好上东京帝国大学读英语，为之痛楚，到底走上了小说之路。他生平作汉诗二百零八首，水平之高，不愧为汉诗闭幕者。大正时期汉学不再是社会的根本教养，变成了专家的擅场。足以为奇的是大正天皇酷爱汉诗，万世一系里末了一个作汉诗的天皇。
田中角荣比夏目漱石晚生半个世纪，1972年与中国规复邦交，他也作了一首汉诗赠给毛泽东主席。诗曰：“国交途絶幾星霜，修睦再開秋将到。隣人眼温吾人迎，北京空晴秋気深。”毛泽东回赠他《楚辞集注》，当然意不在诗。从水平来说，和日本第一任总理大臣伊藤博文的汉诗比较，切实其实有云泥之差，但这首所谓汉诗无疑是他自己写的，也令人冲动。
本日的日本除了汉诗爱好者，个别作家也重视汉诗，例如古井由吉。生于1937年，东京大学德语德文学硕士，1968年开始写小说，以《杳子》得到芥川奖，在日本文学史上属于“内向一代”。有人赞他仅次于大江健三郎，有人斥之为“无聊的美学”。一个叫福田和也的评论家给日本小说打分，古井的长篇小说《假往生传试文》被打了96分，和村落上春树的《发条鸟年代记》分数相同。古井记述过自己的读书经历：日本败北，被美军盘踞，这时他上小学二年级。汉字险些被盘踞军给废了，作为封建教诲、军国教诲余孽的汉文课统统被取消。高中是一所老学校，有汉文老西席，多少教了些汉诗。年过四十，认识到缺少汉文素养，耽读唐诗宋词，写了一本《读漱石汉诗》。
水村落美苗生于1951年，12岁随家去美国，读完耶鲁大学法文博士课程，在普林斯顿大学执教时开始用日语写小说。为夏目漱石的未完小说《明暗》续貂，得到艺术选奖新人奖。她说：接管战后教诲如我者，没有“我喜好的汉诗”，只有“我知道的汉诗”，感叹“假如小时候被教给汉诗就好了，现在作为小说家，不禁为战后日本感到悲哀”。
彷佛只是用当代日语编故事的作家不大有这样的认识。
李长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