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一者
书法理论家在评述书家的作品是每每用“高古”一词，说有一股高古之气，还有书法学习“取法高古”“效法高古”“与古为徒”等等；中国诗词、字画、器物（瓷、玉、铜器）家居等，均有高古一品，高古一词的基本阐明是高雅古朴。不同的领域亦有不同的阐明，如中国古代诗、书法和画等是意境上的高古，是内在的；而器物、家具类的高古则是品相上的，是外在形式的表现之一，是残缺、断损。
关于高古，唐代司空图《二十四诗品·高古》写道：
畸人乘真，手把芙蓉。
泛彼年夜难，窅然空踪。
月出东斗，好风相从。
太华夜碧，人闻清钟。
虛伫神素，脱然畦封。
黄唐在独，落落玄宗。
诗的意思大概是，畸人（阐明为：神仙）凭借着真气，手持莲花，乘云驾雾，邀游太空，“手把美蓉”在李白《古风》一诗中提到 “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度越了重重劫难，盲远地变得无影无踪。夜晚，玉轮从东方升起，好风随着吹来，畸人伫立在太西岳顶，谛听着悠悠的钟声。贰心神虚静素淡，六根清净，超脱了是非庸俗的天下。 “黄唐在独”一句，黄，是黄帝；唐，是唐尧。陶渊明《时运》诗说：“黄、唐莫逮，慨独在余。”这是说，黄帝、唐尧的时期，已无法遇上，我只能独自感慨不已。这里，司空图首先表达的是崇古意识，强调的是韶光意蕴，也便是表达了对付淳厚、邈远的邃古之世的仰慕和追求。“落落玄宗”，便是落落非凡地成为玄妙的化身。
全诗深化悠远的韶光意蕴，并哀求超越盛行的、平常的、凡庸的风格。仙家的生命是超然的，久远的，无尽的，因而能从远古的黄、唐之世一贯绵延至今，这也是其生命悠久不尽之故。司空图的高古诗说出了高古一品的紧张美学意蕴。“高”、“古”便是“超然出众曰高”；“撤除常情曰古”。对付中国书法，高古是极具美学代价的，凡书法作品具有久远韶光意蕴的，评论家们每每以“古”来批驳、赞誉它。“古”，之美是着眼于其时间之久，而实在质是生命的悠久历史的久远。
《开母庙石阙铭》
高古美的一种主要表现便是历史造成的韶光间隔及其残缺斑驳的形式之美，如《石鼓文》，汉代的《开母庙石阙铭》，魏晋时期劫余幸存的《十三字残碑》《“节”字残石》等，都是一种高古美，而这一种美，也紧张由历史韶光的消蚀、摩挲所致。
从历史上看，此论混同了书法批评史上早以凝定的“古”与“今”的时期风格边界。孙过庭《书谱》：
汉、魏有锺、张之绝，晋末称二王之妙………评者云：“彼之四贤，古今特绝，而今不速古，古质而今妍。”
在南朝以来的书法美学体系中，“古雅”和“今妍”是相互对立的审美观点，二者分别系属于“古”和“今”这两个不同的时期范畴。
锺繇、王羲之、王献之四人都具有古雅风格，这一评断不免失落当。就锺王比较，前者被评为“古雅”，后者则被评为“今妍”。 “古”和肥、质、雅、朴等相联系、“今”和瘦、妍、媚、美等相联系，这是迥然不同的两种风格之美，个中质、雅和妍、媚是最主要的差异，而这正是魏晋时期锺、王二家风格的主要差异。
钟繇《墓田丙舍帖》
以此来核阅锺繇的作品，无论是《荐季直表》、《宣示表》、《还示表》，还是《贺捷表》、《墓田丙舍帖》等，无不具有高古所具有的与“妍”、“媚”不同的“质”、“雅”的美学特色。而王羲之书则属于“今妍”，具有“妍媚”的特色。当然，这也解释了王羲之能适应时期变革而改造，但也正由于如此，其“今妍”的书风和“古雅”的书风才有着时期的差异当然也该当承认，随着历史流程的发展，“今”也就走向“古”，而“古”者会变得更“古”。就本日来看，不仅包括锺繇在内的“汉魏遗留”早已成为古迹，而且包括王羲之在内的“晋唐素绻”也早已成为邈远的历史文物，因此亦称“古雅”，但在中国书法史上，作为特定的历史时段，汉魏之“古”和东晋之“今”，其观点是确定不变的。
钟繇书法究竟为什么会突出地含茹着古雅之美？该当说，这紧张来自隶意。詹同《谢章隶书歌》写道：
“不求妍巧自奇拙，禹鼎周彝文断缺……冠冕佩玉古君子，天生古貌有古心。”
该诗形象地描颂和突出了隶书的古意之美。而锺书古色古喷鼻香、旧道热肠的主导风格，正是与隶书密切干系。这还可证之以如下批驳汉、魏以降，书虽不同，大抵有分隶余风，故其体质高古。
《莱子侯刻石》原石
关于高古风格美的形成，还有一个十分主要的历史缘故原由，这便是在两种书体嬗递交替之时，某些作品由于主客不雅观条件而古意每每特殊浓郁，这也就最有可能孕育出高古美的名品佳作。例如，在西汉乃至东汉初，篆书尚有一定上风，而隶书则不太成熟，处于二者交替期间的《莱子侯刻石》，就具有以篆为隶的审美特色。方朔《枕经金石跋》就称其“构造简劲，意味古雅”。
《莱子侯刻石》拓本局部
杨守敬《平碑记》指出：
“是刻苍劲简质，汉隶之存者最古，亦为最高。”
这也便是把它视作“高古”的范例。至于现存极早的西汉刻石之一的《鲁孝王刻石》，更是带有浓重篆意的隶书，它隶篆交融方正与参差相结合，不雕不琢，淳厚自然，是带有高古之风的书艺精品。
再如《爨宝子碑》和《爨龙颜碑》，被誉为“南碑二宝”。二碑分别刻于隶楷相交的晋、宋时期，由于云南边陲隶书意味的分外积淀，由于当时盛行的重隶意识，或者说，由于当时当地分外的书碑风尚，如阮元《北碑南帖论》所说：
“其书碑也，必有波磔，杂以隶意”
因而这类楷书中每每不同程度地渗透着隶意分情，从而孕育了它们富有分外个性的高古之美。《爨宝子碑》一样，隶趣盎然，古意浓郁，浑穆渊深，超然出尘，令人想起“不求妍巧自奇拙，禹鼎周彝文断缺”的诗句。南朝还有一个高古风格的精品，便是《瘗鹤铭》。
刘熙载指出此书“用笔隐通篆意”，“举止历落，气体宏逸，令人味之不尽”。
《瘗鹤铭》拓本
作为摩崖刻石，《瘗鹤铭》的特色是楷体、隶韵、篆意、草情皆具，字体大小参差错落，沉着严重而又萧散逸远，加以剥蚀已甚，亦堪称为高古的精品。
《瘗鹤铭》单字
综不雅观以上所举实例，可创造高古美还有一个特色，便是杳然渺然，意蕴深远。《二十四诗品》、《二十四画品》中所说的“盲窅然空踪”，“落落玄宗”，“人闻清钟”以及“羲皇上人，或知其意。既无能名，谁泄其秘”……都是对这一特色发人遐想的审美描述。再联系作品来看，无论是《石鼓文》，还是《宣示表》；无论是《鲁孝王刻石》，还是《爨龙颜碑》或《瘗鹤铭》……都能臻于这种深邃、迢遥，达到一种至极的境界。
